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落地那天是下午三点。
爱琴海那片蓝从飞机舷窗看下去,像是PS过度的桌面壁纸。
走出机场,阳光白得刺眼。
租车行的小伙子把钥匙递给我,笑着说“Welcome to paradise”。
我当时也信了。
结果呢。
我打开Google地图找民宿,信号转了三十秒,地图上那条路标得含含糊糊。
我开着那辆手动挡小破车在镇子里绕了四十分钟。
路窄得只能过一辆车,两边墙上爬满三角梅,好看是真的好看,但错车的时候后视镜几乎蹭着墙。
我停下车走进民宿那会儿,后背全湿了。
房东老太太给我倒了杯水,说“你运气好,今天没罢工”。
我当时没听懂。
后来才知道,在这个岛上,“罢工”不是新闻,是日常。
你以为是慢生活。
其实是没人替你着急。
我住下来第二天,去超市买东西。
一盒鸡蛋,六个,三块两毛欧。
一升牛奶,一块五。
一棵生菜,一块二。
一包意面,不到一块。
我站在货架前算了一下,如果自己做饭,好像还行。
然后我拿了瓶橄榄油。
九块八。
拿了瓶洗洁精。
四块五。
拿了卷卫生纸,四卷装,三块九。
出超市的时候,小票上写着四十七欧出头。
我那天晚上吃的还是意面配生菜沙拉。
但那瓶橄榄油让我心疼了好几天。
真正让我意识到不对劲的,是第三天。
我去镇上的面包店买面包。
一个乡村面包,两块二。
我递过去五欧,老板娘找了我两块八——两个一块的硬币,一个五毛的,三个一毛的。
我数了数,发现少找了十欧分。
我指了指收银机,用英语说“应该是两块九”。
她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又丢了一个十欧分硬币在台面上。
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不是生气,不是抱歉。
是那种“又一个看不懂数字的外国人”的疲倦。
我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没说什么。
后来我跟隔壁租客聊起来,一个从德国来的老头,在这岛上住了七年。
他说: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个国家的人对钱的敏感度,是经济危机留下来的。
你不能怪他们。
你别急着同情。
先听我把账算完。
那间民宿,我租了二十天。
淡季,每天三十五欧。
听起来是不是还行?
加上清洁费四十欧,押金一百欧。
我刷了信用卡,折合人民币差不多六千五。
但这只是睡一觉的钱。
水电不包,按表算。
我住了二十天,没用空调,只烧水洗澡,电费账单来了,四十六欧。
水费九欧。
网络是房东的,信号时好时坏,视频通话卡成PPT。
我跟国内家人视频,每次都要站在阳台上举着手机找角度。
有一次我蹲在阳台上讲了二十分钟,腿麻了,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把手机摔下去。
后来我不视频了,改发文字。
文字不用信号。
你以为这就完了?
没有。
垃圾袋要自己买。
指定颜色的垃圾袋,超市才有,一包五条,两块五。
垃圾要分类,玻璃瓶要送到镇口的大铁箱。
厨余垃圾和包装纸不能混。
我第一天不知道,把牛奶盒和鸡蛋壳扔一起了。
第二天早上发现垃圾没被收走,袋子上贴了一张黄纸条。
上面写的是希腊文,我看不懂。
后来问房东,她说:你分错了,下次再错要罚款。
罚款多少?
她没说。
但那个黄纸条让我每次扔垃圾前都得站在垃圾桶前面想三十秒。
我现在快练成垃圾分类十级学者了。
岛上只有一家银行。
我第三天想去取现金,排队排了四十五分钟。
窗口开了两个,一个处理业务,一个在打电话。
打电话那个打了二十分钟,后面排队的本地人没有一个人催。
他们好像习惯了。
我也学着不催。
但我心里在算:四十五分钟,够我在国内银行办两张卡了。
取完钱出来,旁边有一家咖啡馆,坐满了人。
全是老头老太太。
一杯咖啡一块八,能坐一整个上午。
我当时还觉得挺羡慕。
后来才知道,那些老头老太太里,很多人的养老金被砍了四次。
他们不是悠闲。
他们只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经济危机。
这个词我在新闻里看过无数遍。
但你要真正住下来,才知道它在普通人身上留下了什么。
我住的那条街,十户人家,有三户挂着小牌子——“出租”。
不是旺季那种短租。
是长租。
一年、两年、甚至五年。
房东老太太跟我说,隔壁那栋房子,主人搬到雅典去了,找了半年工作,现在在餐厅洗盘子。
房子租不出去,因为岛上没有年轻人了。
都走了。
去雅典,去塞萨洛尼基,去德国,去英国。
留下来的,是走不动的。
我有一天去港口散步。
傍晚六点,渔船靠岸。
一个老渔夫坐在码头边上整理渔网,我站那儿看了十分钟。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了句希腊语。
我不懂。
他比划了一下,意思是:今天的鱼不多。
我后来在镇上餐馆点了一份烤章鱼。
十二欧。
盘子挺大,章鱼就五小块。
我吃着吃着突然想到那个渔夫的眼神。
我不知道那十二欧里有多少能到他手里。
可能也就两欧。
剩下的呢?
房租、油费、船的维护、码头的停泊费。
停泊费都要收。
在这个国家,喘气好像都要交税。
医疗。
我没生病,但我隔壁的德国老头病了。
他有一天敲门问我借手机,说他手机坏了,要打电话给医院预约。
我借了。
他打了十五分钟,挂了电话,脸色不太好。
我说怎么了。
他说:皮肤科,排到三周后。
三周。
他说他不等了,等船来了去雅典看。
但船票往返要六十多欧,加上雅典的住宿和挂号费,他算了一下,差不多两百欧。
他叹了口气,说“我七年前来的时候,挂号只要等三天”。
我问:为什么现在这么久?
