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五月，大渡河畔，紫打地。

河水咆哮着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冲进横断山脉的峡谷，水声震耳欲聋。

河岸南面的一片平坝上，密密麻麻扎着数百座营帐，旗帜残破，人声嘈杂。

三万余人被困在这片狭长的滩地上，北面是暴涨的大渡河，西面是松林河，东面是马鞍山，南面的山径已被千年古树堵死。

围困从四月开始，至今已近一月。

一、背景与战局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公元1863年5月14日黎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抵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

此地为藏族尔苏人聚居之所，“紫打地”三字为藏语音译，意为“适合种蔬菜的地方”。

石达开自咸丰七年从天京出走，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十余省，历时六年，部队从最初出走的数万人膨胀至巅峰时的十余万众，又因连年苦战而不断消耗。

此次入川，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四川。

石达开选择从云南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沿会理北上，经德昌，一路疾行。

此时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一兵一卒，河面平静，是渡河的绝佳时机。

据四川总督骆秉章事后奏报，石达开部抵达河岸的当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

一夜之间，大渡河从可涉之溪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天堑。

石达开在紫打地屯兵三日，等待水退。

就是这三天，决定了三万人的命运。

四川总督骆秉章得报后火速调兵遣将。

北面，总兵唐友耕率部布防大渡河北岸；西面，土千户王应元率彝兵扼守松林河，并撤去索桥、渡船；东面，土司岭承恩攻占马鞍山，砍倒千年古树堵塞南面山径。

四面合围之势已成。

太平军被困后曾多次尝试突围。

四月初四组织第一次抢渡，未成。

石达开隔河射书给王应元，许以重金买路，遭拒。

此后太平军“倾全力”抢渡大渡河及松林河，皆败。

至四月二十三日最后一次抢渡，先派二百人沿河诈降，被清军炮击识破，随后大队水陆并进，船筏二十余只，每船载数十人，因水急冲覆五只，其余尽被击沉。

二十五日，敌军自松林河、马鞍山两路齐攻，营寨被焚，辎重尽失。

粮尽，食草根；草尽，食战马。

兼之瘴疠流行，死亡枕藉。

三、四万人的部队，减至七八千人。

二、围困的关键时刻与选择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历1863年6月13日。

石达开率残部退至老鸦漩。

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再无退路。

《越巂厅全志》记此时情形：“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

就在此前数日，石达开的妻妾五人、幼孩二人投水溺死。

关于此事，史料记载不尽相同。

据赖学进所述：“是日，石逆得信，知大兵已集，遂率妻子而逃，有七贼妇至小河溺于水”。

无论主动还是被迫，至亲赴死的场景，在石达开面前真实发生。

此时，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

石达开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翼王石达开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书》中写道：“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

信中又说：“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

关于此信的真伪，后世争议颇多。

有学者认为此信系后人伪造，唐友耕之子唐鸿学为给父亲脸上贴金而作。

但无论书信真伪，石达开“舍命全三军”的行为本身，有大量史料交叉印证。

据黄彭年《黎雅纪行》记载，清军方面得知石达开要“来降”的消息后，骆秉章担心是“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特意派四川布政使刘蓉亲赴大渡河处理。

经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同行。

《太平天国资料》收录了石达开此时对部属的讲话，他鼓励将士“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并在石壁上题诗，表示“纵死□江定不降”。

但随着最后一次抢渡失败、紫打地营寨被焚、妻儿投水，这位曾在战场上令曾国藩“几度欲跳河”的名将，终于意识到——天亡我，非战之罪。

石达开自赴清营的具体方式，各书记载有异。

骆秉章奏折称石达开“真投诚”；而《三略汇编》中的《石达开自述》则有不同表述。

黄彭年笔记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当刘蓉、黄彭年于四月二十九日从成都出发赴大渡河时，骆秉章尚未得知石达开已“就擒”的消息。

