去挪威生活了一个月，才知道极昼极夜能把作息搞乱到什么程度

2026-09-23 01:05 旅游攻略 1 0

◎ 身体比钟表诚实。

挪威的夏天，太阳不下班。所有人都以为极昼是福利——多出来的阳光、无尽的白天、可以在午夜打球的浪漫。

我在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甚至特意订了带大窗户的房间，想着“凌晨两点看日落”。

结果到了第三周，我站在特罗姆瑟街头，看着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头顶，掏出手机——凌晨两点十七分。我的身体在尖叫着要睡觉，我的眼睛却告诉我：现在是中午。那一刻我才知道，极昼极夜不是风景，是一场对作息系统的恐怖袭击。我站身体这一边，反对所有把极昼浪漫化的说法。挪威人自己也被搞乱了，只是他们不承认。

我认识的第一位挪威人叫英格丽，六十多岁，是我在特罗姆瑟的房东。她交给我钥匙那天，特意指着卧室窗帘说：“这个是遮光帘，夏天一定要拉严。”她说这话时是下午三点，窗外太阳正烈。我随口问了一句：“不拉会怎样？”她看了我一眼，说：“你试试就知道了。

”那个眼神，像极了中国家长对孩子说“你非要不穿秋裤就试试”的表情。

后来我才知道，这句“你试试就知道了”是整个挪威夏天最轻描淡写的警告。

一、凌晨三点的太阳

到特罗姆瑟的第一天，我的身体还带着上海时间。飞机落地是当地下午四点，阳光斜照，温度十二度。

我拖着箱子找到英格丽的房子，一栋刷成暗红色的木屋，门口种着两棵一人高的云杉。

英格丽穿着羊毛开衫，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被海风刻出来的。她带我看了房间，厨房冰箱里有半盒牛奶和几片全麦面包，冰箱贴上夹着一张手写的纸条：“欢迎，牛奶是给你的。英格丽。”

第一晚，我按上海时间晚上十一点躺下。窗帘拉了一半——我故意留了一条缝，想看看极昼的午夜是什么样子。那条缝里透进来的光是灰白色的，像清晨五点。我闭上眼睛，翻来覆去。身体说该睡了，脑子说天还亮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我摸到手机一看：凌晨三点零四分。窗缝里的光变成了暖黄色，太阳的位置比睡前还高。我坐起来，听见窗外有鸟叫——不是夜鸟，是那种清晨才有的、密集的、精神抖擞的鸟叫。我拉开窗帘，外面有人遛狗。

一个穿着荧光绿夹克的男人，手里牵着一条哈士奇，慢悠悠地走过木屋前的碎石路。

他看见我站在窗边，抬手挥了挥，喊了一句挪威语。我没听懂，但语气是那种“早上好”的轻快。

我站在窗前，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明明白白：03:04。

我的胃在说“该吃早饭了”——它在上海时间九点多确实该吃早饭了。

我的眼睛在说“太阳都这么高了你还愣着干嘛”。我的膝盖和肩膀在说“你睡了不到四小时，别逞强”。这三个声音同时响，我整个人像一台被强行切换电压的电器，嗡嗡嗡地发烫。

这就是极昼对我的第一击。它不是让你睡不着——它是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睡。后来英格丽告诉我，特罗姆瑟在六月，太阳整月不落。五月十七号到七月二十五号，太阳不会降到地平线以下。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厨房煮咖啡，动作很慢，像是怕咖啡壶烫手似的。

“我刚搬来那年，”她往杯子里倒牛奶，“整整两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

后来我学会了——困了就睡，醒了就起来。不看表。”

“不看表？”我重复了一遍。

“不看表。”她把咖啡推给我，“表是给冬天用的。”

二、超市里的遮光帘

第二周，我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

之前那条缝已经彻底被我堵上了——用一件叠好的卫衣塞在窗帘接缝处。

但光还是从边缘渗进来，灰蒙蒙的一层，像有人拿着一张巨大的描图纸蒙在你眼睛上。我在超市买了第一副遮光帘。特罗姆瑟的Coop超市在市中心，门口有个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在抽烟，婴儿车篷拉得严严实实。超市里面不大，但东西全。我走到家居区，货架上整整齐齐码着各种遮光帘，从一百多克朗到八百多克朗不等。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店员正往货架上补货，金发扎成一个小辫，露出的手臂上有个鲸鱼纹身。

我拿起一副标价四百九十九克朗的，问他：“这个真的能遮住吗？”

他转过头，看了看我手里的帘子，又看了看我。“你是新来的？”

“对。”

他点点头，从货架最里面抽出一卷银灰色的、看起来像太空毯的东西。“买这个。”他把那卷东西塞到我手里，“七百九十九。贵，但能让你睡觉。”

