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待了7天,只要看出你是大陆人,那态度真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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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环岛,我揣着一腔热望踏上这片土地。前三天,笑脸相迎,温言软语,我以为找到了血脉相连的温情。第四天,一句口音露了底,那些笑容像被风吹灭的烛火,一盏一盏暗了下去。

第一章 落地

飞机穿过云层,窗外出现一片翡翠色的海。

我贴着舷窗往下看,海岸线弯弯曲曲,像谁用毛笔在宣纸上拖了一道墨痕。田畴如棋盘,河流像银线,远处的山峦笼着一层薄薄的蓝雾。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

“知远,你看什么呢?”邻座的沈玉琴凑过来。她是我妻子,四十出头,圆脸,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这趟旅行是她的主意,说我忙了半辈子生意,该歇歇了。

“看地。”我说。

“地有什么好看的?”

我没回答。其实我在想父亲。他年轻时在福建当兵,隔海望过金门。他跟我说过,那边有亲戚,太爷爷那一辈迁过去的,后来断了联系。父亲至死没踏上这片土地,只留下一句话:“哪天你去看看,替我给那边的祖宗磕个头。”

父亲是五年前走的。走得很突然,心梗,头天晚上还跟我通电话,说“知远啊,生意别太拼,身体要紧”。第二天早上,我姐打电话来,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知远,爸不行了,你赶紧回来。”我从深圳往福建赶,路上四个小时,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衣,躺在堂屋的门板上。脸色蜡黄,嘴唇紧闭,像是睡着了。母亲坐在旁边的小凳上,一声不吭,眼泪已经干了。

收拾遗物的时候,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一个小布包。布包是蓝布缝的,针脚粗糙,里面裹着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纸是旧时的信笺,抬头写着“惠安祖厝图”,底下是父亲手绘的一张示意图。歪歪扭扭的线条画着几间老屋,门口一棵大树,树下画了个圆圈,旁边注了两个字:水井。

布的角落里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字:林阿娇。后面是一个问号。

我问母亲,林阿娇是谁。母亲想了很久,说:“可能是你太爷爷那辈的姑奶奶。你爸小时候老念叨,说家里有个姑奶奶去了台湾,再没回来。后来就没人提了。”

父亲这辈子没提过台湾。一次都没有。但那个布包,他一直带在身边。从惠安带到福州,从福州带到厦门,从厦门带到深圳。搬了无数次家,扔了无数东西,那个布包一直在。他嘴上不说,心里一直搁着这件事。

飞机落地的时候,轮胎擦过跑道,发出一声闷响。机舱里响起一片掌声,有人说是习惯,有人说是感谢机长。我跟着拍了两下,心跳得有点快。

行李转盘旁边,地接导游举着牌子等我们。牌子是手写的,白纸黑字:“欢迎林知远先生一行”。举牌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皮肤晒得有点黑,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衬衫,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

“林先生吗?我姓陈,陈美惠,叫我美惠就好。”她的口音软软的,像含着一颗糖说话,“欢迎来台湾!路上辛苦了。”

沈玉琴跟她握了手,笑着说:“陈导,你这普通话真好听。”

美惠笑得更深了:“哪里哪里,我讲话有台湾腔啦。”

她说话尾音往上翘,像唱歌一样。每句话结尾都带个“啦”“哦”“耶”,听得沈玉琴一直抿着嘴笑。美惠个子不高,一米五出头,站在人群里像个初中生。但她走路很快,步子又轻又稳,像一只山里的母鹿。后来我才知道,她做导游十五年了,一年三百天在路上,台湾的山山水水都被她走遍了。

大巴车是白色的,座椅套洗得干干净净,印着“平安”两个字。美惠站在车头,拿着话筒,声音清亮:“各位贵宾,我们从桃园机场出发,先到台北。今晚住西门町附近的酒店。明天开始环岛,七天时间,台湾最漂亮的风景,我带你们都走一遍!”

