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旅居主客矛盾，真正的卡点不在政策，而在基层的权责不对等和执法刚性
主题宣传标语聚焦旅居治理相关热点议题
旅居经济正在从“小众潮流”变成“全民刚需”。2025年，仅云南一省就吸引旅居游客551.24万人，总花费697.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4%和54.2%。
但“人来了”之后，问题也跟着来了：公交挤不上、医院排长队、房东毁约赶人、夜市噪声闹到凌晨、违建民宿挖塌山体，本地居民和外来旅居者之间的摩擦正在从“邻里纠纷”升级为“治理难题”。
解决这个矛盾，当前各地已形成三条核心路径：
公共资源共建共享、收益分配向本地居民倾斜、多部门协同快速调处纠纷
。但真正执行时，最容易卡住的不是政策设计，而是两个老问题：基层权责不对等，接了任务却没执法权；潮汐式公共服务峰值供给不足，旺季崩了、淡季空了。
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来看，顶层设计已经铺开，但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要靠省级细则
2026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旅居”，并明确要求构建政府-企业-居民-旅居群体协同的群客共治模式，推行涉旅投诉先行赔付制度，推动跨部门涉旅数据共建共享。
牵头责任部门是文旅部，但具体执行落在省级文旅主管部门头上。
省级层面，云南跑得最快。2026年7月，云南省人社厅、文旅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破除本地与外来创业者身份壁垒，搭建资源对接平台保障就业创业机会公平共享。
同年7月，云南省文旅厅发布《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2.0版）》征求意见稿，核心是两条：在村民自愿前提下盘活闲置农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保障本地居民获得资产性收益；优化业态配比，优先保留本土零售、餐饮等传统商户生存空间，避免外来业态过度挤压本地人。
海南则侧重市场监管。2026年5月，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对旅居经营主体开展消防、房屋、食品等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假借旅居养老名义的非法集资和虚假宣传。
截至2026年9月，海南依托“海南放心游”平台实行“3分钟响应诉求、30分钟预处置、非重大涉旅纠纷48小时办结”的先行赔付机制，对失信主体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
吉林走的是“公建共享”路线。2026年5月，吉林省提出旅居配套设施与本地社区便民、适老化改造同步覆盖，旅居服务站点与社区医疗、生鲜超市等设施共建共享，开通异地旅居医保直接结算专线，避免公共资源被旅居群体独占。
试点区域设立专职“旅居主理人”，常态化举办非遗体验、邻里共享等社群活动，降低不同生活习惯群体的摩擦概率。
从基层执行者的视角看，政策是好政策，但“看得见管不了”是常态
问题出在执行端。最典型的堵点有三个。
第一，柔性劝导没有刚性执法托底，违法成本太低。大理古城此前噪声扰民处罚上限仅200元
，摊贩多次劝导后照旧夜间占道制造噪音，周边客栈差评激增、客源流失，直到后续适用噪声污染防治法采取行政拘留的硬核措施后才得以整治。
2026年8月，大理喜洲镇的问题更棘手——大量旅居人员散居各村组民居，单纯依靠有限警力无法实现全域覆盖，涉旅居群体的邻里纠纷、安全类警情处置长期滞后。
第二，违建整治停留在罚款层面，不实质拆除。云南腾冲高黎贡旅居小镇大量业主私挖山体扩建民宿
，拆毁原有防滑挡土墙，周边房屋出现墙体开裂、地基塌陷。
2024年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问题后，当地对5栋违建住宅处以45万余元罚款，但涉事民宿一周营业额就能收回这笔罚款，形成“执法来了停工、人走复工”的猫捉老鼠乱象。
第三，基层人力配置完全跟不上纸面治理要求。福建宁德一个拥有2万多名居民的社区
，“两委”干部只有9人。江苏南通梳理发现，2023年以来各类渠道向镇、村两级采集的非涉密报表多达3122张，同一套数据要在多套独立平台重复录入。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征集到的基层反馈更直接：多地公示文件明确要求职能部门人员下沉社区，但实际操作中，跨部门的文旅纠纷、噪声扰民、违规经营等事务最终全部压到社区层面，社区没有执法权，只能做劝导工作，小矛盾没有快速处置通道，极易发酵升级成公开舆情。
从利益分配视角看，如果本地居民分不到钱，主客矛盾就无解
旅居经济最根本的矛盾在于：游客来了，房租涨了、物价涨了、公交挤了，但本地居民没有从中受益。
OTA平台的高抽成是推手之一。据云南民宿协会介绍，平台佣金从几年前的8%-10%被单方面上调至12%-18%，部分民宿实际综合成本（含隐性推广费）占比甚至高达60%。
拒绝“独家绑定”的商家会被搜索降权、流量屏蔽，旺季单均流量成本高达80元-200元，直接吞噬了本就不高的20%左右毛利率。大量中小商户陷入“不合作无客源、合作就亏损”的困境，利润被平台抽走，本地居民的收益获得感自然被削弱。
公共资源被资本垄断是另一个风险点。苏州省级文保单位畅园交由万科旗下酒店运营后，每日仅开放20个免费参观名额，普通游客预约需排10天以上，住客和园内茶水铺消费者却可不受限制入园。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共文化属性，在商业化运营中被变相消解。
而收益分配机制做得好的地方，主客关系明显更融洽。云南景洪曼听大寨的案例很有说服力：旅居者主动参与非遗传承、帮老艺人做短视频传播，外出务工年轻人回流参与文旅产业，原本担心民俗淡化、生活习惯冲突的本地居民顾虑完全消解。
景洪曼听大寨旅居相关活动标识展示
恩施宣恩珠山镇推行“主客共享”治理后，居民主动开放私院给游客免费停车，油烟、垃圾类民生矛盾办结率99%，主客纠纷同比下降29.2%。
整合判断：解决主客矛盾的关键，不是再造新政策，而是打通基层执行的“最后一公里”
当前的政策工具箱已经够用——国家层面有顶层设计，省级有专项细则，市县有属地适配方案。但真正卡住的是三件事：基层权责不对等、执法刚性不足、利益分配机制不透明。
解决路径很明确。
第一，赋权基层
：把噪声扰民、违建查处、消费纠纷调处等高频事项的执法授权真正下沉到社区和街道，不能让基层“看得见管不了”。
第二，刚性执法
：违建不能只罚款不拆，噪声不能只劝导不罚，罚款额度必须高于违法收益，否则就是变相鼓励。
第三，利益绑定
：云南的联农带农机制、海南的先行赔付、吉林的“旅居主理人”都是可复制的经验，核心是让本地居民通过出租、入股、就业、分红等方式直接从旅居经济中获益——当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受益者”，敌意自然会消解。
目前，旅居人口占比超80%的超大型社区等场景，通用方案完全不适用，需要单独建立属地专班适配峰值管控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