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浦路斯待了两个月，才知道一个岛能分成两个国家

2026-09-15 03:14 旅游资讯 3 0

◎ 一条街走完，我跨了两次国，却没人查我。

所有人都以为塞浦路斯就是地中海上的蓝旗海滩、爱神岩、柠檬树和度假酒店。

来之前我也这么想。直到我在尼科西亚的老城里，沿着莱德拉街走了不到两百米，先出示护照过了一道检查站，喝完一杯咖啡，又出示一次护照回到另一边。两个海关之间隔着的不是海，是一条用绿漆画出来的线。那一刻我才明白：一个岛，真的可以有两套政府、两种货币、两个手机网络，甚至两种时间感。我站哪边？我不站希腊族这边，也不站土耳其族这边。我站每天跨过这条线去买菜、上班、看牙、见朋友的人这边。边界是文件上的，日子不是。第一次过线是下午四点，太阳把石板路照得发白。我把护照递给窗口里的年轻关员，他翻了一下，抬头问：“第一次去北边？”我说是。他又问：“待多久？”我说两个小时。他笑了一下，把护照推回来：“两个小时够吃个饭。”没有盖章，没有盘问，没有我想象中的铁丝网和枪口。我走出去，手机信号从南边的网络跳到北边的网络，时间没变，货币变了。我站在两家咖啡馆中间，突然觉得这地方像一件被拉链拉开的夹克：两边还连在同一块布上，只是拉链卡住了。我不承认一条线能决定人怎么活。

一、先过那道线

莱德拉街的检查站藏在一条步行街尽头。南边是欧元区，咖啡馆门口摆着白色藤椅，菜单上写着3.50欧元一杯弗雷多；北边是土耳其里拉区，同样的咖啡卖80里拉，杯子小一圈，糖给得更狠。

我那天从南边出发时，口袋里只有欧元硬币，走到一半才想起北边不一定收。

路边有个希腊裔老头在卖彩票，叫安德烈亚斯，67岁，白衬衫扎进裤腰，胸口别着一支圆珠笔。我问他北边收不收欧元。他抬眼看我，说：“收，按他们心情收。你最好换里拉。”我说我第一次去。他把圆珠笔从胸口拔下来，在彩票背面写了一个数字：100。然后说：“别在检查站前面换，汇率差。往前走，第二个路口，蓝牌子。”

我按他说的走。检查站是一间白色小房子，窗户上贴着褪色的告示，队伍不长，前面只有五个人。一个穿校服的男孩把身份证递进去，关员看了一眼就放行；一个拎菜篮的老太太把篮子放上柜台，关员伸头看了看里面的西红柿，挥手让她过去。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护照递过去。关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头发剃得很短，制服领口有点松。他翻到照片页，又翻回封面，问：“中国？”我说是。他问：“住南边还是北边？”我说南边，尼科西亚。他点点头，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把护照推回来：“过去吧。别带无人机。”

我愣了一下：“无人机不能带？”

他说：“不能飞。这边管，那边也管。你飞了，两边都来找你。”

我走到中线。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联合国缓冲区的样子。没有电影里的废墟，也没有坦克。

只有一道矮墙，墙头拉着铁丝网，网后面长着一排夹竹桃，花开得正红。

墙边立着一块蓝色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缓冲区，禁止停留”。我停下来不到十秒，对面岗亭里的士兵就抬起头看我。他没有端枪，只是把手搭在窗沿上。我继续走，脚下的石板从南边的浅灰色变成北边的深灰色，像是有人用尺子比着刷过漆。

北边的第一家店是卖芝麻圈的小铺。老板把面团拉成长条，在芝麻盆里滚一圈，再挂到木杆上。我买了一个，递过去一张20欧元。他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抬头看我：“你南边来的？”我说是。

他叹了口气，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把里拉，数了四张给我，又把手里的芝麻圈多塞了一个：“这个算送的。

你回去别说北边贵。”我站在店门口咬了一口，芝麻掉在鞋面上。手机震了一下，运营商发来短信：欢迎来到北塞浦路斯，数据漫游每天收费。我盯着那条短信，觉得好笑——我明明只走了180米。

二、橘子往哪边甜

住到第三周，我开始像本地人一样算账。南边的房租贵，我在尼科西亚南边租的一间一居室，月租650欧元，电费另算，冬天开暖气那一个月电费能到110欧元。北边同样大小的房子，房东开口要12,000里拉，我陪朋友去看过一套，阳台对着橘子园，楼下有只黄狗，最后谈成11,000里拉。

朋友在联合国缓冲区附近上班，每天骑摩托过线，早上七点一刻出门，七点四十到办公室。

他说：“南边赚欧元，北边花里拉，这是很多人的活法。”

我的房东科斯塔斯69岁，希腊裔，退休前是邮局职员。他住在楼下，每天六点半起床，先给阳台上的九盆罗勒浇水，再坐在门口看报纸。有一天他敲我的门，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六个橘子。他说：“南边的橘子甜，北边的柠檬香。你尝尝。”我说谢谢。他坐在沙发上，把报纸叠成四折，突然说：“我三十年前走过去，只要十分钟。”我问：“现在呢？”他说：“现在要看身份证，要看车险，要看运气。十分钟变成四十分钟。”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生气，语气像在念一份账单。