车窗外,路边的树一棵棵往后退。那树我在大陆没见过,叶子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绿得发亮。美惠说那叫“台湾栾树”,秋天会开黄花。沈玉琴拿手机对着窗外拍个不停,嘴里说:“真好看,真好看。”

大巴上了高速,路牌是繁体字,地名一个接一个从窗外闪过:桃园、新竹、苗栗。美惠拿着话筒,一路介绍:“右手边是中央山脉,台湾的脊梁骨。最高峰玉山,三千九百多米,比富士山还高哦。”

车里的人都往右边看。山确实高,青黑色的山体,山顶缠着白云。沈玉琴把手机贴在窗户上拍,拍完拿给我看:“你看,像不像画?”

我点点头。山下面是大片大片的稻田,有的已经收割了,露出褐色土地;有的还是金绿色,风吹过去,掀起一层层的浪。田中间偶尔有几栋三合院的房子,红砖灰瓦,跟福建农村的一模一样。我看着那些房子,忽然想起父亲画的祖厝图。也是这样的红砖,也是这样的灰瓦。门口也有树。

“知远?”沈玉琴碰了碰我的手,“你是不是在想爸?”

“嗯。”

她没再问,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指。她的手掌温热,干燥,像一双穿旧了的棉布手套。结婚二十年了,她的手温好像从来没变过。结婚那天,我牵着她的手走出民政局,她的手就是这么温的。二十年了,家里买过三套房子,换过两辆车,女儿从怀里的奶娃娃长成大学生。她的手上多了些斑点和皱纹,但温度没变。

车开了一个小时,楼房渐渐多起来。先是矮矮的两三层小楼,后来越来越高,越来越密。路边出现7-11便利店,出现麦当劳,出现各种各样的招牌。台北到了。

“台北!”美惠的声音在话筒里响起来,“欢迎来到台北!”

第二章 西门町的夜

酒店在西门町旁边,房间不大,但干净。窗外正对着一条巷子,巷子里全是小店,卖衣服的,卖小吃的,卖手机的。楼下有个卖蚵仔煎的摊子,排着长队,油锅滋啦滋啦响,香味一阵阵飘上来。

沈玉琴放下行李就拉着我往外跑:“走!逛夜市!”

西门町的夜市是我见过最热闹的地方。人挤人,灯挨灯。店门口的霓虹灯管五颜六色,闪得人眼花。空气里混着各种味道,炸鸡排的油香,烤鱿鱼的酱香,奶茶的甜香,还有臭豆腐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香”。

“林先生!这边!”美惠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手里举着三杯奶茶,“尝尝,台湾珍珠奶茶,最有名的!”

我接过一杯,吸了一口。珍珠Q弹,奶茶香浓,确实好喝。沈玉琴抱着杯子不撒手,说:“比咱们那边的好喝多了。”

“那当然啦!”美惠挺起胸,“台湾的奶茶,全世界都有名哦。”

我们跟着美惠在夜市里穿来穿去。她像一条认路的鱼,在人潮里游刃有余。这边指着一家摊子说“这家卤肉饭五十年老店”,那边指着一个摊子说“这家爱玉冰是我从小吃到大的”。沈玉琴被她带得团团转,手里很快堆满了各种小吃。

走到一个卖手工皂的摊子前,沈玉琴停下来挑肥皂。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正在给肥皂包纸。看见我们,抬起头笑了一下:“慢慢看哦,都是天然材料做的。”

沈玉琴挑了两块,问多少钱。老太太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美惠,说:“三百。”

美惠在旁边用闽南语说了句什么。老太太看了我一眼,又说了句什么。美惠点点头,转头跟我说:“她问你们从哪里来。”

“跟她说福建。”我说。

美惠翻译过去。老太太忽然抬起头,老花镜后面的眼睛亮了一下,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她从摊子后面走出来,走到我面前,问:“福建哪里?”

“泉州。”

老太太嘴巴张了张,半天没说话。然后她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泉州……我妈就是泉州人。”

我愣住了。

“我姓王,王秀枝。”老太太伸出手来,手掌粗糙,指头上有做肥皂留下的碱痕,“我妈叫林阿娇,泉州惠安的。小时候听她讲,家里门口有棵大榕树,树下有口井。”

我的心忽然跳了一下。林阿娇。姓林。惠安。榕树和井。父亲说过,我们林家的老宅就在惠安,门口确实有棵大榕树,树下确实有口井。

“你妈还在吗?”我问。

“走了十年了。”老太太的眼圈忽然红了,“她走的时候一直念,说想家。可是回不去啦。”

