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哪个盟市的饭好吃?
哪个盟市的厨师出名?
答案是——
巴彦淖尔
。
今天它是“塞外米粮川”,瓜果小麦飘香,以“懂吃”“会吃”闻名一方。可历史上,这里曾是一片盐碱滩:除了海子和沙丘,只有红柳与芨芨。
巴彦淖尔周围环绕着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等沙漠。
若无黄河流经,这片区域几乎注定会被荒漠吞噬。
黄河在这里出现,其实是个“意外”
:她本要从青藏高原一路东去,却被贺兰山拦住,只能沿贺兰山东侧的低地北上,绕过青铜峡,直到内蒙古磴口县被阴山拦住,才又复折向东。
▲黄河“几字弯”形成示意。(动图来源:这里是银川微信公众号)
这一弯,冲出了一片膏腴之地——万余平方公里的河套平原。
毗邻黄河、宜耕宜牧的禀赋,让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对游牧民族而言,河套是冬季牧场和南下补给基地。对中原王朝来说,河套是粮草自给、战马储备的战略基地。
谁占河套,谁就获得了农牧双重加持。
秦朝蒙恬收复河南地(阴山以南河套地区)后,就开始实行大规模屯垦。汉武帝取河套后设朔方郡,移民实边,使这里成为反击匈奴的重要跳板。唐代设朔方节度使,治灵州,也是防御突厥、经营北方的核心。反过来,游牧政权占据河套,就能以此为据点,形成对中原的持续压力。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民收获小麦。河套地区因有黄河水灌溉,是重要农业区。该地区也是古代汉、匈奴、鲜卑、突厥、回纥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图片来源:新华社)
河套地区的繁荣取决于屯垦的规模。
由于气候干旱,要想发展成规模的农业,必须修建灌溉工程。
东汉顺帝时,就在河套“激河浚渠为屯田”;北魏孝文帝下诏“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并派遣工匠到各地指导,河套地区的灌溉系统得以恢复;唐朝在河套地区开挖多条灌溉渠道,“岁收谷40余万斛”,士马饱腾。
然而每经战乱,河渠一毁,万顷良田又化作荒草滩。
黄河好像偏爱这里——清代道光年间,黄河在河套改道。废弃的旧河道(北河,后称乌加河)淤积出大片肥沃土地,恰逢“走西口”带来大量移民,人们纷纷开渠引水以谋耕种。
由此,河套水利建设迎来一段“高峰期”。
▲黄河故道北河,后称乌加河。(图片来源:刘艺璇 摄)
从道光至光绪末的八九十年间,民间水利开发者前赴后继。到清朝末期,河套地区形成八大干渠的壮阔格局,灌溉面积达6.67万公顷,
为现代灌区留下了雏形。
这其中,还涌现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目不识丁的河北农民,被作家冰心称为“河套民族英雄”的王同春。
王同春1851年出生于河北邢台,5岁时因天花导致一只眼失明,绰号“瞎进财”。他目不识丁,但自幼浸润于邢襄大地的治水文化中,远有鲧禹治水传说,后有郭守敬、王本固的故事,
在他心中埋下了亲水善工的种子。
12岁时,王同春随父来到塞外河套做工。因为善识水脉,懂工程设计,他从渠工做到渠头,一步步成为著名地商(集土地承包、水利开发和商业运营于一身的民间群体)。
▲王同春(左二)和开挖老郭渠的工程师们。(图片来源:邢台日报)
几十年里,他先后投资开挖了义和、丰济、沙河、皂王河、刚济五条干渠及200多条密如血管的支渠,开垦荒地2.7万顷。
据说,王同春曾自创“土制水平仪”——黑夜中点三盏灯置于地面一条直线上,测量地势高低;每逢下雨,他便去田间观察,验证水流走向。时人称他“修渠如神,治水如医”。
然而,王同春们半个多世纪“粗放式”的水利扩张,也暴露出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争水与漫灌的问题尖锐:黄河枯水时,大渠口抢走小渠口的水,上游抢走下游的水,许多人浇不上地;黄河洪水时,渠堤连同良田又被淹成水滩。贫苦无地的小农,只能选择一些被淹风险高的滩涂耕种,辛苦耕耘的庄稼,随时可能付之东流。
▲大水流漫滩,淹没良田。(图片来源:AI制图)
更不用说,当时人们一味扩大灌溉面积,却忽视建设配套排水工程,排水不畅导致大块肥沃良田沦为盐碱地。
清末民初,官办体制取代民间水利建设,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原来灵活的基层水利协调机制断裂,渠道淤塞无人修浚,耗费无数劳力与心血的灌区,很快陷入了衰败的泥潭。
说到底,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转型中——
技术能力有限,生态观念滞后,社会治理水平更无法支撑起一个大型、可持续的水利工程。
纵然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但河套仍在等待一个真正让黄河安稳的时代。
历史性转折,出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之后。
新中国成立伊始,物力维艰,百废待兴。黄河安危,关系千万人生计,党和国家始终放在心上。
1952年10月,毛泽东考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三年后,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1957年,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拿出《黄河流域内蒙古灌区规划报告》总体规划方案,一首制引水方案就此确立。
▲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河南郑州邙山小顶山凝望黄河。(图片来源:新华社)
所谓“一首制”,就是在黄河河道上只开一道闸口,主动掌控引水量——水大时可挡住洪水,水枯时可提前存水。
这一方案打破过去开八道、甚至十道渠引水的纷乱无序,把黄河水集中引进一条配套的人工河(总干渠),
