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园的“疯猴子”

一 翁

那是1963年以前的事情了，因为这一年我入学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营坊道小学，一年级三班，有当时的儿歌为证：

“一三班，猴儿搬砖.....”

拿现今人们的认知来看，当时的人们穷得怕人，家々的女人们坐在一起都要撩起裤管，在小腿上摁着：比谁的“巴々”更深些。好像那也是一种乐趣似的....其实，都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人们的面庞都是灰呛々的、有气无力的样子，但都以“苦为乐”，用来调侃、“夸耀”各自的美好生活；上学后的孩子们也一样，不知什么原因，时兴起给自己的年级、班级编排着相应的歌谣，想来也挺有意思的。

不过对我来说：从那年开始，到之后的1965年夏天，是没有“悠闲自在”的时光的——大人们不会让我“为所欲为”，就如同我现在给我的小外孙陪读一样：绝不允许她“自由散漫”；其实，这样的“严苛”也仅维系到那年的夏天，便被永远地“解放”了，从此变成个“料炭猴儿”——更加地“自由自在”了。

而在之前却不是这样，尽管人们都过得很苦，但各自心中都有着美好的理想，只是奋斗的方式、方向各不相同而已：有的想从政，于是一心“上进”，希望之后弄个带“长”的头衔带々；更多的贫民子弟卷进了“教育的路上”，全力以赴去谋求一个“天之骄子”的名份，一来光耀门庭，二来挣那每月54元的“高薪”。而1965年夏季之后，人们的一切梦想全部被打破，加上大帽子满天飞，人们只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

在我未上小学之前，最爱去的地方莫过于当时的“人民公园”，因为那里有一股常年往外涌水的大泉眼，水质清澈、甘冽，归化城人叫它“龙泉”而得名。

由于泉水々量较大，将就近低洼处灌满了泉水，形成几个天然的“大水泡子”，每到冬季就近勤劳的农人闲来无事，把水泡子里冻结的冰块刨出来，凿成长方形的大冰块，就地挖筑地窖，四周用庄稼个子做成“隔温层”，将冰块码放其中贮藏起来，待到来年夏季刨出来，批发给归化城里的饭店、肉铺及商贩，用以作为“土冰箱”的“冷源”保存鲜肉和制做冷饮之用，诸如此地人说的“酸梅水”也就是酸梅汤之类，而当地的一种名饮——稀果子美者，至今仍受游人喜爱。

说起“土冰箱”，而今人们在旅游点偶尔能见到它的“复制品”而游人则多把它和“艰苦朴素”联系起来，这是极大的误解，在当时来说:即使家有上万的资产也是用不起这种“土冰箱”的——成本、费用实在太高了；而今，人们家々用的电冰箱却是实打实——科技进步使然，就如同今天市面上大量的南方水果，装上冷链货车两、三天就可送达，如果没有大吨位载重货车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想都别想；

当时的长途货运全凭骆驼驮载：一只健壮的骆驼驮上二百来斤也就是极限了，一路上吃喝拉杂下来，费用就是天文数字，谁能吃得消?但，各个时期的人们有各个时期的活法——只要是当地产的就不愁人们弄不到，此地老乡有种说法：

“只要你能挖下腰去....”

说的就是，只要你啃下苦干活儿，生活照样不会错的。

今年（2026年）的“三八妇女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搞活动——女士免票、随行男士者半价，引得人山人海，提前两、三公里外就没了汽车停车位，来动物园的公交车更是“人满为患”，挤都挤不上去，好不热闹；我也凑热闹就近去了一趟，感受了一把那久违了的磨肩接踵——整个园区外人头攒动、商贩云集，叫卖声此起彼俯；数年来底层老百姓难得遇上这么一次“自由交易”的机会，尽管短々两、三天时间便与平时宁静肃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喜欢这样的“喧闹”，因为它体现着中国人本该有的“灵动活气”，老是宁静肃杀、死气沉々又有什么意思?

