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波兰小城的火车站，冷风从关不严的玻璃门缝往里钻。三十二岁的浙江务工男人下了夜班，手里拎着挂面和老干妈，碰见一个法国单亲妈妈抱着发烧的女儿蹲在售票机旁边。她用生硬的中文开口就把他问懵了：你能带我们去中国吗？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那天晚上，她浅绿色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小女孩烧得迷迷糊糊趴在她肩上。她说自己没有证件，护照被前男友扣了，趁着对方喝醉跑出来，身上只剩一点现金。她不要钱，不要同情，她问的是一个陌生男人能不能把她和孩子带回中国。陈启明第一反应是荒唐，可他看见孩子烧红的脸，看见她冻裂的手指，还是去药店买了退烧药，开了旅馆房间。他在椅子上坐到凌晨，窗外火车一辆接一辆过去，铁轨震得玻璃发颤。他想起自己在波兰干了三年，手被机器夹过、冬天宿舍停暖穿羽绒服睡觉，其实也是把人生寄存在厂房里，不知道下一站在哪。

第二天陪她去警察局要护照，那个波兰男人赶来，说她情绪不稳定，说她不适合独自照顾孩子。她整个人僵住，把孩子搂得喘不过气。她最怕对方拿孩子压她。陈启明往前站了一步，对警员说她不去医院是害怕被找到，药店有记录、旅馆有登记，她不是在逃避是在保护。两小时后蓝色护照拿回来，她把封皮贴在胸口闭上眼，那个动作比任何哭喊都重。从警察局出来她走出十几米脚步才软了一下，他扶了一把，她没有挣开。

她没有赖上他。她租了斜屋顶的阁楼，接法国远程客服的活，每天用手机学中文，把“定居”两个字抄在本子上，少写了一横他给补上。她查清楚旅游签、工作签、探亲签每一条路，说想先拿旅游签去台州看看，如果他家不接受她就回来。春节她带着妮娜住进台州小五金店后面的家，我妈给妮娜剥虾，我爸追着捡贝壳的小女孩跑。饭桌上亲戚盘问，她端茶杯说自己不是来占便宜的会工作，每个字都说得磕巴却用力。她拿到汽配出口公司的欧洲市场跟单面试机会，在阁楼小桌前关掉电脑后抱住他哭，她说好像真的可以去中国工作了。

登记那天下了小雨，工作人员问她是否自愿，她说是自己想留在这里生活不是逃。红本拿到手她翻开看了很久，放包里又拿出来确认一遍。走出登记处妮娜撑着小黄伞喊爸爸妈妈快一点，楼梯上飘着她妈炖的鱼汤味，门口换了新垫子写着出入平安。她站在那儿看了四个字很久，他把伞收好放在门边说出去回来都平安。她说那很好，我们回家。

两个人在互相挡风的时候把日子一点一点攒了起来。她从他敢帮她到他能接过那把伞，中间隔的不是浪漫是签证表格、幼儿园接送卡、菜场五毛钱的葱和他妈锅里的汤。那些说不出口的别怕最后都变成了门垫上那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