五月初一日，他们才从成都得到石达开被擒的消息。

这说明石达开自赴清营与骆秉章派员处理之间存在时间差，清军方面的反应并非如官方奏报那般从容有序。

后世围绕“投降”还是“谈判”的争议从未停止。

从石达开的角度看，他并非跪地乞降——他是以自己为筹码，为剩余部众换取生路。

正如他在信中所言：“舍命以全三军”。

三、押解与进入成都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公元1863年6月13日。

石达开自赴清营。

行前，他下令剃发，并将所造船筏打碎，枪炮、刀矛尽弃河中。

此行原本有两千余人徒步跟随，但在途中遭到山上清兵袭击，五百余人被杀。

清军参将杨应刚将石达开及其随员押解过河，每批一百人。

内中有四千老弱病残被遣散。

其余两千精壮老兵被留置在大树堡关帝庙中。

五月十六日——公历6月16日，杨应刚亲自押解石达开渡过大渡河，前往总兵唐友耕的大营。

随后，唐友耕将石达开押往福林，交由四川布政使刘蓉处理。

就在石达开被押解途中，清军背信弃义。

大树堡关帝庙中的两千太平军精壮，一夜之间被屠尽。

《骆秉章奏疏》中对此事语焉不详，但黄彭年笔记留下了记录：五月初四日，黄彭年“途中遇遣散之贼党，询知大树堡尚有二千余人未缴军器，其伪周宰辅领之”；至初五日，“得蔡太守牍，石逆余党悉诛矣”。

这是根据骆秉章的命令行事的。

太平军将领二百余人、战士两千余人，除极少数突围外，大部分悲壮牺牲。

另有说法称，两千太平军将士被活活烧死。

五月十八日——公历6月18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

押解途中，清军对这位曾经的“翼王”态度复杂。

据薛福成《书石达开被擒事》记载，石达开虽“遭艰难，亦□而复奋，转败为功”。

沿途清军官兵，无论职级高低，都想一睹这位令清廷头疼了十余年的传奇人物的真容。

刘蓉在致曾国荃的信中描述石达开“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

四川布政使刘蓉亲讯石达开后记录：“枭杰之气，见于词色”。

骆秉章在处死石达开的布告中特别说明：“派前自贼营逃出者辨认，实系石达开正身无疑”。

这一细节耐人寻味——连清军方面都担心抓到的不是真身。

事实上，石达开死后多年，曾国藩仍在追问李秀成：“石达开究竟有没有死？”

五月二十五日——公历6月25日，石达开被囚送至成都。

同治二年五月初十日——公历1863年6月25日。

石达开踏入成都城门时，距他32岁生日仅差几个月。

距他在紫打地扎下第一座营帐，不过四十余日。

四、审讯与供词

成都，总督衙门大堂。

堂上正中端坐四川总督骆秉章，一旁是成都将军完颜崇实。

四川布政使刘蓉、按察使杨重雅及全城重要官员分列左右。

地上摆着拜垫。

石达开与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着天国衣冠，昂然而入。

骆秉章与崇实总共会审石达开三次。

第一次审讯。

崇实率先发问：是否想步蜀汉刘备后尘，偏安于蜀地？

石达开未予理会。

骆秉章问及太平军情形及其对将来成败的看法，石达开起初亦未作答。

骆再三追问，石达开遂反问：“譬如今日之局势，北有捻军，陕西、甘肃、云南有回民义军，别处尚有苗族义师和众多铤而走险者，诸公自忖能斩尽杀绝吗？

如此兴衰大事，成败自有天理，你我都很难说。”

据载，石达开问“能斩尽杀绝吗”时，骆秉章竟点头答以“难，难”。

第二次审讯。

骆秉章换了策略，劝降。

他说：如愿归降，不但死罪可免，还可以先授武职，立功后超升。

“你不见唐提督么？”

——唐友耕投诚不到六年，已官至一品。

“你的学识及一切都高于唐友耕，本朝深仁厚泽，从不杀降，你切不要自暴自弃，失此机会”。

石达开答：“我旧部将士尚有五百人，均是久共患难，不与他们商议，我不能独自决定。

请先让唐友耕送他们前来成都相见，再做决议。”

崇实说五百人太多，石达开反问：“五百人你就嫌多了，然则我所部成千上万将士，又置他们于何处？”

