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吉尔吉斯人涌入四川，不投资不观光，真实原因让人哭笑不得
去年秋天，我们镇上发生了一件怪事——大街小巷突然冒出来许多外国人。
四川这地方，说偏僻不偏僻，说热闹也算不上多热闹。我们镇子夹在两座山中间，一条岷江的支流从镇东头淌过去，镇上的人祖祖辈辈靠种地和做点小买卖过日子。平日里能见着的生面孔，顶多是县城里下来收药材的贩子，或者偶尔几个背包客路过歇脚。可那阵子不一样了，镇上的小旅馆全住满了，连我家那两间空置多年的老屋都被人敲开了门。
来的人高鼻梁深眼窝，皮肤偏黄，看起来跟新疆那边的人有点像，可仔细一看又不太一样。他们说话叽里咕噜的，谁也听不懂，手势比划半天也弄不明白。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什么旅行团，可这些人既不去景点，也不逛商场，每天就在镇子上东瞅瞅西看看，见到年纪大点的老人就凑上去，掏出手机翻出几张照片让人辨认。
我在镇上开了家小面馆，门口支着两口大锅，一锅红汤一锅白汤，远近几条街的人都爱来我这吃碗面。那天下午，三个吉尔吉斯人推门进来了，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个头不高但壮实，眼睛特别亮。他身后跟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半大小子，估计是他闺女和儿子。
他们不会说中文，只是指着墙上的菜单比画。我给他们每人下了一碗红汤牛肉面，多加了两勺臊子。那男人吃了一口，眼睛突然就红了，端着碗的手抖得厉害。我吓了一跳，以为面条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凑过去看。结果他抬起头看着我，嘴里蹦出几个生硬的汉字：“像……我奶奶……做的。”
这句话像根针一样扎进我心里。
后来我才慢慢弄明白，这群吉尔吉斯人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原来他们祖上有人是从我们这里迁出去的，算起来得有一百多年了。那还是清朝末年的时候，兵荒马乱的，他们祖上随着一拨人往西北逃，一路逃一直逃，最后翻过天山，落在了现在吉尔吉斯斯坦那片土地上。百多年过去了，老一辈人相继离世，但口口相传下来一个念想——老家在四川，在一个有两条河交汇的地方，镇口有棵老黄葛树，树下曾经有个面摊。
就凭着这点模糊得不能再模糊的记忆，他们找来了。
领头那个男人叫阿扎马特，在吉尔吉斯斯坦是个中学老师。他说他们国家这几年跟中国来往多了，好多人开始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他爷爷临死前拉着他的手说，一定要回老家看看，找到当年那棵黄葛树，在树下替他磕个头。他爷爷活了九十三岁，一辈子没再回来过。
阿扎马特说，他们那个村子里，跟他家情况差不多的人家有好几十户。大家一合计，干脆组团来找。反正现在办签证也方便了，趁着暑假，大人孩子一起，就当是认祖归宗。于是就有了我们镇上看到的这一幕——一群吉尔吉斯人，不投资不观光，满世界找一棵一百多年前的黄葛树。
你说这事好笑不好笑？可笑着笑着，我鼻子就酸了。
那段时间，镇上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是骗子，有人说是来踩点的，还有人神神叨叨地说是什么外国特务。老刘头在茶馆里拍着桌子说：“我在镇上活了六十五年，从没听说过谁家亲戚跑到外国去的，这肯定是编瞎话骗钱的！”赵大妈也跟着附和：“就是就是，那些外国人成天拉着老人问东问西的，谁知道安的什么心。”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不是滋味。阿扎马特那碗面吃下去红了眼眶的样子，怎么也不像是装的。
可麻烦事还真来了。
先是镇东头的王老汉报了警，说有个外国人拍了他家老屋的照片，还老在他家附近转悠，肯定是想偷东西。派出所的民警来了，阿扎马特他们比划了半天也说不清楚，最后只能把护照拿出来给人家看。民警一看是正经签证，也拿他们没办法，只能嘱咐几句就走了。
然后是学校那边出了问题。阿扎马特的女儿阿依莎在镇中学借读了两天，结果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老笑话她，说她长得像“外国人妖怪”，还学她说话的样子。阿依莎哭着跑回家，好几天不肯出门。
最严重的是那次在桥头。阿扎马特带着儿子在河边拍照，被几个喝醉了酒的年轻人围住了。那几个小子平时就不学好，见着外国人就想找茬。他们把阿扎马特的相机抢过去，翻看里面的照片，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阿扎马特的儿子急眼了，上去推了其中一个人一把，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几个人扭打在一起。
等我赶到的时候，阿扎马特的嘴角破了，他儿子胳膊上青了一块，相机摔在地上镜头碎了。那几个年轻人还在骂骂咧咧的，说什么“外国佬滚回你们国家去”。
我把阿扎马特拉起来，把他和他儿子带回我的面馆。给他煮了碗热汤面，又找了块毛巾让他敷嘴角。他坐在那里不说话，只是盯着碗里的面条发呆。过了好半天，他才开口，这回说的中文比之前顺溜多了：“我们……是不是不该来？”
我看着他嘴角的伤，看着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全是疲惫和迷茫，心里堵得慌。我说：“你们该来。谁也不能拦着一个人回家。”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
我们这地方的人，祖祖辈辈守着一亩三分地，出了县城就觉得是远门，出了省就跟出了国差不多。对外面来的人，天生带着一股子戒备和排斥。可你想啊，一百多年前，阿扎马特的祖上背井离乡往西逃的时候，不也是从我们这地方走出去的吗？那时候兵荒马乱，他们不想走也得走。可走了一百多年，人换了四五代，心里头那个“家”字还揣着，还惦记着回来找那棵黄葛树。
这到底是什么？这不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根”吗？
我想起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每年清明都要带着我们走二十里山路去给老祖宗上坟。我小时候不懂事，觉得累觉得烦，问爷爷为什么要跑那么远。爷爷说：“人不能忘了自己从哪来的，忘了来路，就找不到去路了。”我当时听不懂，现在看着阿扎马特他们，突然就明白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我二叔。二叔今年八十三了，是镇上年纪最大的老人，耳朵有点背但脑子清醒得很。我把吉尔吉斯人的事跟他说了，问他记不记得镇上有谁家祖上往西边逃过。
