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人去了趟南京和扬州，忍不住感叹：南京人的大气和扬州人的精细完全是两种境界

她是在南京禄口机场降落的，飞机轮子撞上跑道那一刻，舷窗外正飘着细密的雨丝。雨水斜打在玻璃上，拉成一道道银线，把停机坪上的灯光揉碎了再拼起来。

魏芳华解开安全带的时候，手指在金属扣上停了两秒。她今年五十三岁，这是她第一次来大陆。

邻座的年轻女孩已经站起来取行李了，动作利落地把一只粉色登机箱从头顶舱拽下来，轮子磕在过道地毯上发出闷响。女孩扎着高马尾，卫衣帽子后面印着一行英文字母，露出来的脖颈线条纤细白皙。魏芳华看着她，忽然想起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这样走路带风的样子。

“阿姨，您是来旅游的吗？”女孩转过头问她，声音清脆得像敲玻璃杯。

“算是吧。”魏芳华笑了笑，“看看老朋友。”

她说这话的时候，右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那是一枚素圈铂金戒，没有任何花纹，戴了三十年，内圈已经被皮肤磨得光滑发亮。她习惯性地转了转它，然后把手放下来，拎起了座位旁边的帆布包。

包是深蓝色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拉链头掉了一个，她用一根黑色橡皮筋代替。这个包她用了很多年，从台北带到高雄，又从高雄带上飞机。包的夹层里装着一张对折了无数次的地图，纸张边缘已经起毛，折痕处裂开细小的口子，被她用透明胶带粘了一遍又一遍。

地图是1997年的版本。

那时候她还叫魏芳华，三十四岁，在台南一家出版社做编辑。那年夏天，她收到一封从南京寄来的信，信封上贴着大陆的邮票，邮票图案是中山陵的远景。信是她舅舅写的，说外婆病重，想见她最后一面。

那封信在路上走了十七天。

她拿着信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塞进了帆布包的夹层。那年她刚结婚五年，丈夫在高雄港务局上班，儿子才三岁。两岸还没有直航，回去一趟要绕道香港，机票贵得吓人。她把信收起来，给舅舅回了一封，说等攒够了钱就回去。

后来钱攒够了，儿子上小学了，她想着等寒假再说。寒假到了，丈夫说春节加班有三倍工资，她想着暑假再回。暑假还没到，外婆走了的消息就从电话那头传过来，隔着海峡，舅舅的声音断断续续：“你外婆走的时候一直念叨你……”

她把电话挂了，一个人在厨房坐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丈夫起床看见灶台上熬好的粥和切好的酱瓜，什么都没问。他端起碗喝了一口，说：“咸了。”

魏芳华没吭声，转身去阳台收衣服。晾衣绳上挂着儿子的校服，白色衬衫的领口有一圈淡淡的汗渍，怎么搓都搓不掉。她把衬衫取下来，叠好，放进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

那个抽屉里还有一沓信，都是舅舅写来的。最早的一封是1988年，舅舅在信里说家里一切都好，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后来的信里开始提到外婆的身体，说腿脚不行了，耳朵也背了，有时候会把孙女喊成她的名字。最后一封信是1996年底寄出的，信纸上只有短短几行字，说外婆摔了一跤，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了。

她一封都没回。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怎么回。每次铺开信纸，写了开头就写不下去了。那些字挤在喉咙里，堵成一团，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她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跟舅舅说话——太亲热显得虚伪，太客气又伤人。她索性不写了，想着等见了面再说。

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贰

出租车从机场往市区开，雨刷左右摇摆，刮出一片模糊的视野。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顶已经秃了一块，剩下稀疏的头发被他从左耳梳到右耳，勉强盖住那片空地。他开车很猛，在车流里左冲右突，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

“第一次来南京啊？”他从后视镜里看了魏芳华一眼。

“嗯。”

“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

“我从台湾来的。”

司机哦了一声，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外面的风裹着湿气灌进来。“台湾好地方啊，我去过一次，去的是台北，101大楼确实壮观。”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捏在手里，“你们那边的人讲话软绵绵的，好听。”

魏芳华笑了一下，没接话。她看着窗外的街景，那些高楼大厦在雨幕里显得灰蒙蒙的，霓虹灯的光映在水洼里，被车轮碾碎又聚拢。路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干粗壮，枝叶茂密，在雨中绿得发黑。

“南京的法国梧桐多吧？”司机又说，“蒋介石当年为了宋美龄种的，说是她喜欢。”

“是吗？”

“历史书上这么写的嘛。”司机嘿嘿笑了两声，“真假谁知道呢，反正我们南京人就爱这么说。”

魏芳华把视线收回来，落在自己的手上。她的手背已经开始长老年斑了，褐色的斑点像撒上去的芝麻，怎么都遮不住。她把手翻过来，掌心的纹路纵横交错，生命线很长，一直延伸到手腕的位置。