我站在摊子前面,手里攥着那块肥皂,不知道说什么。沈玉琴在旁边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袖子。美惠安静地站在一边,眼睛也红了。

老太太擦了擦眼角,忽然笑了:“不说这个啦!来,再拿两块,我送你的。回去用,洗了舒服。”

她往袋子里塞了四块肥皂,怎么也不肯多收钱。临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握了又握:“下次来,再来找我。我跟你讲我妈的事。”

我点点头。走出十几步,回头看,老太太还站在摊子后面,朝我挥手。霓虹灯的光打在她脸上,花花绿绿的,但我看见她眼眶里有什么亮亮的东西在闪。

“怎么样?”美惠轻声说,“台湾人,其实很有人情味的。”

我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心里暖洋洋的,像被人往心口揣了一个热水袋。

逛到九点多,沈玉琴说饿了。美惠带我们去了一家老字号的牛肉面店。店面不大,五六张桌子,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剪报和名人合影。老板是个光头男人,围着一条白色围裙,在厨房里下面条,热气蒸得他的脸通红。

“三碗红烧牛肉面!”美惠朝厨房喊了一声。

“好嘞!”老板应了一声,声音洪亮。

面端上来,碗大得像小盆。汤是深褐色的,上面漂着红油和葱花。牛肉块又厚又大,炖得酥烂,筷子一夹就散。面条是手工拉的,粗粗的,有嚼劲。

沈玉琴吃了一口,眼睛亮了:“这也太好吃了吧!”

美惠笑着说:“这家店开了四十年了。老板从十八岁开始做,现在五十八了。”

我低头吃面。汤浓肉香,吃得我额头冒汗。吃到一半,老板从厨房走出来,点了一根烟,站在门口抽。他看见美惠,点了点头:“带团啊?”

“嗯。大陆来的。”

老板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抽烟。烟头的火光在夜色里一明一暗。他抽完烟,走进来收碗。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忽然停了一下。

“好吃吗?”

“好吃。”

“福建来的?”

“嗯。”

他点了点头,又走回厨房。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碟小菜出来,放在我们桌上:“卤豆干,送你们的。”

沈玉琴说了声谢谢。老板摆摆手,又钻回厨房去了。

美惠轻声说:“他人很好的,话不多。”

我夹了一块豆干,咸香入味,配着面汤吃正好。窗外的西门町还在热闹,霓虹灯闪得人眼花。但面店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吸溜面条的声音和厨房里锅铲碰撞的声响。

那一刻我觉得,这趟来对了。

第三章 九份的雨

第四天,我们去了九份。

山城。石阶。红灯笼。雨从早上下到中午,细细密密的,把整座山城裹在一层水汽里。美惠给每人发了一把透明雨伞,说:“九份就是要下雨才好看,像宫崎骏画的那样。”

我们沿着石阶往上走。两旁全是小店,卖芋圆的,卖茶具的,卖木屐的。雨打在伞面上,啪嗒啪嗒响。沈玉琴挽着我的胳膊,走得很慢,看见什么都新鲜。

石阶很窄,仅容两人并肩。两边的店铺屋檐几乎碰在一起,把天割成一条细缝。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像一串串断了线的珠子。沈玉琴在一家芋圆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一碗红豆芋圆汤。芋圆是现做的,五颜六色,嚼起来又糯又弹。她舀了一勺给我,甜得刚刚好。

走到一家茶馆前面,美惠说:“这家是百年老店,进去喝杯茶吧。”

茶馆在石阶旁边,木门木窗,门头上挂着一块匾,写着“山城茶坊”。推门进去,里面暖烘烘的,空气中飘着茶香。墙上挂着老照片,黑白的,拍的是九份挖金矿的年代。照片里的人穿着粗布衣裳,脸上黑黢黢的,眼睛却很亮。有一张是矿工全家福,男人坐在中间,女人抱着孩子站在旁边,背景是一间破旧的工棚。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高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见我们进来,点点头:“里面坐。”

他泡了一壶冻顶乌龙,一人倒了一杯。茶汤金黄,入口回甘。沈玉琴喝了一口,赞不绝口:“好喝!比咱们那边的乌龙好喝!”