再说，发展经济原本就离不开让“底层人挣钱”这个环节，它可以稳定社会、方便佣工，以此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活跃经济，必先活跃民生”，这是几千年中国士大夫都懂的事情。

园区内更是人来人往，与平日的清闲静雅、曲迳通幽有着天差地别——平时空々如野的“猴山”四围，忽而增加的游人量连被圈在里面的猴子们也都兴奋了起来，这让我想起童年上小学前的一些生活场景：

那时候，中国式的“MaGa运动”没完没了，一个接着一个，哪个“运动”来了，又都是“二流子们”的狂欢节，而我的家庭又偏々有些“旧痕迹”，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据说为内蒙古早期革命立过大功；而母亲又是194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后教了六年书的理科学者，这样的家庭出身在今天来说是何等的辉煌，而在当时却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且十分要命的“历史污点”。二流子们说:

“你穷，咋能当上清朝的秀才？咋能上得起名牌大学？一看就不是无产阶级！”

这是哪挨哪儿的事嘛？他们又说：

“我们穷是因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谁剥夺他们啦？自己不上进，总说是....因而说，跟二流子是讲不出道理的——凡事拢不到谁的头上，谁也别给我唱什么高调，便宜话谁都会说，从我家来讲，大人们从小教育:

“会说的，不如会做的.....”

长大后的经历告诉我，这样的“说教”与现实恰好相反，因此人々都是空话连篇就再正常不过了——精巴人占尽便宜、老实人寸步难行；退休后才明白，人一但走入体制，千万别把脑子也带进来，做个“应声虫”挺好：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

作为下属者，只能视人家所谓的上位者马首是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于是乎形成了今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机关文化”；但也不尽其然，我老妹子就是一个例子——受到了“知遇之恩”，意外地成为“朝中有人”之列，谁敢在她头上“找茬?”那就是找死，因而她敢放手去干....，这又体现出另一种极端——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一把手文化”。

……

绥远省中小学抗日救国会

哪些年，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课堂上老师们“铿锵有力”地讲述的都是从现在来看很不正常的说教，本身给年幼的孩童心灵上烙下一种莫名其妙的“打々杀々”与“放荡不羁”，造成之后几十年不能安定的社会问题，就连如今“老人变坏、坏人变老”也是那时候留下的遗毒，只是几十年来人们不能明白地说出来而已...；

而那时的我，只是个五、六岁的孩子，比现在我陪读的小外孙还小着一岁多些，头上又顶着那说不清又道不明的“家庭身份"，走到哪儿都受人欺负，因而西河沿（现通道南路西面扎达盖河床）和现在的“青城公园”（当时叫人民公园亦或叫“龙泉公园”）就是我的“避难场所”，这“避难”二字当时在我这个小孩的身上，是多么的恰如其分，这些也将在今后的回忆文章中进一步体现出来；

不过，还有件事情有必要先行展现，那就是当年南顺城街北口以东至后来的“儿童百货商店”那个位置的中段路南有一个土墙大院，里面的房间挺多，中间是一个大空地，这里本来是一家山西旅蒙商人存货、走货的中转大院，日的时期却成了厚和（归绥）市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当年，日本鬼子就是在这里镇压的“绥远省中小学抗日救国会”，好多绥远省的抗日志士，包括“大盛魁”最后一任掌柜段履庄就是在这里被日本宪兵给活的打死的。

那几年，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可常听大人们讲述这些事情，特别是与我家深交的归绥贤士闫继瑞先生，（当时他独自住在工人西村的一幢排子房里，我也曾几次代父母去他家里看望过他，老人身体极差，几乎不能自理，又没有专人护理，其肮脏程度可想而知）他是该“救国会”会长，该会启初只在归化城教师群体中秘密发展，后来随着归绥商会的进入不仅扩大到商界，也发展到归化城周边与“陆陈行”有关的城郊、乡村；