她订的酒店在新街口附近，一栋老楼的改造项目，外墙刷成了白色，窗户是窄长的拱形，有点像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前台小姑娘穿着制服，笑容标准得像是用尺子量过的，给她办入住的时候一直在介绍周边的景点：“夫子庙离这边步行十五分钟，总统府走过去也就二十分钟，您要是想去中山陵，门口就有公交……”

“谢谢。”魏芳华接过房卡，电梯门关上之前，她又问了一句，“请问，去扬州怎么走？”

“扬州啊，”小姑娘愣了一下，“您可以去南京站坐高铁，五十分钟就到了。”

“好。”

电梯缓缓上升，楼层指示灯一格一格跳。魏芳华靠在电梯壁上，帆布包的带子勒进肩膀，她调整了一下姿势，听见包里的东西哗啦响了一声。

房间在六楼，走廊铺着灰色的地毯，墙壁上挂着黑白摄影作品，拍的都是一些老建筑的局部。她找到自己的房间，刷卡开门，插卡取电，空调嗡的一声启动了，吹出一股说不清是冷还是热的空气。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床单是白色的，枕头并排放在床头，上面各放着一颗薄荷糖。窗帘是米色的亚麻质地，拉开之后能看到对面居民楼的屋顶，灰色的瓦片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青苔。

她把帆布包放在床上，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那个文件袋。袋子是牛皮纸的，用橡皮筋箍了两圈，打开之后里面装着几张复印件和一本护照大小的旧证件。

证件是绿色的塑料封皮，封面上印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几个烫金字，边角已经磨损得看不清了。翻开来看，里面的照片是一个年轻女人，留着齐耳短发，眼睛很大，嘴唇微微抿着，像是在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严肃一点。照片下方印着她的名字：魏芳华。

那是她二十岁时候的样子。

她把证件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三条巷24号。

这个地址她记了很多年，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小时候写信，每次都要在信封上一笔一画地写：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三条巷24号。那时候她还住在高雄的眷村里，村子里的房子都是日据时期留下的木板房，一家挨着一家，做饭的时候油烟从各家窗户里飘出来，混在一起分不清是谁家的味道。

村里的老人大多是从大陆过来的，操着各种口音，山东的、湖南的、四川的、浙江的，吃饭的时候端着碗蹲在门口，一边吃一边骂蒋介石。孩子们听不懂他们在骂什么，只知道跟着笑。笑完了继续玩弹珠，弹珠滚进排水沟里，趴在地上捞半天才能捞出来。

魏芳华的爸爸是江苏人，老家就在南京。她爸是1949年跟着部队过去的，走的时候才十九岁，连跟家里人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到了台湾之后，他被编入陆军，在高雄驻防，后来退伍了就在港口找了份搬运工的活儿干。

她爸很少提老家的事，偶尔喝了酒才会说几句。说的也无非是他小时候在秦淮河边捉鱼，夏天泡在河水里不肯上来，他妈拿着竹条在岸上追着打。他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笑，笑着笑着就不说话了，端着酒杯一个人闷头喝。

魏芳华八岁那年，她爸得了肝癌，从确诊到去世不到三个月。临终前他拉着她的手，嘴巴张了好几次，最后只说了四个字：“回家……看看……”

她当时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等她真正懂了，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叁

她在南京待了三天。

第一天去了中山陵，沿着台阶一级一级往上走，数到一半就乱了。台阶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影子。游客很多，有人举着自拍杆，有人拿着导游旗，有人在台阶上坐下来歇脚，脱了鞋揉脚踝。

魏芳华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她想好好看看这个地方。她爸生前说过，他年轻的时候来过中山陵，那时候陵园刚建成没多久，周围的树还没长高，站在祭堂前面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她不知道她爸说的是哪一年，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来过，但她愿意相信是真的。

祭堂里很安静，穹顶很高，光线从窗户射进来，照在孙中山先生的坐像上。魏芳华站在那里，仰着头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她赶紧低下头，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擤了擤鼻涕。

旁边一个老太太看了她一眼，关切地问：“姑娘，没事吧？”

“没事，”她笑了笑，“有点感冒。”

老太太点点头，转头跟身边的同伴说：“这姑娘长得真秀气，一看就是南方人。”

魏芳华走出祭堂，在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山风吹过来，带着草木的气息，凉丝丝的，钻进鼻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像一块冰慢慢融化。

第二天她去了总统府，第三天逛了夫子庙。秦淮河的水比想象中要绿，游船在水面上慢慢划过，船娘的歌声软糯糯的，唱的是什么她没听清，只觉得好听。岸边的小吃店冒着热气，鸭血粉丝汤的味道飘得到处都是，她买了一碗，坐在临河的座位上慢慢吃完。

吃完之后她沿着河边走，走到文德桥的时候停下来，趴在栏杆上看水里的倒影。河水把两岸的灯光搅碎了，红的绿的黄的紫的，混在一起像一幅抽象画。她看着看着，忽然想起一件事。