再从这条总干渠统一、逐级、有序输送到各条干渠、分干渠、支渠,最终精细地流向农田。
这能从根本上逆转“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漫滩,耕地年年变,荒草长满田”的困境。
然而,这个近乎完美的设计要落地实施却面临着巨大难题。
当时的中国,别说盾构机,就是基本的挖掘机和清淤船都没有。有的,只是群众自备的扁担、箩筐和铁锹。甚至连工人吃的粮食,都不够。
在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为河套灌区建设拨了款——5100万元。在今天看来,这个数字不算什么,
可在当时却接近全国一整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
▲人民群众带着扁担、箩筐和铁锹来黄河水边。(图片来源:AI制图)
可这,还是远远不够。
当时的巴彦淖尔盟委向全盟人民发出倡议:“一定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争取早一天完工,早一天受益。”
1958年11月15日,一声号令响,天寒地冻的黄河边,几万人以战天斗地的决心和勇气,开挖总干渠。
没有隔水裤,人们直接站进刺骨的冰水里;没有住处,只有人们自搭的、毫无御寒作用的红柳窝棚,可河套儿女毫不退缩。“英雄担”“老虎队”“铁姑娘战斗队”……一个个光荣称号背后,是舍弃个人安危、为国家和人民挺身担当的斗志。
次年6月,三盛公水利枢纽破土动工。
人们同样是赤脚下水,锹挖肩挑。短短两年时间,这座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工程完工了。18孔闸门,锁住了奔涌的黄河水。
▲巴彦淖尔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藏,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建设现场。(图片来源:内蒙古档案微信公众号)
“三盛公”这三个字,本就烙着“走西口”人顽强不息的精神印记。
这个开口筑坝的地方,位于巴彦淖尔磴口县,原本叫三道河。因晋商乔致庸“走西口”来此开办商号“三盛公”,才就此易名。
这个名字,为后人留下了一股精气神儿。
前有“走西口”时的无数河工,赤手空拳,无畏开拓;后有新中国水利建设者,迎寒斗雪,不屈不挠。
三盛公水利枢纽,仿佛贯通了一条从未干涸的精神血脉——流进新中国的奋发图强。
▲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俯瞰图。(图片来源:新华社)
1967年6月,历经九年挖掘的总干渠,终于全线竣工通水,全长230公里。
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二黄河”。
可以说,河套各族儿女用精神和意念,完成了一件本不可能的事。
后来,人们在黄河故道(北河)基础上挖成总排干(沟),让灌区排出的尾闾水最终汇入乌梁素海,经过调蓄后再入黄河,解决了历史上灌区排水不畅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里,配套工程不断完善,终于实现了从无坝到有坝、从有灌无排到灌排并举、从粗放漫灌到精细节水的“三大跨越”。
如今,年均约46亿立方米黄河水,经由灌区10.36万条7级灌排渠(沟)道的接力输送,日夜滋养着河套大地。
▲后套平原灌区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河套灌区,真正地活了。
治水成功不仅让河套地区旱涝保收,成为养活千万人的全国粮油生产基地,也兼顾了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灌溉,有效遏制了乌兰布和沙漠东移侵蚀,筑起一道对华北生态安全的保护屏障。
2019年9月4日,河套灌区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从古老灌区演变为现代化七级引水工程,它是古人因势利导的智慧与现代水利进步结合的典范。
河套灌区并非孤例。
都江堰
以“深淘滩、低作堰”驯服岷江,
大运河
以南北漕运贯通国脉,
坎儿井
以暗渠潜行守护绿洲,
红旗渠
以绝壁引漳水润泽太行……它们共同昭示:治水,从来不只是修渠筑坝,
更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因势利导”的方法论、“以民为本”的治国经。
顺水而不屈于水,借势而重塑山河,这种既敬畏自然又担当有为的哲学,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层智慧。
进入新时代,智慧水利正在让古老的河套灌区焕发新的生机。水位监测、调闸、流量测试,全部实现数字化、自动化。
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今天的巴彦淖尔,为何能以“懂吃”闻名一方?
答案,不在食谱里,不在餐桌上。而在那条奔流千年的黄河水里,在几万河套儿女赤脚下水、锹挖肩挑的身影里。
那一代人,吃的是掺沙的“硬饭”,睡的是透风的窝棚,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
他们未必读过书,也说不出豪言壮语,但心里都揣着一个朴素的念头:渠挖通了,后代就能吃饱饭。
今天,当你来上一口河套面粉做的焖面,尝到那一口瓜果的香甜,背后是中国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千年智慧,是一代又一代普通人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安稳。
从秦汉时期的“因河为塞”,到清代地商的“多口引水”,到新中国成立后“万里黄河第一闸”的一首制创举,再到数字化的智慧管控——
河套灌区,是一部活着的千年治水史。
河套大地会永远记得,那些让黄河安稳、让荒原生金、让命运由己的人。
(*本文封面由AI工具辅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