这是因为日寇进入归绥以后，实行物资管控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归化城内外大批的“陆陈行”倒塌，紧接着经营百货布匹的商号也支撑不下去了，这让归化城大量的商民“下岗”，为了给这些商民一口饭吃，由商会组织他们赴城东的“五路村”，这里是当时由隆威庄来归化城的中转地，安排他们在此，一来可以为来往的商队做些服务，二来也是避免由于暂时的困难让归化城失去这些商业人才的一种最低保障而已，当然了来这里的既有大小商号的老板、掌柜、账房先生,也有各商号伙计、磨面工人等々，只是单纯为了留住他们而“吃饭没工钱”的，后受“绥远省中小学抗日救国会”的影响，由归绥商会牵头在归绥城郊组建起以市内各商号伙计为主体和部分郊区农民参加的一支800人左右的抗日武装，正当他们的总司令、大盛魁末任掌柜段履庄在全市商号中起款购买武器事谊接近完成之际，这些人也都集结于城东五路村一带等待发枪之时，不幸被日本人侦破、且连夜派伪蒙古军前往镇压，这些伪蒙军下手极狠——围住这些赤手空拳的铁血男儿一顿火力输出，800青壮男儿无一生还——

全军覆灭

当时的归化城中，念书人本身就少，大部分教员年岁都大，且身体欠佳，哪里经受得住宪兵队里这些虎狼凶汉的严刑考打，多半和那位年近六旬的老者——大盛魁掌柜段履庄一样，没几天就被打死在这里。

在我未退休之前，有一年我想对日本人在呼和浩特市（即厚和浩特市）的这一政治案件进行深入一步的调查，有我的老同学王葆元介绍我走访当时在“厚和市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就读过的✕✕✕老师，名字我忘了人家，他当时在呼市新城区团结小区办着一所私营学校，挺红火的，听完了我的来意，很深沉地怀念了他们的老校长闫继璈先生，然后说：

“这些日本宪兵，太狠了，下手很重不说，在当时的日本侵略军来说：‘活人血液’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而说，他们也在想方设法为其军方尽可能多地提供这种‘物资’……”

故此说，这些人中大多数尽管都落下残疾，但还是能活下来的，问题是：都被抽去了血液，还怎么能活得下来？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也算是家属们各自走了“门子”，给宪兵队长官们花了银子，才和他们的会长闫继璈一样受尽了严刑考打、落下严重的残疾后（也是其军方故意留下的几位，以遮当时国际联盟的视野而已）判处了不同的刑期，押往张家口监狱伏刑。

闫继璈先生也是那时被抓进这里，经过无数次的过堂、灌辣椒水、电击、狼狗咬等严刑酷打，判了十五年徒刑，据说还是看在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

日本人对他们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很看重，故而日本宪兵没敢下重手，否则当时就得被抽干鲜血，死在这个大院里，而是被押往张家口服刑的。

那年的我尽管是个小孩儿，每次路过那个大院，心里不由得一阵酸々的感觉；而今，我却想起刘海东词、刘亦敏曲的歌来，歌名《梅花泪》，不妨此时唱给当年归化城的先烈，以作唉思！歌云：

那日君一别，今又雪花飞。

思念你的歌，醉了那枝梅。

白雪飘红泪，滴々寒香为谁醉。

红颜付流水，片々花骨也成堆。

谁说梅花没有泪,

只是冰雪，还未寒透梅花蕊。

谁说梅花没有泪,

只因等你，几度寒来望春归。

那日君一别，今又雪花飞。

思念你的歌，醉了那枝梅。

白雪飘红泪，滴々寒香为谁醉。

红颜付流水，片々花骨也成堆。

谁说梅花没有泪,

只是冰血，还未寒透梅花蕊。

谁说梅花没有泪,

只因等你，几度寒来望春归。

谁说梅花没有泪，

只是冰雪，还未寒透梅花蕊。

待到漫山春又红，

共吟花前，不枉此生梦一回。

共吟花前，不枉此生梦一回。

但愿当年的这焦土，也能与我们同唱这首《梅花泪》.....