她妈活着的时候说过，她爸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在秦淮河边听戏。那时候河边有很多戏园子，花几毛钱就能进去听一晚上，茶水免费，瓜子另算。她爸说她妈就是在戏园子里认识的，那天唱的是一出《玉堂春》，苏三起解那段，她妈听得眼泪汪汪的，她爸在旁边递了块手帕。

“你爸那时候可傻了，”她妈笑着说，“递完手帕就跑，连名字都没问。”

后来呢？魏芳华问。

后来啊，后来又在戏园子里碰见了几次，她爸终于鼓起勇气搭了话。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处了一年对象，正准备结婚的时候，战争就来了。

她妈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魏芳华那时候还小，不太明白战争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她爸跟着部队走了，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妈等了三年，等到解放了，等到新中国成立，等到所有人都说他爸已经死了，她才死心。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工人，结了婚，生了孩子，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了。

魏芳华是到了台湾之后才知道这些的。她妈从来没跟她说过，是舅舅在信里告诉她的。舅舅说，你妈这辈子不容易，你要是有机会，回来看看她。

可是她没有回来。

不是不想，是不敢。她怕自己回来了，看到的是一座坟。

肆

第四天早上，她坐高铁去了扬州。

车厢里人不多，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帆布包放在腿上。列车启动的时候，窗外的景物开始向后移动，先是站台，然后是楼房，接着是一片一片的农田。水稻正在抽穗，绿油油的，在风中掀起一层又一层的波浪。

她把地图拿出来，摊开在膝盖上。地图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了，折痕处裂开的缝隙用透明胶带粘着，有些地方的印刷字迹已经模糊了，只能勉强辨认出地名。她用指尖沿着铁路线划过去，从南京到扬州，中间经过镇江，过了长江。

她在地图上找到了扬州的位置，然后用笔在上面画了个圈。画完之后她盯着那个圈看了很久，然后把地图收起来，重新塞回包里。

扬州在下雨，但不是南京那种大雨，是细细密密的毛毛雨，落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只在睫毛上凝成一颗颗小水珠。她从火车站出来，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了一个地址。

司机看了她一眼，确认了一遍：“是东关街那边？”

“对。”

车子在老城区的小巷子里穿行，路面是青石板铺的，被雨水浸湿之后泛着暗沉的光。两边的房屋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建筑，白墙黛瓦，飞檐翘角，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绿得几乎要把整面墙都吞掉。有些院门半开着，能看到里面的天井，种着石榴树或者桂花树，树下放着石桌石凳，桌上摆着一副没下完的棋。

魏芳华让司机在一条巷子口停了车，付了钱，撑着伞下了车。她站在巷口，看了看手机上的导航，又看了看手里的纸条，确定自己没有找错地方。

这条巷子叫“安乐巷”，不长，大概两百多米，两边都是老式的民居。她往里走了几步，看见一棵槐树，树干很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冠遮住了大半条巷子。树下有一个老太太坐在竹椅上择菜，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泡着青菜叶。

“阿姨，请问……”魏芳华走过去，弯下腰问，“朱家大院在哪里？”

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用下巴指了指巷子深处：“往前走，第三个门就是。”

“谢谢。”

魏芳华按照指示往前走，走到第三扇门前停了下来。这是一扇朱红色的木门，门上的漆已经剥落了不少，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门环是铜制的，锈迹斑斑，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绿色的痕迹。门楣上方的砖雕还在，雕刻的是莲花和鲤鱼的图案，寓意连年有余。

她伸手推了一下门，门吱呀一声开了。

院子里没有人。

这是一个典型的扬州老宅院，四四方方的天井，地面铺着青砖，砖缝里长出了青苔。天井中央有一口井，井沿被磨得光滑发亮，上面架着一个木制的手摇轱辘。正对着大门的是堂屋，门敞开着，能看到里面供着祖先牌位，香炉里插着三炷香，香烟袅袅升起，在空气中盘旋。

魏芳华站在天井里，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滴在青砖上，溅起细小的水花。她收了伞，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在听什么声音。

她听到了鸟叫声，不知道是什么鸟，声音清脆，一声接着一声，从屋顶上传下来。她抬起头，看见一只麻雀站在瓦片上，歪着脑袋看她。她笑了一下，那只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你找谁？”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魏芳华转过身，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下面是一条灰色的大裤衩，脚上趿拉着一双拖鞋。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茶杯，杯子里泡着浓茶，茶叶几乎占了杯子的一半。

“你好，”魏芳华说，“我是来找人的。”

“找谁？”

“朱明远。”

男人的眉头皱了一下，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你是我爸什么人？”

魏芳华愣住了。她没想到朱明远已经不在了。她张了张嘴，想说自己是他的表妹，又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隔了这么多年，隔了这么远，突然冒出一个表妹来，任谁都会觉得可疑。

“我是他表妹，”她还是说了，“从台湾来的。”