“你怎么知道我要睡觉？”

“所有新来的都要买遮光帘。”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自然规律，“买便宜的，下个星期还会回来。买这个，一次搞定。”

我接过那卷银灰色的东西，确实比普通遮光帘厚一倍，摸上去像铝箔。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是个棕色皮肤的年轻女人，头巾包得很整齐。她扫了一眼那卷帘子，又扫了一眼我，说：“刚到？”

“嗯。”

“拉的时候用胶带把边贴上。”她扯下一截收银纸，在背面画了个窗户的示意图，“这边，这边，还有这儿。不然四点就被晒醒。”

“谢谢。”

她把收据递给我，又加了一句：“能睡就睡。别跟太阳较劲。你赢不了。”

那天下午我把帘子挂上，按照她在收银纸上画的示意图，用胶带把边缘封死。房间瞬间暗下来——不是普通的暗，是那种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的、纯粹的黑暗。我站在黑暗里，突然觉得困了。手机上显示下午两点。我躺下去，睡了三个小时。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摸到手机——下午五点。窗外太阳还挂着。但我睡了，这是来挪威之后第一次连续睡三个小时。

三、索菲亚的咖啡

第三周，我的作息彻底碎裂了。不是“有点乱”，是碎裂——像一面镜子掉在地上，你捡起碎片，每一片都映着不同的时间。我开始在凌晨两点煮面条，在下午四点睡觉，在半夜十二点出门散步。特罗姆瑟的午夜阳光是淡金色的，照在身上没有热度，但亮得让人心虚。街上有人跑步，有人遛狗，有人坐在港口边的长椅上喝啤酒。我分不清他们是“还没睡”还是“已经起了”。这个问题在挪威的夏天没有答案。

索菲亚在斯图尔斯坦街上开了一家小咖啡馆。我是在某个“不知道是几点”的时间走进去的——手机显示晚上十一点四十，窗外的光像下午三点。索菲亚四十来岁，短发，戴着细框眼镜，围裙上沾着咖啡渍。她正在擦杯子，动作不快不慢。店里只有我一个客人。我要了一杯美式，五十五克朗。她递给我的时候问：“睡不着？”

“嗯。”

“第几周了？”

“第三周。”

她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什么。“第三周最难受。第一周身体还带着你原来的节奏，第二周开始乱，第三周到谷底。第四周会好一点——你开始放弃抵抗了。”

“放弃抵抗？”

“对。你不再问‘现在该不该睡’，而是问‘我现在困不困’。困了就睡，哪怕外面太阳晒屁股。不困就醒着，哪怕手机显示凌晨三点。”她拿起一个杯子对着灯看，确认没水渍，又放下。“我花了七年才学会这个。”

“七年？”

“我搬来特罗姆瑟七年了。头两年夏天，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等天黑，像等一个永远不来的约会。后来有一天我放弃了——我不等天黑了。我困了就拉窗帘睡。管他外面什么天。”

她说这话时，有人推门进来。

一个老人，戴着毛线帽，穿着厚夹克——外面气温十二度，他穿得像要进冷库。

他走到柜台前，索菲亚已经转身去拿杯子了，头也不回地说：“老样子？”老人嗯了一声，在窗边坐下。索菲亚开始做咖啡，动作很慢，像是故意把时间拉长。

“他是拉尔斯，”索菲亚小声说，“渔民。七十岁了。每天这个时候来——他说他不管钟表，只管太阳。太阳在哪儿，他就干什么。夏天他跟着太阳走，冬天他也跟着太阳走。身体有自己的钟，他说。”

拉尔斯坐在窗边，背对着我。窗外是港口，有船，有海鸥，阳光落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金。他端着咖啡，看着外面，很久才喝一口。那个画面安静得像一幅画——但如果你知道那是午夜，一切就变得不真实了。

四、拉尔斯的航海图

第四周，我去找拉尔斯出海。他有一条小船，停在港口最边上，船身刷成白色，木头的，有些年头了。他说他每个夏天都出海，不为捕鱼，就为“在太阳底下待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冬天太长了。冬天的时候，太阳不出来，我就得靠夏天的太阳活着。”

我们下午出发——手机显示下午五点，但太阳在头顶偏西一点的位置，像上海的中午。

船开出港口，风很凉，海面碎光。拉尔斯站在船尾，手搭在舵上，眯着眼睛看远处。他穿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出毛边，手背上全是褐色的斑点。

“你试过不睡觉吗？”他突然问我。

“什么意思？”

“就是，不睡。一直醒着。看看会怎样。”

“没有。”

“我试过。”他盯着海面，“有一年夏天，我连续四天没睡。那时候年轻，觉得不困就不睡。

结果第四天下午，我在船上站着，突然发现——我不知道自己在哪。

海是一样的海，天是一样的天，我分不清是早上还是下午。我掏出表看，两点十分。但两点十分是早上还是下午？我不知道。”