由“麻家菜园”想到

前述这个大院正对着的马路北面，是一个漂亮的木牌楼，上书“东顺城街”者，其后是昔日大名鼎々的“水渠巷”，因为这里曾有明朝遗老麻家的菜园，麻家为了灌溉这爿菜园修了水渠而得名；水渠特意从西边的扎达盖河挖渠、引水到这里，由于水渠要跨过该水系的另一条小河——前述的营坊门前水，故而在其上架设了一个木槽，以方便引水过河，故而此地（即现在城隍庙街东段某处）便成为归化城的名景之 一“十字流河水不混”，把好多外地人骗来，一睹这一“乌龙”。

昔日的回民大寺“水渠巷”四周大多数都是空地和菜园，就连回民大寺以北的宽巷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段的南北全是新建的“排子房”，这是建国初期的一种典型的“居民安置房”，统一红砖、红瓦两出水简易住房，其中也有为数很少的灰砖、灰瓦房，虽然风格一样但数量很少，包括市里的几个“工人新村”和救灾安置河北移民的房舍，都是这种风格，家父的朋友李上九住在宽巷子南侧的一幢灰色“排子房”里；

通道街公安派出所在宽巷子路北临街的一排（红砖红瓦），屋前砌着挺高的红砖院墙，“沙大牛羊肉铺”父子则住在“派出所”的后一排的最西边，因而对这一带比较了解——而我叙述这些只是想证明，这一带原本就是旷野、空地，在我上初中的七十年代，从营坊道（现新城道）南侧流出来的“营坊门前水”，在其和宽巷子交汇口处，通过南北沙石大路上的“大通桥”两面，其南侧全是从河道中挖出大量泥沙堆集成的巨大堤坝，而沙石路（现宽巷子夜市一条街）和通道街之间的大堤两侧，全是栽种着的高々浓密的杨树林，盛夏时很是凉爽；

而到了宽巷子的东半段，才有了昔日归化城固有的“磨砖对缝”兴建起来的“四合头院子”，我的一位回族同学乔义家便住在这一段向南的一条无名小街的东侧院中正房，该小街一直往南下到营坊道街，再由此爬上南侧的水渠南边的高堤，曲々弯々，便进入了现在的回民区医院之中，该医院当时虽系平房，但有东西长廊，中间的一个大厅很排场，系当年典型的“苏式建筑”，医院的南边是临现中山西路的一大片空地，而今该院的医疗中心便盖在了这一大片的空地上；

而从昔日々本宪兵队大院往东，则有一条西北、东南的土路，该路是否叫“东礼拜寺巷”？我记不清楚了，它一路向东南，路过回民东寺（礼拜寺）南侧，直通梁山街，当年的内蒙古供销合作社土产部就在这条街上，它是一个由西向东的长条大院，家父曾任这里的总经理，他有两个办公室，一个设在这个大院里，屋里有一张大办公桌和一张单人床，另一办公室便在现中山西路联营百货大楼西侧内蒙古供销合作总社那幢豪华办公大楼一楼，这是其一；

在这之前，也就是民国年间这里还有一个“大衙门——归绥警备司令部”，也在这条街上，司令为郭熙智，其祖宅在此东南不远的五塔寺东街路北，是个既亮又大的“大四合院”，后被政府征用做了五塔寺看守所，所得补偿是小米若干吨（建国初期以“小米”作单位货币流通过一段时间），除买了九龙湾即后来人民电影院斜对面西侧拐角的那个“四合头院子”外，还剩下不少；

梁山街小学也在这条街的路东，它应该是清代启运书院的延续，因而说：这里的文化底蕴很深很深。

在归绥市（呼和浩特市）原本有三所书院：

一所在绥远城（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叫启秀书院，即现今启秀中学前身，它是培养绥远城满族官兵后代的书院；

另一所书院便是梁山街的启运书院，它是培养土默特旗蒙古族学子的书院；

再就是扎达盖河西，归绥兵备道西跨院的古丰书院，它是培养归化城内外汉族子弟的书院。

现如今不同以往，教育后代早已成为老百性深入人心的共识——保护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因而才有了保护其遗迹、以古鉴今、发扬光大之——启秀书院有其延续，如“启秀中学”，其门前的大街也叫成“书院东、西街”，古丰书院在呼市八中院内设“遗址标志”被人们广泛地认识，而“启运书院”怎样？我不清楚。