男人的表情变了，从疑惑变成了惊讶，又从惊讶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神色。他把茶杯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搓了搓手，说：“你先进来吧，外面下雨。”

他把她领进了堂屋，让她在八仙桌旁边坐下，自己去厨房烧水泡茶。魏芳华坐在那里，打量着四周。堂屋的陈设很简单，正中是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放着一把太师椅，墙上挂着一幅中堂，画的是山水，题款是“仿石涛笔意”，落款看不清楚。墙角放着一个老式的立柜，柜门上镶嵌着玻璃，里面摆着一些瓷器和小物件。

男人端着茶壶出来了，给她倒了一杯茶。茶是碧螺春，叶片在水中舒展开来，散发出清雅的香气。

“我叫朱建平，”男人在她对面坐下来，“朱明远是我爸。他去年走的，走的时候八十七岁。”

魏芳华捧着茶杯，指尖被杯壁烫得发红，但她没有松开。“他怎么走的？”

“肺癌，”朱建平说，“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化疗做了两次，身体受不了，就停了。最后那段时间在家里养着，我妈照顾他。走的那天早上他还吃了一碗粥，中午睡了一觉，就没醒过来。”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叙述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但魏芳华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一直握着拳头，指节发白，青筋暴起。

“你妈还好吗？”

“我妈走了快十年了，脑溢血，走得急。”

魏芳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包里拿出那个文件袋，取出那张绿色封皮的身份证，放在桌上，推到朱建平面前。

朱建平拿起身份证看了一眼，又看了看魏芳华，眼神里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你真的是我爸的表妹？”

“我外公是你爷爷的弟弟，”魏芳华说，“1949年，我外公跟着部队去了台湾，从此就跟这边断了联系。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找这边的亲戚，找到了一些线索，说你爸还住在老宅子里。”

朱建平把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还给了她。“我听我爸提起过，说他有个叔叔在台湾，但从来没联系上。他以前还写过信，寄到那边去，都被退了回来。”

“我知道，”魏芳华说，“我收到了那些信。”

“那你为什么不来？”

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直接到让魏芳华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低下头，看着杯子里浮沉的茶叶，过了很久才说：“我不敢。”

“不敢？”

“我怕来了之后，看到的东西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

朱建平没有说话。他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发出笃笃的声音。

“你知道我爸最后那几年在干什么吗？”他突然开口问。

魏芳华摇了摇头。

“他在写回忆录，”朱建平说，“每天写一点，写他小时候的事，写他爷爷的事，写那条巷子，写那些老街坊。他写得很慢，有时候一整天只写几百个字，写完了还要改，改了又抄一遍。他跟我说，这些东西要留下来，以后给子孙后代看。”

他顿了顿，接着说：“他写得最多的，是你外公。他说你外公比他大十几岁，从小带着他玩，教他游泳，带他去抓蟋蟀。他说你外公走的那天晚上，他还在睡觉，第二天醒来人就不见了。他跑到码头去找，找了一天一夜，没找到。”

魏芳华的眼眶红了。她用力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

“他一直在等你回来，”朱建平说，“每年过年都要多摆一副碗筷，说万一你回来了呢。后来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有时候会把我当成你外公，拉着我的手说，哥，你总算回来了。”

魏芳华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茶杯里，激起一圈小小的涟漪。她用手捂住脸，肩膀颤抖着，发出压抑的哭声。

朱建平没有安慰她，只是默默地站起来，走到立柜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放在她面前的桌上。

“这是他写的回忆录，”他说，“你要是想看，就拿去看吧。”

伍

魏芳华在扬州住了五天，就住在东关街附近的一家民宿里。民宿是由老宅改造的，保留了原有的结构和布局，院子里种着竹子，风一吹沙沙作响。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周，说话慢悠悠的，带着扬州特有的软糯腔调。

“你来扬州是旅游还是探亲啊？”周老板给她送早餐的时候问。早餐是扬州特色的早茶，一碟烫干丝，一碟肴肉，一笼蟹黄汤包，一碗阳春面。

“算是探亲吧。”魏芳华说。

“探到了吗？”

“探到了。”

“那就好，”周老板笑着说，“来扬州就是要慢慢来，不急的。你慢慢吃，不够再跟我说。”

魏芳华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吃早餐，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来，在桌上投出细碎的影子。她用筷子夹起一根干丝，送进嘴里，嚼了嚼，口感爽滑，味道清淡中带着鲜甜。她又夹起一个汤包，先在边上咬一个小口，吸掉里面的汤汁，再蘸上醋，一口吃掉。

她想起了她爸。

她爸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吃汤包，每次去街上都要买一屉回来，小心翼翼地捧着，像捧着什么宝贝。她妈总是嫌他乱花钱，他就嘿嘿笑着说：“难得吃一回嘛，又不是天天吃。”

她那时候不懂，为什么她爸对汤包有这么深的执念。现在她懂了，那是因为汤包里有他童年的味道，有他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她吃完早餐，回到房间，把那本回忆录拿出来，坐在窗边开始看。

