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下午两点十分,浦东机场的到达大厅,来了一支四十人的台北亲友团。接机的人举着四张A4纸拼起来的“台北亲友团”牌子,连着喊了三遍,却没有一个人应声。四十个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齐刷刷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后来大家才反应过来,他们并不是被航站楼的气派给惊住了,而是被这份迟到整整六十年的复杂心绪堵得难以动弹。这一趟出行,并不是寻常的旅游,而是替父辈、祖辈回到大陆,来认一认故乡的路。
我带这个旅行团已经十二年,这一批人的情绪,是我见过最沉重的。七十三岁的周世昌,老家是江苏盐城。他口袋里装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烟盒,里面放着几把旧钥匙,现如今已经打不开任何一把锁。这些钥匙,是他父亲1949年离开上海的时候留下的。老人临走之前,嘴里还反复念叨着一个没能说完的弄堂名字。大巴驶过杨浦大桥的时候,周世昌整个人扑在车窗上,手指在玻璃上来回比划,仿佛想要重新勾勒出六十年前那艘船驶过的航线。车厢里安安静静,连众人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七十六岁的陈添福,坐着轮椅,右手小指缺了半截。他的行李箱底下,压着二十斤安溪茶叶。他说,这是阿爸心心念念了一辈子的故乡味道。去到拙政园,他把茶叶撒进水里,看着茶叶缓缓舒展开来,喃喃说道,自己回不去故土,那就让这江水把这份思念带回去。等到外滩灯火尽数亮起,黄浦江仿佛一锅翻滚绚烂的彩汤。他的手指一下下敲着轮椅扶手,敲了上百下,才缓缓停下,感慨眼前的景象,比阿爸口中描述的还要璀璨。
十九岁的阿彦,耳机挂在脖子上,一路上都很少开口说话。他的阿公只嘱托了他一件事:去看一看上海的房子,是不是真的会发光。外滩的那个夜晚,他也不再听歌,额头紧紧贴在冰凉的车窗上,小声喃喃,原来阿公口中说的发光,就是这般模样。走到崇明江堤,他手里攥着石子迟迟不肯扔出去,眼眶泛红,哽咽着说,如果阿公能够亲自来到这里,肯定会哭得比自己还要厉害。
林月娇是自己悄悄下楼出门的。住进虹口的老房子,天色刚蒙蒙暗下来,她找了一家十分普通的面馆。白炽灯灯管嗡嗡作响,她点了一碗阳春面,配上辣酱。吃到一半,大颗大颗的眼泪就掉进碗里。她没有抬手擦眼泪,就着泪水把整碗面吃完。结账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肯接受店家免单,她说这一碗面,是替阿爸吃的。面馆那盏蒙着一层油污的灯,和阿爸当年店铺里的那一盏,简直一模一样。
还有周世昌,在菜市场拎了一袋摊主赠送的枇杷,打算带回台北,供奉在父亲的牌位前面。送别众人去机场的时候,他把那个生锈的铁皮烟盒紧紧揣在胸口。安检工作人员笑着说这物件可有年头了,他轻轻点头,声音低沉:是啊,已经六十年了。走进安检通道,其他人都没有回头,只有周世昌在拐角处停下脚步,轻轻挥了挥手。
我站在外面望着,忽然就懂了,第一天那四十个人为什么会愣在原地。他们伸手触摸脚下的地砖,并不是没见过精致的地砖,而是想要真切触碰父辈惦念了六十年,却再也没能踏足的土地。那三声呼喊无人应答,并不是大家没有听见,而是心底的情绪太过厚重,一时之间挪不开脚步。这哪里算是观光游览,分明就是一场寻根认路。旧钥匙、旧烟盒、旧茶叶、记在心底的旧弄堂名,这些物件本身不值什么钱,也办不了什么实事,可对于这群人而言,却重过世间万物。
不少人看待这样的故事,总爱说起血脉相连。可走完这一趟行程,我心里最不是滋味的,并不是“他们终于回来了”这件事。本该不必隔着一辈子、隔着好几代人,才有机会踏上故土。老一辈带着满心遗憾离世,把浓浓的乡愁留给后代;年轻一辈背负着祖辈的念想漂洋过海,只能对着大好山河遥遥寄去思念。真正圆满的结局,不该只有短短几天的动容瞬间,也不该是一代人耗尽一生遥遥相望。
只愿这样迟来的归乡能够越来越少。回家就该是简简单单的回家,不必苦等六十年,也不要再让后辈替上一辈流下思念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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