……

三分钱的入园票

那年头“人民公园”虽然冠之以“人民”字样，可完全体现不出“亲民”的样子——筑着高々的围墙，足々在两米半以上，门票是三分钱一张，要知道当时实行的低薪资、广就业政策，保证每户有一人就业以养活全家（实际上做不到），家庭妇女非常普遍，双职工人家少之又少，大多数的老百姓人家全凭家里的“顶梁柱”——有正式工作的三十几甚至不足三十元的二十大几元供养全家五、六口甚至七、八口人的生活，既不允许企业临时性佣工，又不允许人们自由职业，谁家能分出这“区々”几个三分钱供家人来公园里玩耍？

我家那时就属于高收入家庭，父亲由伊克昭盟东胜县首任教育局长转任至内蒙古供销总社，任土产部经理，怎么也算是堂々的大处长吧！工资是十七级、近百元之数；母亲又是图里河林业局干部，也拿着大几十元的工资，这在当时来说，简直就是富豪之家，偏々老妈太顾“妈家”，拿此地人的话讲：

“那叫一个没眉糊眼！”

不顾自己的死活，搞得自家月々入不符出；更把她耍手艺的铁匠弟々惯的那叫一个好吃懒做——整天蹲在姐々家里，嘴里时不时叨念着：

“占着一个‘公’字吗！”

他很向往那年头“吃大锅饭”的人群——有个体面的工作，月々有固定的收入。可是，这样的东西她姐々是给不了他，而他....?

记得，那些年我们家里常々住着四、五口甚至七、八口老家集宁玫瑰营、圣家营一带的闲人等着吃我们家区々几口人的供应粮，连粮票都不拿，老妈又手松的很，见着人家谁家过不去了，总要偷々摸々地给人家些什么！其实都是装出来等她施舍的主，可她偏々爱上人家的当，反而把自己家搞得少吃没喝，真像是我们家的“祖宗”一样；

那时候，我父母的年岁都大，父亲是1900年生人，清朝秀才，又是高度近视，担不了水；而母亲生于1917年，虽然小了父亲十大几岁，可从小念书吃食堂，也不会担水；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就是我这个几岁大的男童，担不动沉重的水桶，老妈也不舍得花钱买副小桶让我担，而家里的担水桶也是拼凑成的：一只圆形的黑铁桶奇重无比，足々七、八斤之多，另一只是方形的白铁皮桶稍微轻些，两付桶加上扁担已经十大几斤了，能装几斤水的？

这些“祖宗”们多是十八、九，二十出头的大厚生，吃着你千辛万苦担回来的水煮成的饭，还要时不时地嘻落你几句，真是连脸都不要的傢伙们，因而如今我对“MaGa们”没有一丁点儿好印象，有那么句话，叫：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些人就不该被养着，得逼着他们去干活、劳动才是正路，否则......

就因为有这些祸害们，在当时来说：尽管我生活在一个“高收入”的家庭，依然是月々捉襟见肘——付不起那每人次三分钱“人民公园”的入门票钱的。

而“人民公园”的高墙“特别是西墙，也就是我当年从南顺城街北口往东，路过那个曾经的日本宪兵队后，在后来儿童百货商店南墙外西北—东南向通往梁山街的那条土路上过来，这是我家离人民公园最近的路）每隔一段总有个“砖垛子”的，大人们把砖垛子角上两边各凿出几个豁口子——也就是把砖跺子上外露的砖角各敲掉几块，使人能够把脚蹬在上面手脚並用地爬进公园里面去；

当然啦！敢于爬墙头进入“人民公园”者一定是好成份的，“大成份”你爬々试々，立码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哪儿还了得；可对于我这几岁大的孩童，只要不被逮着就无所谓了，毕竟人民公园离水磨街也有着好几里的路程，小孩子又不显眼，影响不到大人们；爬过几次没被逮着，胆子就大了起来，一有空儿就想往哪儿跑一趟，当然了我最想去看的就是“人民公园”里的那座“猴山”。

“猴山”，实际上是用八号铅丝（铁丝）编织成的一个巨大的铁丝笼子，罩着里面用大石头垒筑成的一座“石头山”，孩子们称它为“猴山”，人们可以在笼子外面隔着铁丝笼与猴子们近距离接触；也可能是人猴同源的关系，来这里的孩童们很多、很多，就连一些大人们也来这里和猴儿们一起逗玩。