笔记本是那种很普通的硬壳本，封面上印着“上海”两个字，下面是东方明珠塔的剪影。纸张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上面的字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笔画很重，有些地方被笔尖戳破了。

第一页写着：我的前半生。

下面是正文：

“我叫朱明远，1938年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也就是现在的扬州市。我家世代居住在扬州城里，祖上做过盐商，后来家道中落，到我爷爷那一辈，只剩下这座老宅子和几亩薄田……”

魏芳华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从白天看到天黑，从天黑看到深夜。她看到了她外公的名字，看到了她外公小时候的样子，看到了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在她的脑海里渐渐变得鲜活起来，像一部褪色的老电影，重新染上了颜色。

她看到她外公带着朱明远去河里游泳，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到水草在水底摇曳。她外公一个猛子扎下去，再浮上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条鱼，鱼尾巴甩了他一脸水。

她看到她外公教朱明远骑自行车，在后面扶着车座，跑得气喘吁吁。朱明远摔了好多次，膝盖磕破了皮，哭着不想学了。她外公说，男子汉大丈夫，摔几下算什么，爬起来继续骑。

她看到她外公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每年夏天结满金黄色的果子。朱明远爬上树摘枇杷，她外公在下面接着，一边接一边喊，小心点，别摔着了。

她看到她外公离开的那个夜晚，月亮很圆，月光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她外公背着一个小包袱，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朱明远追出去，追到巷口，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他追了很远，追到码头上，追到渡口边，追到天亮了，也没有追上。

魏芳华合上笔记本，发现自己的脸上全是泪水。她抬手擦了擦，却怎么也擦不完，那些眼泪像是决了堤的洪水，怎么堵都堵不住。

她哭了一会儿，哭累了，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梦里她回到了高雄的眷村，看见了年轻的自己，看见了她爸，看见了她妈，看见了那些已经去世的人。他们围坐在一起吃饭，她爸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她碗里，说：“多吃点，看你瘦的。”

她正要开口说话，梦醒了。

窗外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墙上投出一条金色的光带。她听到院子里有人在说话，是周老板的声音，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两个人正在讨论今天的菜价。

魏芳华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外面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几朵白云悠闲地飘着。远处的屋顶上，几只鸽子咕咕叫着，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泽。

她决定再去一趟老宅。

陆

这一次她没有打车，而是选择了步行。她按照手机导航的指引，穿过一条条小巷，走过一座座石桥，沿途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有人在自家门口晒被子，花花绿绿的棉被挂在竹竿上，在风中轻轻摆动；有小孩蹲在地上玩蚂蚁，用树枝拨弄着蚂蚁的队伍，看得津津有味；有老人坐在石凳上下棋，棋盘是刻在石桌上的，棋子是用啤酒瓶盖做的，红的一边，蓝的一边。

她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来过这里。

这种感觉很奇怪，她明明从来没有来过扬州，却对这里的每一条巷子都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来过，但这种感觉实在太强烈了，强烈到她不得不停下来，靠在墙上喘了口气。

她想起了她爸说过的一句话：“扬州的小巷子多得很，七拐八拐的，你要是第一次来，准迷路。”

她爸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骄傲，像是扬州是他的地盘，他在这里长大，对这里的每一条巷子都了如指掌。他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离开这里，再也回不来。

魏芳华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安乐巷，走到了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前。门虚掩着，她推开门走进去，看见朱建平正在院子里浇花。他拿着一把绿色的浇水壶，正在给一盆栀子花浇水，水珠溅在叶子上，晶莹剔透。

“你又来了。”朱建平看见她，没有表现出意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想再看看这间屋子，”魏芳华说，“可以吗？”

“随便看。”

她走进堂屋，站在八仙桌前，抬头看着墙上那幅山水画。画上的山峰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山脚下有几间茅屋，屋前有一条小溪，溪水上架着一座小桥。画的上方题着一首诗，字体飘逸，她辨认了半天，认出是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她在这首诗前站了很久，默默念了好几遍，然后转过身，对朱建平说：“我能去后院看看吗？”

“后院没什么好看的，”朱建平说，“都荒了。”

“没关系。”

后院果然荒了。杂草长到膝盖那么高，墙角堆着一些废弃的木料和瓦片，一棵石榴树歪歪扭扭地长着，树上结了几个干瘪的果子。院子中间有一口井，井口被一块水泥板盖住了，上面压着一块石头。

魏芳华走到井边，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块水泥板。水泥板冰凉粗糙，上面落了一层灰，还有一些鸟粪的痕迹。

“这口井有多深？”她问。

“不知道，”朱建平说，“小时候扔过石头下去，半天才听到响声，估计有十几米吧。”

“你爸有没有跟你说过，这口井里曾经淹死过人？”

朱建平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外公说的，”魏芳华说，“他说他小时候，邻居家一个小孩掉进这口井里淹死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靠近这口井。”