骆秉章这才明白，石达开是故意揶揄，暗含讥讽。

见崇实还想争辩，忙示意不要再驳。

第三次审讯。

此时石达开已经知道两千余部在大树堡被杀之事。

骆秉章因病未能出席，由刘蓉、杨重雅代讯。

石达开词气极是强硬：“骆秉章不是说‘本朝从不杀降’的么？

而今又如何？

天下有本事推翻满清的人多得很，不一定非要我石达开不可！”

杨重雅欲与之辩，石达开竟拂袖而起。

刘蓉记述了他在审讯中的观感：石达开“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

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

供词方面，现存所谓《石达开供词》或《石达开自述》有三个版本。

一曰奏稿本，为骆秉章奏稿之附件；二曰蜀燹述略本，载于余鸿观编纂之《蜀燹述略》，文字较为简略，似为奏稿本节录；三曰汇编本。

三种版本字数相近，都经过不同程度的删改。

骆秉章奏折中附有石达开的供词，即后来广泛引用的《石达开自述》原版。

但据费行简记载，石达开与骆秉章、崇实问答之词，“经骆幕沈吟删改了大半。

咨送军机处的，已经面目全非”。

周洵的《蜀海丛谈》则称，石达开的亲笔供状总共二十多页，字如核桃大小。

现存供词仅一千多字，研究者普遍认为骆秉章在奏稿中大幅删减了石达开的原话。

五、判决与刑场

审讯结束，判决已定——凌迟处死。

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公元1863年6月27日。

成都，东郊场。

刑场四周人山人海。

清廷要将这位“伪翼王”公开处决，以儆效尤。

石达开与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被押赴刑场。

据《东华续录》记载：“达开等五犯于初十日押解到省，当即恭请王命，将石达开极刑处死。

伪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城，一并凌迟处死”。

其子石定忠年方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临刑之际，石达开神色怡然。

据刘蓉记述，石达开“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身受凌迟酷刑，从始至终默然无声。

《维基百科》引述当时记载称石达开“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枭杰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词色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

凌迟之刑——三千刀。

每一刀割下，都是超越人类极限的痛苦。

曾仕和因剧痛呼号，石达开侧头斥道：“何遂不能忍此须臾？

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

至死，石达开未发一声。

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清朝文人周洵在《蜀海丛谈》中亦称其为“奇男子”。

一位清朝贡生在湘军军宴上公开说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石达开死后，首级被置于特制木笼中，由士兵拎着，两人打锣，每天行走在石达开足迹所至的府县和乡里。

传首各地，至重庆因首级腐烂埋葬。

石达开年仅三十二岁。

从他十九岁毁家纾难、率三千人参加金田团营，到三十二岁在成都刑场上默然受刃，不过十三年。

六、结语与历史意义

石达开死后，他的对手们如何评价他？

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

左宗棠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

太平军内部，忠王李秀成谈及各王优劣时“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

英王陈玉成认为太平军将领“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

石达开死后近四十年，清朝文人撰《江表忠略》，仍有这样的记叙：“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

美国传教士麦高文的一段话更具穿透力：“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皮埃尔·特拉鲁。

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

大渡河畔的紫打地，在石达开全军覆没三十九年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溃坝后紫打地被冲毁。

越西县同知孙锵在原场址下游一公里处重新选址建场，取“山镇久安，河流顺轨”之意，更名为“安顺场”。

七十二年后——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同一地点。

蒋介石兴奋地宣称要让“朱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但红军没有重蹈覆辙。

毛泽东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他知道七十二年前石达开就是在这里被大渡河所阻，最终全军覆没。

历史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回到石达开本人。

他在大渡河畔的最后选择——“舍命以全三军”——究竟是英雄的自我牺牲，还是穷途末路的无奈之举？

这恐怕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在成都刑场上，面对凌迟之刑，这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至死未发一声。

在那个雨夜暴涨的大渡河边，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自己的命，去换三万部下的生路。

虽然后来证明，那条生路并未兑现。

大渡河的水还在流。

紫打地的名字已经改了，叫安顺场。

石达开的名字，却留在了每一个讲述这段历史的人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