这猴群中有一只硕大的公猴，好象是它们的“猴王”，老是蹲在“猴山”的最高处，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它的“臣民们”，而几只也还健硕的公猴子只能在四下的犄角旮旯里偷々摸々地寻觅各自心怡的异性，每到这时，那只高度警觉着的猴王总要对着那个方向此牙裂嘴地哧々几声，而那些且的猴儿也只好惺々然离去....，

果然是“老实了”许多。

……

八毛钱的红薯干白酒

那时候的人们都很穷，很少见到有人给猴儿们投喂食物——自己还吃不饱吗！哪来的余粮喂猴子？而我们这些小孩儿也只能从稍远些的地方摘些鲜枝、嫩叶，拔些干净的青草，摘些苦涩的野果来喂々这些猴子们，每当这时，猴儿们总是兴奋地蹦跳过来，挣抡我们手中的“食物”。

那天，也是我上小学前的最后一次来“人民公园”，一个“大人”蹲在“猴山”的大铁笼子边上，手里拿着一只当时医院里给病人输液用的装500毫升葡萄糖液体的瓶子——这种玻璃瓶很厚，也很结实，是那个年头装输液溶剂的标准包装，人们通过各种关系从医院里搞出这种瓶子回来家用，其中用它来装酒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用途。

在呼市，那年头人们普遍喝着南马路々北呼市制酒厂产的两种白酒：一种是1.39元一斤的白酒，算是高档些的；再一种，我记得是0.80元一斤的红薯干白酒。这两种酒做为小孩的我虽然没喝过，可给老爸跑儿——去水磨街东口对面的“大巴坑商店”打酒的营生没少干过。

那年头，人们穷的厉害——尽搞“运动”，没人干活儿，市面上买不到东西，即使拿着钱，好多东西也没处买去，特别是肉类：每人每月供应的一斤、半斤也是时有时无，又不让老百姓自由交易——说是“投机倒把”，人们嘴头上的“打熬”可想而知。

偏々有一年兴起了“打狗运动”——那可是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去做的：建国后的“公私合营运动”让众多拉骆驼的驼户、驼工们做不下去了，有的“合作”进了“驼运社”，有的成了闲散游民，最可怜的就是驼户们养的那些大笨狗，也叫蒙獒，大小和体形和现在的藏獒不相上下，都成了城市々区和周边到处乱窜的野狗，对此市府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西河沿即现在通道南路西边的扎达盖河槽里，这种被打死的野狗扔的遍地都是，奇怪的是：哪会儿被饿的饥肠辘々的人们，居然捏作的不吃？说是嫌脏、怕人笑话，（那时候的宣传讲：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主人怎么会吃那肮脏的东西呢？而老百姓似乎也真的觉着自己已然是“主人”了）因而没人去捡，反倒是大学毕业的老妈不管那套，说：

“反正我是寒门怕甚？有甚丢人的？”

时不时挑两只新鲜、肥大的拉回来，煮着、纯着、晾晒着，都是这种狗肉，就连老爸的同事，其中不乏自治区级领导也专门来我家吃这种狗肉，嘴头上“打熬”呀——这可是那些年的公开秘密，有啥法子？只要你不说破，关起门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就连当年大名鼎々的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也来我家吃过这种狗肉；

每到此时，老爸总要打发我这个小孩去“大巴坑商店”打酒，上述两种酒我都打过，倒不是因为老爸小气或看人下菜碟，而是那些年商店里平时有这、没那的，两种酒同时有的时候少之又少，只能碰上啥，打啥！没的选吗？因而我对这两种酒的气味也很敏感：1.39元的气味不太呛人，而0.80元的那种除了呛人而外，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霉味儿。

故而，老远就闻见那个蹲在大铁笼子边上，手拿着葡萄糖瓶的“大人”在给猴子们灌喂那种0.80元一斤的红薯干白酒。我看着新鲜，嘴唇不由得“债々”了两下，心里觉出一丝儿“可惜了的”感觉。

是呀！在那个年代里：这人怎么会这么富裕？局然舍得用酒来喂猴子？于是走了过去，静心地看那人专心地饲喂着群猴们，心里又想：

“...那可是足々一斤重、八毛钱的红薯午白酒呀！他可真是舍得......”