朱建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爸也说过这件事。他说那个小孩是他最好的朋友，两个人经常一起玩。那天下午，他们本来约好了要去河边钓鱼，但他临时有事没去成。后来他听说那个小孩掉进了井里，他跑到井边去看，只看到一双鞋放在井沿上。”

魏芳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她看着那口井，想象着很多年前，一个小孩掉进去的场景。井水很凉，很深，那个小孩一定很害怕，一定拼命挣扎过，但最后还是沉了下去。

“你爸心里一直有疙瘩，”她说，“他觉得如果他那天去了，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朱建平说，“他只跟我说过那个小孩是他朋友，别的什么都没说。”

“有些话，是说不出口的。”

魏芳华说完这句话，转身走出了后院。她回到堂屋，在八仙桌前坐下来，从包里掏出那个文件袋，取出里面的东西——那张绿色的身份证，那封1997年的信，那张旧地图，还有一本小小的相册。

相册是她从高雄带来的，里面装着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照片。她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穿着军装，女的穿着旗袍，两个人并肩站着，脸上带着羞涩的笑容。

那是她爸妈的结婚照。

她把照片抽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对朱建平说：“这是我爸妈。”

朱建平走过来，低头看了看照片，然后说：“你妈挺漂亮的。”

“她年轻的时候确实漂亮，”魏芳华说，“我爸追她追了好久。”

“你爸是军人？”

“以前是，后来退伍了，在港口当搬运工。”

朱建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走到立柜前，拉开另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相册，翻了翻，找到一张照片，递给魏芳华。

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站在一座老宅子前面，有的穿着长衫，有的穿着中山装，有的穿着学生装。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笑容，青春洋溢，眼睛里闪着光。

“这是我爸年轻时候的照片，”朱建平指着其中一个人说，“这个是他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拍的。”

魏芳华仔细看着那张照片，试图从那些人中找到她外公的身影。但她不认识她外公，她从来没见过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你外公的照片，我这里也没有，”朱建平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我爸说，你外公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连一张照片都没带走。”

魏芳华把照片还给朱建平，说：“没关系，我本来也没指望能找到什么。”

“那你这次来，是想找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魏芳华想了想，然后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想来走走看看，看看我爸长大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魏芳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一样。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她说着，眼眶又红了。她赶紧低下头，假装在看相册，不让朱建平看到她的表情。

朱建平也没有再追问。他走到院子里，继续浇他的花。水壶里的水洒在泥土上，发出嘶嘶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

魏芳华在堂屋里坐了很久，直到太阳西斜，光线变得柔和起来，她才站起来，把东西收好，走出了老宅。

她走到巷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夕阳的余晖照在老宅的屋顶上，瓦片反射出温暖的金色光芒。那棵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巷子的尽头。

她忽然想起了她爸说过的一句话：“等我老了，我就回扬州去，在老宅子里养老。”

她爸没有等到那一天。

但她替他回来了。

柒

接下来的几天，魏芳华把扬州能逛的地方都逛了一遍。她去瘦西湖坐了船，船娘摇着橹，唱着扬州小调，声音婉转悠扬，在水面上飘荡。她去大明寺烧了香，在大雄宝殿前跪了很久，许了一个愿。她去何园和个园看了园林，那些假山流水、亭台楼阁，处处透着精致和讲究，让她想起了苏州的园林，但又觉得不太一样。

苏州的园林是大家闺秀，端庄大气；扬州的园林是小家碧玉，玲珑剔透。

她最喜欢的是个园，尤其是园子里的四季假山。用不同的石头堆砌出春夏秋冬四种景观，构思巧妙，匠心独运。她在一个石凳上坐了下来，看着眼前的景色，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扬州人能把园林做得这么精细？

她想了很久，想出了一个答案：因为扬州人有闲。

扬州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盐商云集，有钱人多，有钱又有闲的人更多。这些人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可以把一块石头打磨成艺术品，可以把一株植物修剪成想要的形状，可以把一座园子建造得像人间仙境。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而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跟南京是完全不同的。

南京是六朝古都，是帝王之城，天生带着一股霸气。南京人不屑于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他们关注的是更大的事情——国家的兴衰，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走向。他们说话嗓门大，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南京人请客吃饭，点菜都是大盘大碗，堆得满满当当，生怕客人吃不饱。扬州人请客吃饭，讲究的是精致和品味，每道菜分量不大，但做工精细，味道鲜美，让人回味无穷。

南京人吵架，声音震天响，恨不得整条街的人都听到。扬州人吵架，温文尔雅，有理有据，就算吵赢了也不会让对方太难堪。

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性格。

魏芳华想到这些，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她一个在高雄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居然在分析南京人和扬州人的区别。她有什么资格呢？她对这两个城市的了解，仅限于这几天的走马观花。