老板笑了一下:“台湾的茶,确实不错。”

美惠在旁边用闽南语跟他聊了几句。老板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问:“先生从哪里来?”

“福建。”

“哦。”他点点头,又倒了一杯茶,“我祖上也是福建的。漳州。”

“那我们算半个老乡。”我笑着说。

老板也笑了。那个笑很淡,但很真。他拉了把椅子坐下来,跟我们聊茶。说他的茶园在阿里山,海拔一千多米,一年只采两季。说冻顶乌龙要发酵到什么程度才最香。说茶就像人,急不得,得慢慢等。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打在窗户上,把山城的灯火晕成一片一片的光斑。茶馆里暖洋洋的,茶香袅袅。老板又泡了一壶,换了一种茶,说是他自己留的私房茶,一般不给客人喝。

“今天有缘。”他说。

沈玉琴问他:“老板,你去过大陆吗?”

“去过。”他推了推眼镜,“去过武夷山,看茶。也去过杭州。但没回过漳州。”

“为什么不回去看看?”

他沉默了一下,手指摩挲着茶杯。“我父亲那一辈过来的。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老家门口有棵龙眼树,是他爷爷种的。我回去看过一次照片,树还在。但我不敢去。”

“为什么不敢?”

“怕见了,心里受不了。”他笑了一下,有点涩,“就像这茶,第一泡太浓,第二泡刚好,第三泡就淡了。有些东西,留在记忆里最好。”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汤滑进喉咙,暖暖的,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苦。窗外的九份在雨里安安静静,红灯笼在屋檐下轻轻摇晃。远处有猫叫了一声,细细的,像婴儿哭。

“我父亲也是。”我说,“他走之前跟我说,让我来台湾看看。但他自己一辈子没来。”

老板看着我:“你父亲走了?”

“走了五年了。”

“他叫什么?”

“林建国。”

老板想了想,摇摇头:“没听过。但你既然是福建来的,又是林姓,说不定跟我妈那边能攀上关系。我妈也姓林。”

“你妈还在?”

“在。九十多了,住台北。脑子还清楚,就是耳朵背。”

美惠在一旁轻声说:“老板,林先生这次来,也是想找亲戚的。”

老板推了推眼镜,看了我一眼。“那你回去的时候,去一趟西门町。那边有个卖肥皂的王秀枝,她妈就是福建来的林家人。她找亲戚找了几十年了。”

我的心跳了一下。“我见过她了。”

老板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还真是有缘。”

那天下午我们在茶馆坐了很久。走的时候老板送我们到门口,递给我一包茶:“自家种的,带回去喝。”

“多少钱?”

“不要钱。老乡送的。”

我坚持要给。他坚持不要。最后美惠说:“林先生,收下吧。这是老板的心意。”

我把茶揣进包里,下山的时候脚步有点沉。沈玉琴挽着我,轻声说:“台湾人挺好的。”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才第四天呢。

第四章 那句话

第五天,我们从花莲往台东走。

大巴沿着海岸线开,左边是山,右边是海。海是深蓝色的,浪花拍在礁石上,溅起白色的沫。美惠拿着话筒介绍:“这条路叫苏花公路,是台湾最漂亮的海岸线。大家看右手边,那就是太平洋。”

车里一阵惊叹。沈玉琴贴着窗户,手机拍个不停。

我靠着窗,看着外面的太平洋。海水蓝得不像话,近处是透明的浅蓝,远处是深邃的靛蓝,中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浪从远处涌来,一层一层,白白地碎在礁石上。礁石黑黑的,像卧在海里的巨兽。

“美惠,”前排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问,“这苏花公路修了多久?”

“修了十几年哦。”美惠说,“都是人工凿出来的。当年修路的时候,很多人从大陆来的老兵,在这条路上出了力。有的还丢了命。”

车里安静了一下。我看着窗外的悬崖,崖壁上还能看见凿过的痕迹,一道一道的,像岁月的伤疤。

中午在台东一家餐厅吃饭。团餐,八菜一汤,味道一般。邻桌坐着一对老夫妻,是从上海来的,退休教师,说话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老头点了一瓶啤酒,喝了两口,忽然大声说:“这台湾啤酒,还不如咱们青岛的好喝!”