他顿了一下，把舵往左打了打，船慢慢转了个弯。“后来我睡了十四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是半夜，但外面太阳亮着。我老婆在厨房煎鱼。她看我一眼，说‘你终于醒了’。我问她几点了，她说‘你管它几点了，鱼好了’。”

“你管它几点了，鱼好了。”我重复了一遍。

“对。这就是挪威的夏天。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鱼好了。”他笑了，声音低低的，像从胸腔里震出来的，“你看那边。”

他指的方向，海面上有一群鸟在低飞，白色翅膀贴着浪尖。远处，太阳正在往地平线方向靠——不是往下落，是往横里走。天边一层淡粉，一层灰蓝，一层暖黄，像有人拿刷子轻轻扫过去。我掏出手机，想查日落时间。拉尔斯看见了，说：“别查。没意义。它不落。”

我放下手机。船在海面上轻轻晃，太阳从左边慢慢移到右边。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一个小时，可能两个。我没有再看时间。拉尔斯在船头收网，网里只有几根海草。他把海草抖回水里，说：“明天还来？”

“来。”

五、身体有它自己的钟

在挪威的最后一周，我搬去英格丽家的阁楼住。阁楼有天窗，躺在床上能看见天空。

我故意没有把天窗遮住——我想看看，如果我不和极昼对抗，会怎样。

第一天晚上，我十点躺下。天是灰蓝色的，像中国夏天的黄昏。我闭上眼睛，不强迫自己睡。我想着拉尔斯说的“困了就睡，不困就醒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窗上有一层暖光，太阳的角度很低，照进来是橘红色的。我摸到手机——凌晨一点二十。我睡了三个小时。不困。我坐起来，从床头拿了一本书，翻了两页，又放下。我下楼，英格丽在客厅织毛衣。她抬头看我：“醒了？”

“嗯。”

“饿吗？”

“有点。”

她放下毛衣，去厨房给我热了一碗鱼汤。汤是淡黄色的，里面有几块土豆和胡萝卜。我坐在餐桌前喝汤，窗外太阳挂在山头，像下午五点。

英格丽坐在对面，继续织毛衣，针在手指间一上一下，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英格丽，”我说，“你在这里住了多久？”

“四十年。”

“四十年。你习惯了吗？”

她停了一下，针停在半空中。“没有。每年夏天还是乱。每年冬天也乱。但我不跟它斗了。它让我睡我就睡，让我醒我就醒。身体有它自己的钟——比墙上的那个准。”

“可你还是要看表啊。要上班，要开会，要赶飞机。”

“对。所以要买遮光帘。”她笑了，露出一颗金牙，“遮光帘是挪威人最重要的发明。比石油还重要。”

那天晚上——或者说那天凌晨——我喝完鱼汤回到阁楼。

天窗上的光变成了淡蓝色，太阳在最低点，几乎贴着地平线，但没有落。

我躺在床上看着那片蓝，突然觉得不困了。我的身体在说“你睡够了”。我的眼睛在说“天还亮着”。这一次，它们不打架了。我听着远处海鸥的叫声，听着英格丽在楼下关灯的声音，听着木屋在风里轻轻吱呀。然后我闭上眼睛，不是因为天黑了，是因为我想睡了。

六、回到有天黑的地方

回上海的飞机上，我睡着了。起飞是特罗姆瑟时间下午两点，太阳亮得刺眼。我拉下遮光板，机舱里暗下来。我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窗外是黑的。真正的黑。我看了看时间——上海时间凌晨四点。飞机正在下降。我打开遮光板，下面是城市的灯光，一片一片的橙色和白色。天是深蓝色的，有星星。

那一刻我愣了一下。然后我想起来——天黑了。天是会黑的。这个在挪威被忘记了一个月的事实，突然回来了。我的身体好像也记起来了。它说：对了，现在该睡觉了。我靠在椅背上，等着飞机落地。旁边的挪威乘客在填入境卡，笔尖沙沙地响。我闭上眼睛，脑子里是特罗姆瑟的午夜阳光——淡金色的，不热的，一直挂在天上的那个太阳。它现在在哪儿？它落下去了吗？还是还在那里，照着空无一人的港口，照着拉尔斯的船，照着英格丽窗台上的那盆天竺葵？

回到上海的第一周，我每天晚上十一点睡觉，早上七点起床。闹钟一响就醒。天是黑的，或者亮的，按照它该有的样子。但我偶尔会在凌晨三点醒来，习惯性地去看窗帘缝——没有光。上海的凌晨三点，是真正的黑夜。

我翻个身，继续睡。但心里有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在挪威，现在太阳正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