但她又觉得，有些东西是不需要长时间了解才能感受到的。就像她第一次到南京，站在中山陵的台阶上，看着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树林，她就感受到了那种磅礴的气势。就像她第一次到扬州，走在东关街的青石板路上，看着两边的老房子和店铺，她就感受到了那种细腻的韵味。

这两种感觉，都是真实的，都是发自内心的。

她把这些想法写在了一张明信片上，寄给了高雄的朋友。明信片的正面是瘦西湖的风景，背面她用圆珠笔写道：

“我在扬州，一切安好。这座城市很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等我回去，再跟你细聊。”

她把明信片投进了邮筒，听着纸张落到底部的声响，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捌

离开扬州的前一天晚上，她又去了一趟老宅。

这一次，朱建平不在家，门锁着。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那是朱建平白天给她的，说她要是有空，随时可以来。

她打开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很安静，月光洒在天井里，青砖地面泛着银白色的光。那口井静静地立在角落，井沿上落了几片枯叶。她走过去，把枯叶捡起来，放在旁边的石桌上。

她推开堂屋的门，打开了灯。灯光昏黄，照在八仙桌上，照在太师椅上，照在那幅山水画上。她在八仙桌前坐下来，从包里拿出那本回忆录，翻到她上次没看完的地方。

她读到朱明远写他结婚的那一段：

“1958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李秀兰。她是扬州本地人，家里是做刺绣生意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碎花旗袍，头发扎成两条辫子，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我觉得她很美，心跳得很快，说话都结巴了。

我们谈了半年恋爱，1959年春天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就在老宅子里办的，请了几桌亲戚朋友。她娘家陪嫁了一套红木家具，一张雕花大床，还有一对瓷瓶。

结婚那天晚上，她问我，你以后会不会对我好？我说，会的。她又问，你会不会像你叔叔一样，丢下我一个人走了？我说，不会的，我哪儿都不去，就在扬州陪着你。

她笑了，笑得很好看。她说，那我就放心了。”

魏芳华读完这一段，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她想起了自己的婚姻，想起了那个在高雄港务局上班的男人，想起了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她跟他结婚三十年，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每个月按时把工资交给她，周末会带孩子出去玩。他不浪漫，不会说甜言蜜语，但会在她生病的时候煮粥给她喝，会在她加班的时候去接她下班。

她以为自己不爱他，以为这段婚姻只是为了过日子而凑合。但此刻，坐在这座老宅子里，读着别人写的回忆录，她忽然意识到，也许她是爱他的，只是那种爱太平淡了，平淡到她都感觉不到了。

她拿出手机，给丈夫发了一条消息：“我在扬州挺好的，明天就回去了。”

消息发出去没多久，手机震了一下。她打开一看，是他回的：“好，注意安全。”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没有多余的话。但魏芳华看着这三个字，忽然笑了。

她知道，这就是他的方式。

玖

她是在扬州站的候车大厅里遇到那个老人的。

那是一个很老的老人，看起来至少有八十多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拄着一根拐杖，颤巍巍地站在检票口前面，手里攥着一张车票，眼睛盯着显示屏上的车次信息。

魏芳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他。她注意到他的手在抖，车票的边缘已经被他捏皱了。他看起来很焦虑，像是在担心什么。

过了一会儿，广播响了：“开往南京方向的G1234次列车即将开始检票，请旅客们到检票口排队等候。”

老人听到广播，开始往检票口挪动。但他的动作太慢了，后面的旅客一个个超过了他，有人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有人从他身边挤过去，差点把他撞倒。

魏芳华站起来，走到老人身边，说：“大爷，我来帮您拿东西吧。”

老人看了她一眼，眼睛里满是感激：“谢谢你啊，姑娘。”

她接过老人手里的一个布袋，扶着他的胳膊，慢慢地走向检票口。检票员看到他们，特意把闸门开大了一点，让他们先过去。

上了车，她帮老人找到座位，把他的行李放好，然后在他旁边坐下来。老人坐定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转过头对她笑了笑。

“你真是个好人，”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好心的人不多了。”

“举手之劳而已，”魏芳华说，“您一个人出门，家人不放心吗？”

“他们都忙，”老人说，“我不想麻烦他们。”

“您这是去哪儿？”

“去南京，”老人说，“看我孙子。他在南京上大学，今年毕业了，说要留在南京工作。我不放心，想去看看他。”

“南京挺好的，”魏芳华说，“大城市，机会多。”

“是啊，”老人叹了口气，“就是太远了。从扬州到南京，说起来不远，但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一次就要缓好几天。”

魏芳华没有说话。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应该也是八十多岁了。他会不会也像这个老人一样，一个人坐车，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去看望远方的亲人？

她不敢往下想。

列车很快就到了南京站。她扶着老人下了车，把他送到出站口，看着他被一个年轻人接走。年轻人应该是他的孙子，高高瘦瘦的，戴着眼镜，见到老人就喊了一声“爷爷”，然后接过他手里的东西，搀着他的胳膊往外走。

