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磊，今年32岁，老家在贵州遵义，干的是旅游自媒体这一行。说白了就是个到处跑、拍视频、写攻略的自由职业者，收入不稳定，但胜在自由。

今年三月份，我接了个活儿——给一家旅行平台做一期“环台湾深度游”的专题内容。平台给了十五天的行程预算，让我从台北一路往南，拍到垦丁再折返。说实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心里还挺激动，毕竟台湾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从小在课本上读到过阿里山、日月潭，电视里看过《康熙来了》，朋友圈里也见过朋友去台北101打卡的照片，可真要自己踏上那片土地，心里还是有点说不清的期待。

出发那天，我从贵阳龙洞堡机场飞到厦门，再从厦门转机飞台北松山机场。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我深吸了一口气，心想：这趟活儿，我得好好干，争取多攒点素材，顺便也感受一下那边的人情味儿。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十五天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风景有多美，而是——

只要你一张嘴，或者被看出来你是大陆人，有些人的态度，立马就变了。

那种转变，不是骂你、打你、赶你走，而是从热络到冷淡，从笑脸到面无表情，从“你好”到“嗯”，从愿意跟你聊到不想再多说一句话。

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想多了，后来经历得多了，我才不得不承认——这事儿，是真的。

到台北的第一天，我住进了提前订好的一家民宿，在西门町附近。房东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林，说话带着浓浓的闽南腔，人看起来很热情。我一进门他就帮我提箱子，还给我倒了杯茶，指着墙上贴的地图跟我说：“小伙子第一次来台北哦？我跟你讲，这几家店你一定要去吃，这家牛肉面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这家卤肉饭排队都要排半小时……”

我一边听一边点头，觉得这人真不错，心里还想着回头一定要在文章里给他打个广告。

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贵州。他愣了一下，问贵州哪里，我说遵义。他点点头说：“哦，遵义的茅台酒有名啊！”我笑着说对，又补了一句：“我们那儿的羊肉粉也好吃，林大哥有机会去贵州玩的话，我请你吃。”

他笑了笑没接话，转身去厨房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我，说了句“早点休息”，然后就回自己房间了。

我当时没多想，以为他是累了。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拍素材，路过楼下早餐店，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看我背着相机，笑着问我：“少年仔，从哪里来的？”

我说大陆贵州。

她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虽然还在笑，但我能明显感觉到那个笑变得有点僵。她把蛋饼和豆浆端给我的时候，语气也没刚才那么热乎了，说了句“慢慢吃”，就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我坐在那儿吃着蛋饼，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我告诉自己：可能是我想多了，人家忙，顾不上聊天很正常。

可接下来的几天，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

我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排队买票的时候前面站着几个看起来像是香港或者东南亚的游客，售票员跟他们有说有笑，还耐心地解释怎么用导览器。轮到我了，我刚开口说“你好，我要一张票”，售票员看了我一眼，问了一句“哪里的”，我说大陆的。她“哦”了一声，面无表情地把票递给我，连个“谢谢”都没说。

我去永康街吃牛肉面，店里生意很好，老板忙得满头大汗。我旁边坐着一桌日本人，老板用蹩脚的日语跟他们打招呼，还送了他们一小碟泡菜。我等了半天终于点上餐，老板问我哪里来的，我说大陆，他点点头，转身就走了。我那碗面等了快四十分钟才上来，比隔壁那桌晚了不少，而且面上来的时候汤都快凉了。

我去九份山城拍照，在一家茶馆坐下来歇脚。老板娘是个气质很好的中年女人，穿着一身旗袍，说话温温柔柔的。她先是用英语跟一桌外国游客聊天，然后又用闽南语跟本地熟客打招呼，轮到我的时候，她用普通话问我喝什么。我说来一壶冻顶乌龙，她又问我是自由行还是跟团，我说自由行，一个人来的。她问从哪里来，我说大陆。她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接下来她给我上茶的时候，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甚至连眼神交流都避开了。

一次两次我可以告诉自己是想多了，三次四次呢？五次六次呢？

我开始留意这件事，甚至有点刻意地去验证它。

第四天我去了台中，住在一家青旅。青旅的老板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叫阿凯，留着寸头，穿着花衬衫，一看就是那种很会聊天的人。晚上我在公共区域写稿子，他端了两瓶啤酒过来，问我介不介意一起喝一杯。我当然不介意，正好也想找人聊聊。

一开始聊得很开心，他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拍视频写文章的，他说酷，还说他以前也想过做这行，但后来还是回来接手家里的青旅了。我们聊旅行、聊美食、聊各自去过的地方，气氛特别好。

然后他问我：“你从哪里来的？”

我说大陆。

他的表情变了一瞬间，虽然很快恢复了正常，但我捕捉到了。他端起啤酒喝了一口，然后换了个话题，开始聊台中的天气。之后他虽然还是跟我聊天，但我能感觉到那种距离感——不再是哥们儿之间喝酒聊天的感觉，而是一种礼貌性的、保持距离的社交。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我不怪阿凯，也不怪那个卖早餐的大姐，不怪故宫的售票员，不怪牛肉面店的老板。我只是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原本可以很自然的交流，变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这种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撞上去。

第五天我在台南逛夜市，看到一个卖蚵仔煎的摊位前排着长队，我也凑过去排队。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年轻情侣，听口音像是高雄那边的本地人。摊主大叔跟他们有说有笑，还开玩笑说“帅哥你女朋友这么漂亮，要多加点蚵仔给你啦”。轮到我，大叔照例问我要什么，我说一份蚵仔煎加辣。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了一句“大陆来的？”我说是。他没再说话，低头做蚵仔煎，做好以后递给我，收了钱，转头就去招呼下一个人了。