声音不大不小,但整个餐厅都听见了。

旁边几桌台湾本地人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服务员端菜过来,脸上没什么表情,把盘子往桌上一搁就走了。

沈玉琴扯了扯我袖子,小声说:“你少说话。”

我知道她的意思。出门在外,别惹事。

下午继续赶路。车停在台东一个休息站,休息站里有个特产店,卖释迦和凤梨酥。沈玉琴挑了两盒凤梨酥,排队结账。收银台后面站着一个年轻姑娘,二十出头,染着一头黄发,耳朵上挂着耳机。

“多少?”沈玉琴问。

“五百。”

沈玉琴掏钱。旁边一个中年女人凑过来,用闽南语问那个姑娘什么。姑娘回了一句,中年女人看了沈玉琴一眼,嘴角撇了一下。

美惠正好走过来,听见了。她脸色变了一下,拉着沈玉琴往外走。

“怎么了?”沈玉琴问。

“没什么。走吧。”

我追上去问:“美惠,那女的说什么了?”

美惠犹豫了一下,低声说:“她说……‘大陆来的,买这么多,是不是要带回去做假货。’”

沈玉琴的脸一下子白了。

“别往心里去。”美惠连忙说,“那种人很少的,大部分人不会这样。”

我没说话。走在休息站的停车场里,阳光很烈,晒得头皮发烫。远处有棵榕树,树荫底下坐着一个卖槟榔的老太太。她看见我们走过来,用台语问了一句什么。美惠回了她一句。老太太点点头,不再说话。

上车以后,沈玉琴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我知道她心里不舒服。我也是。

美惠站在车头,拿着话筒,声音还是那样软软的:“各位贵宾,接下来我们去台东的知本温泉,今晚住温泉酒店。大家泡个汤,放松一下。”

车开了。海岸线还在右边,太平洋还在那里,浪还在拍。但车里的气氛不一样了。前排上海来的那对老夫妻在争论什么,老头声音大,老太太声音小。后排几个年轻人塞着耳机睡觉。沈玉琴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但我知道她没睡。

我掏出手机,翻到王秀枝老太太的号码。那天在西门町她写给我的,纸条还在口袋里。我看了很久,没有拨出去。

过了一会儿,沈玉琴忽然开口:“知远,你说那个女的为什么那样?”

“不知道。”

“我们又没惹她。”

“有些人就是这样。跟惹没惹没关系。”

她沉默了一会儿。“你说台湾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你说福建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她没说话。

“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不好的人。”我说,“咱们那边不也一样?有人热心肠,有人冷冰冰。不能因为一个人,就说一个地方的人都不好。”

沈玉琴把头靠在我肩上,没再说话。窗外的太平洋安静地蓝着,浪一层一层地涌过来,又一层一层地退回去。我忽然想起美惠说的那句话: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不好的人。

这话对。但为什么那句“做假货的”就那么扎心呢?

第五章 温泉酒店

知本温泉的酒店在半山腰上。房间是日式的,榻榻米,纸拉门,窗外就是山。山是绿的,浓得化不开的绿。空气里有硫磺的味道,淡淡的,混着草香。

沈玉琴去泡汤了。我一个人坐在窗边,泡了一壶茶。茶是九份茶馆老板送的,冻顶乌龙,汤色金黄。我喝了一口,想起他说的话:“有些东西,留在记忆里最好。”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起来,是美惠。

“林先生,今天的事,真的不好意思。”

“没事。又不怪你。”

“我跟你说实话,”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台湾大部分人都很好的。但确实有一部分人,对大陆来的有偏见。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

“我明白。”

“你不生气?”

我想了想。“不生气。就是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昨天在西门町,那个卖肥皂的王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叫老乡。今天在休息站,就有人骂我是做假货的。都是台湾人,差别怎么这么大?”

美惠沉默了一会儿。“林先生,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不好的人。台湾也是。你别因为一个人,就否定所有人。”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继续喝茶。窗外有鸟叫,咕咕咕的,像鸽子。沈玉琴推开门进来,脸红扑扑的,裹着浴巾。

“温泉真好!”她说,“你也去泡泡。”

“等会儿。”

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头靠在我肩上。“今天的事,你别放心上。”

“没放心上。”

“骗人。你每次心里有事,就一个人坐着喝茶。”

我笑了一下。“知我者,老婆也。”

她也笑了。我们靠在一起,看着窗外的山。夕阳把山尖染成金色,慢慢往下沉。天边的云烧起来了,红的紫的,像一幅泼了颜料的水彩。

“知远,”沈玉琴忽然说,“你找到你爸说的那个亲戚了吗?”