老人回过头，朝魏芳华挥了挥手，她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进了人群。

她在南京又待了一天，去了她爸以前住过的那条巷子。巷子在老城南，叫“饮马巷”，据说是因为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在这里饮过马，所以得名。巷子很窄，两边的房子都很旧了，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青砖。有些房子的屋顶上长出了草，在风中摇曳。

她找到了她爸说过的那个院子。院子的大门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扇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一把大锁。她透过栅栏往里看，看到院子里堆满了杂物，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有一些废弃的家电，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纸箱子。

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一个老太太从隔壁走出来，问她：“你找谁？”

“不找谁，”她说，“我就是看看。”

老太太狐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端着盆走了。

魏芳华又在巷子里走了一圈，拍了些照片，然后离开了。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在丈量什么。她走到巷口的时候，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巷子很深，阳光只照到一半，另一半藏在阴影里。她看到一只花猫蹲在墙头，眯着眼睛晒太阳。她看到晾衣绳上挂着的衣服，在风中轻轻摆动。她看到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从巷子里冲出来，车铃叮当作响。

这些都是她爸曾经见过的东西。这些也都是她爸再也见不到的东西。

她收回目光，转身走了。

拾

回高雄的飞机上，她靠着舷窗，看着窗外的云层。云层很厚，白茫茫的一片，像无边无际的雪原。阳光从云层上方照射下来，把云朵的边缘镀上了一层金色。

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这几天经历的一切。南京的雨，扬州的雪——其实扬州没有下雪，但她总觉得，这座城市应该配上雪才好看。雪花落在青石板路上，落在老宅的屋顶上，落在瘦西湖的水面上，整个世界变得安静而纯净。

她想到了南京人的大气和扬州人的精细。这两种气质，一个是山，一个是水；一个是松柏，一个是兰花；一个是黄河的奔腾，一个是运河的悠长。它们如此不同，却又如此和谐地共存于这片土地上。

她想到了她爸。她爸身上也有这两种气质。他是南京人，骨子里带着南京人的豪爽和倔强；他又在扬州生活过，血液里流着扬州人的细腻和柔情。这两种气质在他身上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

她以前不懂她爸，觉得他太固执，太死板，太不懂得变通。现在她懂了，那不是固执，那是南京人的坚持；那不是死板，那是扬州人的认真。

飞机降落的时候，高雄在下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舷窗上，模糊了外面的景色。她走下飞机，拖着行李箱走过廊桥，走进到达大厅。

丈夫在出口等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比走之前又白了一些。他看到她的第一句话是：“回来了？”

“回来了。”

“累不累？”

“还好。”

他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两个人并肩往外走。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问他：“儿子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他说，“上周打电话回来，说论文通过了，年底就能毕业。”

“那就好。”

他们走到停车场，他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然后帮她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她坐进去，系好安全带，看着他从另一边上车，发动引擎，把车开出停车场。

雨刷左右摇摆，刮掉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她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街景，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店铺，熟悉的行人，一切都跟她离开之前一样。

但她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跟你说件事，”她开口说。

“什么事？”

“我在扬州找到了我爸的老家。”

丈夫侧过头看了她一眼，然后又看向前方：“是吗？”

“嗯。房子还在，里面还有人住。是我爸表哥的儿子，叫朱建平。”

“他对你怎么样？”

“挺好的，”她说

“他还给了我一本你爸写的回忆录。”

“回忆录？”

“嗯，写了很多以前的事，写他小时候，写他跟你爸一起长大的那些日子。”魏芳华顿了顿，“我看了好几遍，有些地方看得哭了。”

丈夫没有说话，只是把车速放慢了一点，伸手从纸巾盒里抽了一张纸巾递给她。

魏芳华接过来，擦了擦眼角，然后笑了一下：“我没事，就是有点感慨。”

“人之常情，”丈夫说，“换了谁都会这样。”

车子在高雄的街道上行驶，雨渐渐小了，最后完全停了。乌云散开，露出一小块蓝天，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魏芳华看着那道阳光，忽然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

她回到家之后，把那本回忆录复印了一份，原件准备下次去扬州的时候还给朱建平。她把复印件装进一个文件夹里，放在书架上，跟她爸的遗像放在一起。

她爸的遗像是她妈在世的时候放的，一张黑白照片，镶在木框里，摆在客厅的柜子上。照片上的她爸还很年轻，穿着军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她站在遗像前，看了很久，然后轻声说：“爸，我替你回去过了。南京变了，扬州也变了，但那些巷子还在，那座老宅子还在。你放心，我会经常回去看看的。”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聊天。但她知道，她爸一定能听到。

她决定明年清明节的时候，再去一趟扬州。这一次，她要带着丈夫一起去，让他也看看她爸长大的地方，看看那些小巷子，看看那座老宅子，看看那口井。

她还想带一把扬州的土回来，撒在她爸的坟前。

这样，她爸也算是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