没有那句“小心烫”，没有那个笑容，什么都没有。

我端着那盒蚵仔煎站在路边，忽然觉得没什么胃口了。

第七天我到了高雄，住在85大楼附近的一家酒店。前台接待的小姑娘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特别可爱。她帮我办入住手续的时候一直笑眯眯的，还主动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叫车、有没有什么想去的景点她可以推荐。我说好啊，问她旗津半岛值不值得去，她说当然值得，还给我画了一张简易地图，标出了几家她觉得好吃的小吃店。

我真的觉得这个小姑娘太暖了，忍不住夸了她一句：“你们台湾的服务业真的好棒，你人真好。”

她笑着说谢谢，然后随口问了一句：“大哥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大陆的。

她的笑容停住了，就那么一瞬间，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整理桌上的文件，语气也变得公事公办起来：“房间在12楼，电梯右转，早餐时间是七点到九点半，退房时间是中午十二点之前。”

我说了声谢谢，拖着行李往电梯走。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转过身去跟旁边的同事说话了，那个笑容又回来了，两个人不知道在聊什么，笑得前仰后合。

我站在电梯门口，按了上行键，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如果说陌生人的态度转变只是让我觉得失落，那后面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让我感到心酸的。

第十天我在花莲包了一辆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姓黄，皮肤晒得黝黑，说话嗓门很大，一看就是个爽快人。他开车带我去太鲁阁、七星潭、清水断崖，一路上给我讲花莲的故事，讲他小时候在这片海边长大，讲他父亲是渔民，讲他年轻时也在大陆做过几年生意。

我一听他在大陆待过，顿时觉得亲切了很多，就跟他说我也是大陆来的，贵州人。他看了我一眼，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知道，你一上车我就听出来了。”

我问他在大陆做生意的时候去了哪些地方，他说去过广东、福建、浙江，还去过一趟北京。我说那您对大陆印象怎么样？他笑了笑，说：“地方是好地方，人也挺好，就是……”他顿了顿，没再说下去。

我没有追问，但他那个欲言又止的表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中午他带我去一家他常去的海鲜餐厅吃饭，老板跟他很熟，两个人用闽南语聊了好一会儿。后来老板知道我是大陆来的，态度明显没有对他那么亲热，但也不算差，该上的菜一道没少，只是不再过来寒暄了。

吃完饭黄大叔送我回酒店的路上，忽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小伙子，你别往心里去。有些人不是针对你这个人，是针对你身上那个标签。但你要记住，标签是标签，人是人，分得清的人自然会分得清。”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一下子酸了。

我问他：“黄大叔，您在那边待过，您觉得两边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

他想了想，说：“没什么区别。一样要吃饭睡觉，一样要为生活奔波，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区别不在人身上，在别的东西上面。”

他没有说“别的东西”是什么，但我大概懂了。

第十二天我去了垦丁，住在船帆石附近的一家民宿。那家民宿的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满头白发，脸上全是褶子，但精神头特别好。她叫阿婆，大家都这么叫她。

阿婆知道我是一个人来旅行的，特别照顾我，每天早上给我准备不同的早餐，有时候是三明治配牛奶，有时候是稀饭配酱菜，有时候是她自己做的萝卜糕。她不太会说普通话，大部分时间都是用闽南语跟我沟通，我听得半懂不懂，但靠着比手画脚也能明白个七八分。

有一天早上她端早餐给我的时候，忽然用很生硬的普通话问我：“你是……大陆来的？”

我说是。

她点了点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态度变冷，反而又多给我拿了一个水果，说：“多吃一点，出来玩要吃饱。”

我当时差点没绷住。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是不分地域的。那些对我态度转变的人，未必是坏心眼，他们可能只是被某些东西影响了，被某些观念塑造了。而那些对我依然友善的人，比如阿婆，比如黄大叔，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标签。

第十五天，我结束了所有的拍摄任务，准备从台北飞回厦门。临走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西门町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卤肉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五味杂陈。

这十五天里，我拍了无数的素材，吃了无数的小吃，看了无数的风景，但最让我难忘的，不是101的夜景，不是太鲁阁的峡谷，不是垦丁的海滩，而是那些微妙的、难以言说的态度转变。

我不是来挑事的，也不是来找茬的。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者，一个靠拍视频写文章糊口的年轻人。我带着善意来，也希望被善意对待。但现实告诉我，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能改变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也遇到了很多温暖的人。阿婆的那颗水果，黄大叔的那番话，还有几个在夜市里跟我拼桌吃饭、聊得很开心的当地年轻人——他们让我相信，善意永远是存在的，哪怕它有时候会被某些东西遮蔽。

登机那天，我在候机室里写下了一段话：

“台湾很美，人也很善良。但有些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消除的。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带着善意去理解每一个人。希望有一天，那些墙会慢慢倒塌，那些标签会慢慢褪色，我们都能像普通人一样，坐下来喝杯茶，聊聊天，不问来处，只谈当下。”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云层，心里默默说了一句：再见，台湾。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一切都更好一点。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

我是赵磊，一个在路上的人。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旅行故事？有没有在某个地方感受到过那种因为身份标签而产生的微妙态度变化？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经历，咱们一起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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