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秋，成都火车站飘着细雨。

彼时，一趟从国外归来的专列缓缓停靠站台，周总理走了车，进行短暂休整。

很快，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和省委主要领导到站迎接，陪同总理前往驻地。

一路上，周总理和众人聊着成都的情况，突然还问了贺炳炎一个看似随口的问题：

“陈毅同志的父母是不是在这座城里？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贺炳炎当场愣住了。

可以说，他身为成都军区司令员，管辖着偌大一片区域，居然完全不知道陈毅的父母就住在自己眼皮底下。

贺炳炎张了张嘴，一个字也答不上来。

周总理没再说什么，只是让他去了解一下情况。

哪知这一了解不要紧，竟然挖出来一段让人感慨不已的故事。

要搞清楚陈毅父母为什么在成都、为什么没人知道，得从十年前说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毅出任了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

那一年他四十出头，刚走出硝烟弥漫的战场，迎面就是一座百废待兴的大城市。

当时组织上考虑到陈毅的父母年事已高，就把两位老人从四川老家接到了上海。

而陈毅见到阔别二十多年的父母，心里非常高兴，安排他们在家住下。

有一个星期天，他和夫人张茜专门陪父母逛了大半天，外滩、南京路都去了。但陈毅的工作实在太忙，之后就再也抽不出时间陪老人外出了。

尤其加上上海刚解放，潜伏的特务还没肃清，出于安全考虑，他也不让父母随意外出。

可陈毅的父亲陈昌礼是个闲不住的人。早年读过私塾，知书识字，爱走动，爱交朋友。在家里闷久了，实在待不住。

于是每到星期六下午，他就偷偷给侄子陈仁农打电话，请他陪着出去逛逛。

就这样，陈仁农每次接到电话就请假半天，私下叫陈毅的秘书备好车，带着两位老人出去玩。

最终连着出去了三次，都没事，但到了第四个星期六露馅儿了。

那一天，陈毅的电话打过来了，告诉陈仁农下午不要请假，下班后来家里吃饭。

陈仁农一听，看来这事悬了。

就在那天晚饭后，陈毅笑着对父母和侄子说：“我们来个‘约法三章’好不好？一、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二、不要借用我这个市长的名义外出办事；三、没有特别的事，不要随意外出。”

陈昌礼听完，一边叹气一边笑着说：“我们‘遵命’就是了，只是你那第三条太厉害了！我在老家多自在，四川的茶馆是个最自由的天地……”

后来，两位老人在上海住了三个多月，见儿子、儿媳实在太忙，不愿再添负担，加上也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便提出要回四川。

陈毅没有过多挽留。送父母上船那天，他既风趣又认真地说：“你们回去了，这一次‘约法三章’的前两条，在何时何地都不能改呀！记住，那可是支持儿子的工作啊！”

陈昌礼拍着胸口呵呵笑道：“你娃放心吧，我们终生不给你丢脸就是了！”

1954年，陈毅调任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家人搬进了中南海庆云堂。

于是他把父母也接到了北京同住。

可中南海红墙高阔，警卫森严，老两口住着反倒拘束。尤其加上北京气候干燥寒冷，饮食也不习惯，两位老人越发想念四川的茶馆、老邻居和辣味饭菜。

1957年冬，老人再次提出“落叶归根”，想回四川养老。陈毅理解父母的心情，同意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不准惊动地方领导，不准搞任何特殊照顾。

1958年，陈毅的父母从北京出发回成都。

临走前，陈毅反复叮嘱送行的同志：千万不要惊动成都的领导，千万不要找部队。

于是工作人员按照他的要求，在成都兴隆巷的一个大院里，帮两位老人租了两间普通的平房。

而两间平房，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住处，和成都街头千千万万的民居没有任何区别。

彼时左邻右舍只知道院子里搬来了一对老夫妇，说话带点外乡口音，衣裳虽旧却整齐干净。

每天清早，陈母提着竹篮上街买菜，和街坊一样排队，偶尔还会讨价还价。谁也不知道，这两位老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父母。

陈毅每月从北京寄来一百元赡养费，兄弟姐妹轮流照看。成都物价不高，老两口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自在。