“没有。那个王老太太说的是她妈,林阿娇。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我们林家有关系。”

“你可以去问问。”

“再说吧。”

其实我有点怕。怕问出来不是。怕问出来是,但人家不认。怕认了之后,又不知道怎么相处。海峡两边,隔了七十多年,不是一句话就能接上的。

晚上七点,美惠来敲门,说酒店餐厅有自助餐。我们下楼的时候,看见大堂里坐着一群台湾本地的老人家,在办什么聚会。他们穿着统一的红色马甲,上面印着“台东县老人会”几个字。桌上摆着瓜子和茶水,大家有说有笑。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看见我们,笑着招了招手:“来坐啊!一起喝茶!”

美惠跟她用闽南语说了几句。老太太点点头,朝我们笑了一下:“大陆来的?欢迎欢迎!”

沈玉琴走过去跟她聊了几句。老太太说她八十二了,儿女都在台北,她自己一个人住台东。每个月老人会都有活动,大家一起喝茶聊天,日子过得蛮快活。

“你们来玩几天?”老太太问。

“七天。”沈玉琴说。

“哦,那要多看看!台湾很漂亮的!”

她笑起来满脸褶子,眼睛弯成两道月牙。沈玉琴跟她合了张影,老太太开心得拍手。

吃饭的时候,沈玉琴说:“这个老太太真可爱。”

“嗯。”

“你说她知不知道我们是大陆来的?”

“知道吧。美惠跟她说了。”

“你看她态度多好。”

我知道沈玉琴在安慰我。她怕我因为白天的事心里不舒服。我拍了拍她的手:“我没事。真的。”

她看着我,点了点头。餐厅里灯火通明,自助餐台上摆满了菜。远处的窗户外,台东的灯火星星点点。我夹了一块三杯鸡,味道不错。又盛了一碗汤,是麻油鸡汤,暖胃。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梦里我回了惠安,站在那棵大榕树下面。树下有口井,井水清清的,能照见人影。我趴在井口往下看,水里映出一张脸。是父亲的脸。他笑了一下,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沈玉琴还在睡,呼吸均匀。我悄悄起来,走到窗边。山里的早晨雾蒙蒙的,远处的山尖在雾里若隐若现。楼下有只鸟在叫,声音清亮。

我掏出手机,找到王秀枝的号码。看了很久,存进了通讯录。名字写的是:王秀枝(林阿娇之女)。

第六章 垦丁的海

第六天,我们到了垦丁。

台湾最南端。海是蓝的,天是蓝的,蓝到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白色的灯塔立在鹅銮鼻的悬崖上,像一个孤独的哨兵。美惠说,灯塔是清朝建的,后来被日本人占过,又被美国人炸过,修了又修,一直站到现在。

“像台湾的命运。”她轻声说了一句,然后立刻换了语气,“好啦!大家拍照!这里最漂亮!”

沈玉琴拉着我去灯塔下面拍照。海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笑着,举着手机,让我站好。我站在灯塔前面,背后是无穷无尽的蓝。咔嚓一声,照片定格。

“好看!”她跑过来给我看。

照片里的我,头发被风吹得立起来,眼睛眯着,嘴角带着一点笑。背后是白色的灯塔和蓝色的海,干干净净的。

中午在垦丁大街吃饭。大街两边全是小吃摊,卖烤鱿鱼的,卖炸鲜奶的,卖泰国虾的。我们找了一家海鲜店,点了生鱼片和炒海瓜子。老板是个壮实的中年男人,胳膊上纹着一条鱼。

“哪里来的?”他问。

“福建。”

“哦。”他切着生鱼片,头也不抬,“福建好。我阿公就是福建的。”

“你阿公?”