后来他带我去北边看他的老房子。

那房子在法马古斯塔路附近，一栋两层小楼，外墙刷成浅黄色，门口种着一棵橄榄树。

1974年之后，他再也没进去过。我们站在街对面，他指着一楼窗户说：“那是我母亲的厨房。现在住着一家土耳其人。我不恨他们。他们也是被安排的。”我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回去。他说：“回去？回去住哪一间？楼上还是楼下？谁给我腾？”他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剥开锡纸，塞进嘴里。那颗糖是北边买的，包装上印着土耳其语。

那天下午我们过了线，在对方的菜市场里买菜。市场里有个土耳其裔女人叫艾拉，五十来岁，围裙上沾着番茄汁，摊位上摆着黄瓜、茄子、青椒和一筐橘子。科斯塔斯挑了两个茄子，用希腊语问她多少钱。艾拉用土耳其语回了一句，两人都没听懂，最后同时笑了。我帮他们翻译，艾拉摆摆手：“不用翻译，数字我认得。

”她抓了一把橘子塞进科斯塔斯袋子里，说：“你们那边贵，我这边橘子甜。

”科斯塔斯低头看了看袋子，说：“你这句话比我报纸上的新闻准。”

我站在旁边，手里拎着两袋菜，一袋用欧元付，一袋用里拉付。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岛像一件被拉链拉开的夹克——左边口袋装着欧元，右边口袋装着里拉，拉链卡在中间，但穿夹克的人还在走路。艾拉看我发愣，拿起一个橘子抛给我：“尝。甜不甜，嘴巴说。”我剥开橘子，汁水从指缝流下来。科斯塔斯已经走出摊位，站在阳光下等我，手里拎着那袋茄子，像拎着一件很轻的行李。

三、沙滩关了门

来之前，我以为“分裂岛屿”意味着仇恨。我以为会看到士兵在街角站岗，孩子在学校里学对方的坏话，两边的人老死不相往来。结果我在尼科西亚住了两个月，最常看到的场景是：南边的希腊裔老太太在北边的药房买膏药，北边的土耳其裔司机在南边的加油站排队。真正让我打破滤镜的，是法马古斯塔的瓦罗沙。

瓦罗沙原来是个度假区，1974年之后被铁丝网围起来，四十六年没人住。

我在网上看过照片：酒店大楼空着，窗帘被海风吹烂，沙滩上长草，像一部末日电影。我以为去了会看到一座鬼城。结果到了之后，我先看到一排旅游大巴，再看到一条木板栈道，栈道尽头是沙滩，沙滩上插着遮阳伞，几个游客躺在椅子上喝可乐。旁边站着两个士兵，枪背在身后，帽子压得很低。我站在原地，手里的矿泉水瓶还没拧开。

我的向导叫德尼兹，土耳其裔，三十出头，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

他带我从入口进去，指了指左边一栋十二层的高楼：“那家酒店以前有256个房间，顶楼是旋转餐厅。

我叔叔在里面端过盘子。”我问：“他现在在哪？”德尼兹说：“在伦敦。开出租车。他再也不回来了。”我们沿着栈道往前走，沙子里混着碎玻璃和瓷砖片，远处一栋楼的阳台上还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上面写着“HOTEL”。德尼兹停下来，指着二楼一扇窗户：“我叔叔说，他最后一次进去，桌上还有客人没喝完的咖啡。杯子现在应该还在。”我说：“不可能吧。”他说：“我说的是杯子吗？我说的是那种感觉。”

我们走到沙滩尽头，士兵拦住了我们。他用土耳其语说了一串话，德尼兹翻译：“他说前面不能去，铁丝网后面是军事区。”我问：“里面还有房子吗？”士兵看了我一眼，说：“有。但没人住。”我问他：“你每天在这里站多久？”他说：“八小时。”我又问：“你看过里面的房子吗？”他说：“看过。小时候从围墙缝里看。”他说完就转过头去，不再看我。

回程路上，德尼兹买了两瓶水，递给我一瓶。他说：“你们外国人喜欢问，你们恨不恨希腊人。我告诉你，我恨的是1974年。不是希腊人，也不是土耳其人。是那一年。”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口，又说：“我女朋友是希腊裔。她爸一开始不同意。现在他每周日叫我过去吃烤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带他去北边钓鱼，他带我来南边买橄榄油。我们俩都发现，海是一样的。”我把水瓶贴在脸上，水是温的。远处海滩上，游客的笑声传过来，和铁丝网里的安静叠在一起。