就这样，两位老人在兴隆巷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成都部队和成都市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人知道陈毅的父母就在这座城市里。

咱们再回到1959年的那个秋天。

周总理那一句“陈毅同志的父母是不是在这座城里”，着实把贺炳炎问了个措手不及。

专列很快开走了。

贺炳炎回到军区机关，立刻派人四处探访。两天后才得到确切消息：陈老总的双亲就住在兴隆巷一处低矮的青瓦平房里。

他急急忙忙赶去探望。

进门一看差点泪目：房子不大，家具很简单，床是老木头的，厨房还是老式灶台。而且青砖墙体多处脱落，屋顶瓦片少了几块，雨天只能端盆接水。

两位老人见来的是军区司令员，又惊又惶，连连摆手：“我们是普通百姓，不敢劳烦组织。”

贺炳炎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立马把情况汇报给了周总理。

总理听完，蹙眉沉默了片刻，当即指示：迅速为老人落实住处，改善居住条件，务必让他们安度晚年。费用列入军区后勤，不得延误。

贺炳炎雷厉风行。军区后勤处很快拿出了两套方案：一处是半节巷的小花园四合院，一处是原杨森公馆的大宅院。

两位老人去看了一圈，坚决选了带小花园的小院子。甚至陈父反复叮嘱工作人员：“院子太大住着不踏实，国家的钱都来之不易，不能铺张。”

随后，工作人员把房子重新粉刷，厨房添了煤气灶，自来水管全部换新。

对此，贺炳炎还是觉得心里有愧。他专门找到了陈毅，一进门就郑重其事地说：

“老总，我有罪，你尽管骂我吧！”

陈毅听了，哈哈大笑：

“你这小子竟然敢打听我的行踪，还在你们成都军区地盘上被查岗，看来你真有罪，得抽你几下。”

贺炳炎没笑。他摇着头说：“老总，伯父伯母在成都住，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陈毅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温和地说：

“老头和老太太在北京和我住了一阵子，但不太适应，硬是要回老家。我安排他们到成都来了，这里医疗和交通都方便。我给他们租了房子，昨晚去看过了，一切都挺好，没啥好担心的。”

从那天起，贺炳炎把两位老人当自己的父母一样照顾。

每逢节假日，他带着家人去看望老人，送上水果和点心，陪他们热热闹闹过节。

如果老人身体不适住院，不管多忙，他都抽空去探望。他的妻子姜平学过医，甚至住进老人家里专门照顾。

贺炳炎常对家人说：“陈老总工作繁忙，作为部队的一员，我们有责任帮他尽孝。”

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对父母严格，其实对其他人同样严格。

1950年春，陈毅的妹妹陈重坤跟着父母来到上海。

当时小姑娘心想，二哥是大上海的市长，自己可以靠着享享福了。谁知陈毅对她说：“新社会要自食其力，不能当寄生虫。”

后来陈重坤想让二哥写张条子让她上大学。陈毅拒绝了：“这个条子我不能写，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你有本事就自己去考。”

而且陈毅对子女也立了不少规矩。他1961年写过一首《示儿女》诗，里面有一句：“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

甚至他还专门跟子女约法三章：穿土布衣，不坐公家的小汽车，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来。

1960年，贺炳炎将军因病逝世，年仅47岁。

追悼会上，陈毅的父母相互搀扶着来到灵堂前。瞻仰遗容时，两位老人失声痛哭。陈母哭着说：“我的儿啊，我们来晚了……”

1963年，陈毅的母亲黄培善在成都病逝，享年82岁。

据悉，她身后的遗物里没有成摞的慰问券，也没有一件公家家具。她走的时候，住的还是那个小四合院，用的还是自己的旧物件。

1967年，陈毅的父亲陈昌礼去世，享年86岁。

两位老人这辈子，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回成都，住过市长家、中南海、出租平房。

虽然地点变了无数次，可他们从来没给组织添过麻烦，从来没打儿子的旗号办过一件事。

可见，在陈毅这里，规矩就是规矩，不是口号，是一条一条做出来的。

向陈毅元帅一家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