之后的生活经历让我懂得，谁家的好生活都是靠自己奋斗得来的，而我的母亲似乎始终也没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她的无私忘我的付出，除了养着几个半死不活的懒汉外，就是时不时招惹着更多精尖溜滑的无耻之人不断地来我家揩油.

实话说，那些年常来我家的也非全是精尖溜滑的无耻之徒，高门大户的神士、太々也不在少数，这是因为老妈虽然出自寒门小户，可学霸的地位让人家们並不小瞧，时々来看々她的；而穷鬼们则多半是为了揩油，但也有例外，诸如武川县的高伍就是个例子，这我将专述之。

……

哪天，那只猴子真疯了

那个给猴子喂白酒的“大人”很是“用心”，就连他那装白酒的葡萄糖瓶子，也是事先在家里做过改造的。

当年，那种医疗专用的瓶子盖儿是用弹性极好的白色橡胶做成的，且能向外再向下翻包下来，紧々地包住瓶口的帽儿，而他又把包着瓶口的帽儿紧々地用细铁丝绑得结々实々，而在瓶盖的中央又不知道用啥法子捅出一个高梁米大小的圆孔，大约是怕猴儿们性急，用牙齿咬下瓶盖儿，使里面的酒液快速流出瓶外。

当他把瓶口从大铁笼子的网眼儿伸向群猴时，瓶口汩々外滴的酒液只能慢地滴哒，引的猴子们争相前来舔食，特别是那几只健硕的公猴，争抢的特别厉害，渐々地瓶子里面的酒水滴哒出将近一半时，猴群中开始有了些许的操动，而那只蹲坐在高々的山顶上的猴王却始终不为所动，没有下移半步；也许是自觉清高？不懈与臣下争食，或许更怕其众多“宠妃”中有哪只“失身”而给它戴了“绿帽子”？只是静々地向下俯视着......

来“这儿”舔食白酒的并非那几只健硕的公猴，母猴们也时不时刁抢着过来舔食的口，然而多半哧々、哧々地叫着在笼子里乱跑、乱蹦、乱跳起来.....

看得出来，这猴儿们也跟人一样，酒量有大有小，並不同一：有的刚舔食两口，就满笼子燥动起来，发了疯似的四下里乱窜、乱跳，甚至互相撕咬的不可开交，而其中的一只公猴子却一直安静地蹲在那给群猴们喂白酒人的面前，持续不断地舔食着——瓶子里的液体渐々地剩下不到1/3了、进而1/4、再进而一滴不剩，但它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眼神正对着喂它白酒的人，渐々露出些许的凶像...，进而又像沉思着什么？.....又过了好大一会儿，忽而站起来仰望向山巅上的猴王，哧々地叫了两声，便直奔而上，两只硕大的公猴撕咬着大战在一起，直斗得天浑地暗，吓得四下里的群候们各自飞奔下——紧々地贴在四周的铁丝网上，都在惊恐地仰望着两只“大战中的猴王”，猴嘴里统一发出急促的“哧々々々……”的响声，渐而连成一片.....

那天，我在“猴山”边看热闹看了很久，甚至忘记了回家吃饭，一顿臭揍是免不了的。当年的那场“疯猴王大战”场景一直萦扰了我一生之久。

前几天，忽而想到：当年那只大战猴王的“疯猴子”在正视那个喂它白酒的人那一刻，因为当时我正站在那人身后，其神态、相貌活脱々——现时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正面肖像；再连想到老特给世界带来的混乱，不正是当年“人民公园”猴山上那只“疯猴子”的再现麻！

因而说，世界也好！国家也罢！能有一个正常人引路何偿不是老百姓的福祉，最少也能平々静々地安渡各自的一生；而到了一个“疯子”手里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进而又想到，当初生我长我的水磨街一带，不也正像当年“猴山”脚下的一爿小々的“犄角旯旮”吗？就这是小々的“犄角旯旮”，也便演义出几十年间不同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