他看了我一眼,说:医生也走了啊。
年轻医生都去德国了。
留下的,排不过来。
那一刻我不是心疼,是震惊。
不是震惊于医疗慢。
是震惊于“慢”这件事,他们好像已经接受了。
没有人抱怨。
没有人在医院门口拉横幅。
大家就是等。
等到病好了,或者等到医生有空。
哪一种先来,算哪一种。
你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
是物价还在涨。
我每天去同一家面包店买面包。
第一天两块二。
第十天还是两块二。
第十五天,变成了两块三毛五。
我问老板娘:涨价了?
她说:面粉贵了。
我说:还会涨吗?
她耸了耸肩,说了一句我后来一直记得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不是哲学。
这是生活。
我算了算这二十天的总账。
住宿:七百欧。
吃饭(自己做饭为主,偶尔外食):大概三百五十欧。
交通(租车加油费):两百四十欧。
超市日用品:大概一百二十欧。
电话卡:十五欧。
杂七杂八(咖啡、门票、纪念品):大概一百欧。
加起来,差不多一千五百多欧。
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左右。
二十天。
一万二。
你可能会说,旅游嘛,这个价格还好。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另一件事。
岛上普通人的月工资,大概在六百到八百欧之间。
我算完这笔账的那个晚上,坐在阳台上吹海风。
海风很舒服。
月光很亮。
但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后来我想明白了一点。
他们不是“活下来”。
他们是在“扛”。
我那天在镇上碰到一个开小卖部的阿姨。
五十多岁,英语说得不错。
她跟我说她以前在雅典的旅行社上班,经济危机之后旅行社倒了,她回到岛上,开了这家店。
店不大,卖水、饮料、零食、明信片。
夏天人多的时候能赚点。
冬天?
她说冬天她靠绣东西卖。
绣一幅小挂毯,能卖十五欧。
但一幅要绣三天。
我说:那不是很辛苦?
她说:习惯了。
然后她给我看她的手机相册。
里面是她女儿的照片,在德国慕尼黑读书。
她说女儿学的是护理,毕业后打算留在德国。
我问她不希望女儿回来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回来干什么?这里没有工作。
她说那句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
但我注意到她手里的剪刀一直在剪一块布,剪得很碎很碎。
那种平静,是碎过很多次之后才有的。
经济危机在普通人身上留下的痕迹,不是废墟,不是穷到没饭吃。
是那种“你明明努力了,但日子还是一点点往下滑”的感觉。
我住的民宿,洗手间的水龙头有点漏水。
我跟房东提过一次。
她说“我知道,我修了三次了,修不好”。
不是修不好。
是修一次太贵。
请一个水管工上门,不管修不修得好,先收三十欧。
三十欧,她半天的房租。
她说等冬天再修。
冬天没人住,不赚钱,但花钱修东西不心疼。
我当时听了,心里堵得慌。
这个国家有很多好的地方。
海是真的蓝。
阳光是真的好。
番茄是真的有番茄味。
人也是真的热情——至少表面上。
但你住久了会发现,那种热情的底下,有一层很薄很薄的疲惫。
像是一块布,洗了很多次,看起来还干净,但轻轻一扯就会破。
我有一天晚上去镇上的小酒馆喝酒。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调酒的时候跟我聊天。
他说他以前在伦敦做过五年调酒师,后来回来了。
我问为什么回来。
他说:我妈妈病了。
我说:那现在呢?
他说:妈妈三年前走了。
我说:那你后悔回来吗?
他笑了笑,把调好的酒推到我面前。
没说话。
我喝了一口,有点苦。
他说“你喝的那个是本地酒,叫齐普罗,很多游客喝不惯”。
我说还行。
他说“你算能喝的”。
但我知道那杯酒里真正让我觉得苦的,不是酒。
是他的那个笑。
那个笑的意思是:后悔有什么用呢?
二十天。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走的那天,房东老太太送我到门口。
她说“你下次再来”。
我说好。
但我知道我不会再来了。
不是这个地方不好。
是我不忍心再看。
不忍心看那个渔夫卖不出鱼的下午。
不忍心看小卖部阿姨绣三天才绣出十五欧的挂毯。
不忍心看水管坏了三次房东却说“等冬天”。
这个地方不适合游客,尤其不适合那种只想拍几张好看照片就走的游客。
它适合那种能忍受“事情一直在变慢、在变少、在变薄”的人。
你问我适不适合中国人?
我只能说,如果你是想去躺平、去晒太阳、去过便宜日子的——
你可能要重新想一下。
便宜是便宜,但那种便宜是有代价的。
代价是你要眼睁睁看着很多东西一点点消失。
而你自己无能为力。
我现在坐在回雅典的船上,风很大,甲板上很吵。
我旁边坐着一个本地女孩,二十出头,背着双肩包。
我问她去哪里。
她说“雅典,找工作”。
我问她找什么工作。
她说“不知道,什么都行”。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一直在看手机。
手机屏幕上是一个招聘App。
我瞄了一眼,上面刷出来的岗位,大部分是服务员、清洁工、收银员。
她一个一个点开,又一个一个关掉。
那个动作我看了很久。
我想起她那个眼神。
跟面包店老板娘的眼神有点像。
又不太像。
面包店老板娘的眼神是“又一个看不懂数字的外国人”。
她的眼神是“我不确定前面还有什么”。
船靠岸的时候,她站起来,把手机收进口袋。
她没跟我说再见。
我也没说。
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了。
但我会记得她划手机屏幕的那个动作。
一页一页翻过去,没有一个像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