“嗯。泉州。后来迁到台南。”他把生鱼片端过来,又送了一盘炒饭,“这盘算我的,请老乡吃。”

沈玉琴看了我一眼,笑了。那笑里带着一点得意,好像在说:你看,还是好人多吧。

我夹了一片生鱼片,蘸了酱油和芥末。鱼肉鲜甜,入口即化。老板坐在旁边桌,擦着刀,跟我们聊天。

“你们去台北了?”

“去了。”

“西门町去了没?”

“去了。”

“有没有遇到一个卖肥皂的老太太?姓王?”

我差点被芥末呛到。“你怎么知道?”

老板笑了:“那是我阿姨。她一辈子都在找大陆的亲戚。见一个问一个。你们是从福建来的,她肯定拉着你们问。”

我放下筷子,看着老板。“她妈叫林阿娇,惠安的。我父亲也姓林,也是惠安的。我们家老宅门口有棵大榕树,树下有口井。”

老板的刀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变得认真起来。

“你父亲叫什么?”

“林建国。”

老板的眉头皱起来,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没听过。但我阿姨应该知道。你等等,我给她打电话。”

他掏出手机,走到门口打电话。闽南语叽里咕噜的,听不清说什么。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

“我阿姨说,让你回去的时候再去一趟。她有东西给你看。”

我的心咚咚跳。“什么东西?”

“她没说。但她说很重要。”

我点了点头。沈玉琴在旁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掌温热,攥得紧紧的。

下午我们在垦丁的海边走了很久。沙滩是白色的,细细软软的。海水涌上来,漫过脚背,凉凉的。沈玉琴脱了鞋,拎在手里,在沙滩上踩出一串脚印。我跟在后面,看着她的脚印被浪一个个抹掉。

“知远!”她回头喊我,“快来!”

我走过去。她指着海面:“你看!”

远处的海面上,有一群海豚在跳。银白色的身体跃出水面,划出一道道弧线,又落下去。一只,两只,三只,数不清有多少。沈玉琴举着手机拍,嘴里叫着:“太美了!太美了!”

我站在她身边,看着那些海豚。它们自由自在的,想跳就跳,想游就游。大海是它们的家,它们不需要知道岸上的人在吵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垦丁的民宿。民宿是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楼,门口种着鸡蛋花。老板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说话轻声细语的。她给我们泡了一壶香草茶,说是自己种的。

“你们从哪里来?”

“福建。”

“哦。”她点点头,“我外婆也是福建来的。厦门。”

沈玉琴看了我一眼。

“你外婆还在吗?”

“走了。我小时候她带我,老跟我说厦门的事。说鼓浪屿的钢琴声,说南普陀的素饼。她走的时候我十二岁,哭了好几天。”

老板娘倒茶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倒。“她一直想回去看看。没来得及。”

我端起茶杯,香草的味道淡淡的,有点甜。窗外的垦丁大街灯火通明,游客们来来往往,说着各地的方言。有人大声笑,有人举着手机拍照。热闹是他们的。

第七章 回台北

第七天,我们从垦丁往回走。

大巴沿着西部平原北上,路过高雄,路过台南,路过台中。窗外的风景从热带的海变成亚热带的田,又从田变成城市。美惠在车上放了一首歌,是《望春风》,旋律悠悠的,像在讲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沈玉琴睡着了,头靠在我肩上。我看着她,她瘦了,下巴尖了,眼角那几道纹更深了。这七天她玩得很开心,但我心里一直揣着那个问题。林阿娇。林建国。惠安。榕树。井。

下午五点,车到台北。美惠跟大家道别,说:“明天送机,今晚大家自由活动。林先生,你要去西门町吗?”

我点了点头。

“我陪你去。”她说。

沈玉琴醒了,揉了揉眼睛:“我也去。”

西门町还是那么热闹,霓虹灯还是那么闪。但白天和晚上不一样,晚上更亮,更吵,更像一个不真实的梦。我们穿过人潮,走到那个卖手工皂的摊子前面。

王秀枝老太太还在。她看见我,笑了,从摊子下面拿出一个铁盒子,生了锈的,盒盖上的图案已经看不清了。

“这是我妈留下的。”她把盒子放在摊子上,手在上面摸了两下,“她走的时候说,里面有一张照片,是她小时候跟家里人照的。还有一封信,是给她哥哥的。哥哥叫什么我不知道,她只说‘大哥’。”