我原来以为分裂是一堵墙，到了瓦罗沙才知道，分裂有时候是一扇锁着的门，门外还有人卖冰淇淋。

四、两张手机卡

住到第二个月，我决定办一张本地手机卡。南边的营业厅在尼科西亚市中心，玻璃门，取号机，穿衬衫的店员。

我排了二十分钟，柜台后的女孩叫玛丽亚，头发扎成高马尾，指甲涂成蓝色。

她问我要居留证明、护照、地址账单。我说我是短期住。她说：“那只能买预付费卡，10GB，15欧元，30天。”我办了。卡插进去，信号满格。我问她：“这张卡去北边能用吗？”她说：“能。算漫游。你最好别开数据。”我又问：“那北边的卡呢？”她说：“那是另一家公司。你得再买一张。”

第二天，我在北边买第二张卡。店在一条窄街上，门口挂着红色招牌，柜台上摆着各种手机壳和充电线。老板叫巴里斯，四十来岁，留着小胡子，穿一件加拉塔萨雷球衣。他听我说要买卡，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塑料卡，问：“你南边来的？”我说是。他说：“南边的卡到这里没信号，你得再买一张。”我说我已经发现了。他笑：“这就对了。这个岛有两套信号塔。你站在线旁边，手机自己会跳。跳过去，钱就没了。”他给我办了一张卡，250里拉，20GB。我问他：“你用过南边的卡吗？”他说：“用过。去南边看牙的时候。那边牙医好，设备新。我在这边赚钱，去那边花钱。”我说：“你不觉得麻烦？”他说：“麻烦？当然麻烦。但日子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因为一条线，就不去看牙。”

后来我开车去北边，又遇到车险的事。南边的租车公司告诉我，车不能过线，除非买额外保险。

我去北边检查站旁边的保险窗口，一个戴老花镜的女人递给我一张表，说：“35欧元，三天。

”我问：“保什么？”她说：“保你在这边不撞车。撞了，你赔不起。”我交了钱，拿到一张粉色纸片，贴在挡风玻璃上。过线的时候，关员看了一眼纸片，又看了一眼我，挥手放行。我把车开出去，后视镜里，南边的旗帜和北边的旗帜并排飘着，中间隔着不到五十米。我突然觉得，这个岛像一件被拉链拉开的夹克——拉链卡住了，但两边的人还在往同一个口袋里装东西：欧元、里拉、药方、橘子、手机卡、车险单。巴里斯说得对，你不可能因为一条线，就不去看牙。

五、线两边是人

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离开前最后一个傍晚。我从北边往回走，手里拎着一袋艾拉塞给我的橘子，袋口扎得紧紧的。太阳落到缓冲区那排夹竹桃后面，天变成橘红色。我走到中线，看见一个老人坐在矮墙边的小板凳上，面前摆着一个木头箱子，箱子上盖着白布，白布上放着一摞芝麻圈。他大概七十多岁，戴一顶灰色鸭舌帽，脸上的皱纹像干掉的河床。我停下来，问他：“多少钱一个？”他用土耳其语说了个数字，又用希腊语说了一遍。我听不懂，掏出里拉和欧元各一张，让他自己拿。他看了看，抽走了里拉。

我问他：“你每天在这里卖？”他说：“每天。除了下雨。”我问：“两边的人都买吗？”他说：“南边的买，北边的也买。他们都说我的芝麻圈比店里的香。”他笑了一下，露出两颗金牙。我又问：“你住哪边？”他朝北边抬了抬下巴：“那边。但我小时候，这里没有线。”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我小时候，这里没有红绿灯”。我站在那儿，手里的橘子袋勒着手指。远处南边的教堂钟声响了，北边的宣礼塔也开始广播。两种声音叠在一起，一个高，一个低，谁也不让谁，但谁也不停。

老人从箱子里拿出一个芝麻圈，递给我：“这个不要钱。你拿着，路上吃。”我接过来，芝麻还热着。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易卜拉欣。”我说：“我叫……”他摆摆手：“不用记。你下次来，我还在这儿。”我往南边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他。他正低头整理白布，把芝麻圈一个一个摆齐。检查站的关员从窗口探出头，喊了一声什么，易卜拉欣抬起头，朝关员挥了挥手。关员也挥了挥手。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原来想的“两个国家”是地图上的、护照上的、新闻里的。

可在这条不到两百米的街上，两个国家是两个人隔着矮墙挥一下手，是一个老人把芝麻圈卖给两边的人，是一个关员问“两个小时够吃个饭”，是一个希腊裔老头和一个土耳其裔女人用数字讨价还价。

我走到南边，关员看了看我的护照，问：“从北边带什么了？”我说：“橘子。”他伸头看了看袋子，说：“橘子？拿去吧，别带一整车就行。”我笑了一下，他也笑了一下。我走出去，手机信号跳回南边的网络，短信又来了。我站在莱德拉街的南端，回头看了一眼。易卜拉欣还在那里，白布上只剩三个芝麻圈。两个士兵在缓冲区里慢慢走，影子拉得很长。我把橘子袋换到另一只手上，手指上还留着芝麻的油。那一刻我没有想“和平”这么大的词。我只想，明天早上，易卜拉欣还会不会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