我打开盒子。里面果然有一张黑白照片,边角卷了,发黄。照片上一家人站在一起,大人坐着,小孩站着。背景是一棵大榕树,树下有一口井。我父亲描述过的场景,一模一样。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毛笔写的,墨迹洇了,但还能看清:“林门陈氏携子女摄于惠安祖厝,民国三十六年。”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那一年,林阿娇随家人迁台,从此隔着一道海峡,再也没有回来。

我把照片翻过来,仔细看那些脸。大人面无表情,小孩懵懵懂懂。最边上站着一个女孩,扎着两条辫子,眼睛大大的,看着镜头,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那是林阿娇。那是王秀枝的妈妈。

“林先生,”王秀枝说,“我妈走的时候说,如果有一天见到福建来的林家人,就把这个给他们。她说,家里的根在大陆,不能忘。”

我把照片放回铁盒,盖上盖子,双手捧着。沈玉琴在旁边已经哭了,眼泪无声地往下淌。美惠站在一边,别过脸去,肩膀一抖一抖的。

“王奶奶,”我说,“我父亲叫林建国。他走的时候让我来台湾看看,替他去祖厝磕个头。我还没去。”

“你去。”老太太说,“一定要去。替我妈,也替你爸。”

我点了点头。眼眶很酸,但眼泪没有掉下来。

老太太又从盒子里拿出那封信。信纸已经发黄发脆,折痕处快要断了。我小心翼翼地展开。字是毛笔小楷,竖排的,从右往左写。

“大哥在上,小妹阿娇叩拜。民国三十六年随父母迁台,自此天各一方。每逢佳节,思念故土,泪湿枕巾。家中榕树可好?井水可甜?母亲身体可安?盼大哥回信,以慰相思。小妹阿娇敬上。”

短短几行字,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纸上有几处墨迹晕开了,像是滴过水。是泪,还是雨,还是七十多年的光阴,谁也说不清。

我把信折好,放回铁盒。老太太又从摊子下面拿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这个也给你。”

我打开。里面是一把土,黑褐色的,干干的,用塑料袋裹着。

“这是我妈从惠安带来的。她走的时候放在枕头底下,我收了几十年了。你带回去,撒在祖厝的榕树下面。告诉她,她回家了。”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七十多年。一捧土。一个人。一座岛。一道海峡。

第八章 最后一天

第八天早上,美惠送我们去机场。

大巴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美惠站在车头,手里拿着话筒,但没有说话。车开了十几分钟,她才开口。

“林先生,沈大姐,这七天,谢谢你们。”

“谢我们什么?”沈玉琴问。

“谢谢你们来台湾。谢谢你们没有因为一两个人,就对我们失望。”她的声音有点哽,“台湾和大陆,隔了这么久,很多人互相不了解。但你们来了,我带了你们七天,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你们也知道,我是好人。”

沈玉琴拉住她的手:“美惠,你是个好姑娘。下次来大陆,来找我们。”

“一定。”

机场到了。我们下车,拿行李。美惠站在车旁边,没有跟进去。她朝我们挥了挥手,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用力,眼睛弯弯的,但眼眶里亮亮的。

“林先生!照片的事,你回去跟你爸说,就说台湾的亲人找到了!”

我点了点头,举起手里的铁盒子。她看见了,用力点了点头,转身跑上大巴。大巴开走了,尾灯在路口拐了个弯,消失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贴着舷窗往下看。台湾岛在下面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绿点,消失在云层里。沈玉琴靠在我肩上,手里攥着那张照片。我握着她的手,掌心温热。

七天。七天里,我见过笑脸,也见过冷眼。听过软软的台湾腔,也听过刺耳的嘲讽。有人拉着我的手叫老乡,有人背过身去撇嘴角。有人送我茶,有人骂我做假货。

但那张照片在我包里,沉甸甸的。铁盒子有点硌手,但我不想松开。

父亲,我替你找到他们了。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从舷窗照进来,落在铁盒子上。盒盖上的锈迹在光里泛着暗红,像一滴干了的血。我把盒子打开,又看了一眼那张照片。林阿娇站在最边上,扎着两条辫子,眼睛大大的,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她在看我。

七十多年了。她一直在等一个福建来的林家人。今天,她等到了。

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创作,请勿代入现实。所有人名、地名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