二叔眯着眼睛想了半天，慢悠悠地说：“你太爷爷那辈人里头，好像是有一支往西边跑了。那时候闹土匪，兵慌马乱的，不少人往西边逃命。你太爷爷有个堂兄弟，叫周老四的，带着一家老小跑了就没回来过。你太爷爷临死还念叨过这个事，说也不知道周老四那支人落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都没个信。”
我一听这话，心口扑通扑通跳起来。赶紧问二叔：“那周老四他们家，是不是住在镇西头老黄葛树边上？”
二叔想了想，点点头：“好像是，那棵黄葛树好几百年了，周老四家就住在树后面那个院子里。”
我拔腿就跑去找阿扎马特。他住在镇东头的小旅馆里，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发呆，手里攥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个老太太，穿着那种老式的斜襟褂子，坐在一棵大树底下。
我把二叔的话跟他说了。他听完愣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猛地站起来，抓住我的肩膀，眼睛瞪得溜圆：“你说什么？周老四？”
我说：“对，周老四，我太爷爷的堂兄弟。”
阿扎马特的嘴唇哆嗦着，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张更旧的照片，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虽然字迹模糊了，但还能认出来：“周老四，光绪二十三年，于四川老家。”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穿着长衫，站在一棵大树前面。
我一看那棵树，枝干虬结，树冠如盖——就是镇西头那棵老黄葛树。
原来阿扎马特要找的，就是我太爷爷的堂兄弟周老四的后人。也就是说，按辈分算，阿扎马特跟我，是隔了四五代的亲戚。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镇子。之前那些说风凉话的人，一个个都不吭声了。老刘头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哎呀，这这这……真是亲戚啊？”赵大妈更是拉着阿依莎的手，翻来覆去地看，嘴里念叨着：“像，真像，你看这眉眼，跟周家那闺女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镇上的人自发组织起来，帮阿扎马特他们张罗了一个认亲仪式。就在那棵老黄葛树底下，摆了十几桌流水席。我把我面馆的两口大锅都搬去了，红汤白汤一起上，做了满满当当一桌子的菜。二叔坐在主位上，阿扎马特带着他闺女儿子，恭恭敬敬地给二叔磕了三个头。
二叔老泪纵横，拉着阿扎马特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太爷爷要是知道你们找回来了，他在九泉之下也能闭眼了。”
阿扎马特那天喝多了，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他说他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回来看看，现在他替爷爷完成了这个心愿。他说他们国家的人管这叫“寻根”，不管走多远，根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酒席散了之后，阿扎马特他们又在镇上待了几天。阿依莎跟学校那几个原来笑话她的孩子和好了，那几个孩子还主动教她说四川话。阿扎马特的儿子跟镇上的小伙子们混熟了，天天在河边钓鱼摸虾。阿扎马特自己则每天都去老黄葛树底下坐一会儿，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
临走那天，阿扎马特来找我，手里提着一个袋子。他把袋子递给我，说里面是他从吉尔吉斯斯坦带来的特产，还有他爷爷留下的那本老相册。他说这些东西留在我这里更合适，因为这里是根。
我送他们到镇口的汽车站。阿扎马特上车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兄弟，我还会回来的。这里是我的家。”
车子开走了，扬起一路尘土。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车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盘山公路的拐弯处。秋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桂花香。
回到镇上，那棵老黄葛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我站在树底下，摸着粗糙的树皮，心里头五味杂陈。
想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从一开始的莫名其妙，到后来的冲突矛盾，再到最后的认亲团圆，就像做了一场梦。一群外国人，不投资不观光，跑了大半个地球来找一棵树。说出去谁信呢？可它就是真的发生了。
后来我把这事讲给来面馆吃饭的客人听，有人笑，有人叹气，也有人听完半天不说话。有个从成都来的大学生听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叔叔，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棵黄葛树。有的人知道它在哪儿，有的人找了一辈子也没找到。”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
阿扎马特找到了他的黄葛树。可我们这些守在树底下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也忘了，自己心里那棵树在哪儿？
从那以后，我面馆的墙上多了一张照片——就是阿扎马特留给我的那张周老四站在黄葛树下的老照片。每个进来吃饭的人都会多看两眼，问我这是谁。我就把这段故事讲给他们听。
有人听了说要去找自己的根，有人说要回家看看老父母，也有人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碗里的面吃完了。
日子还是照常过。我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和面、熬汤，六点开门迎客。镇上的生活平静得像岷江的水，不紧不慢地流着。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那棵老黄葛树底下，现在经常有人去坐坐，有本地的老人，也有外来的游客。大家坐在那里，望着树冠发呆，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棵黄葛树吧。只是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还在找。
今年春天，阿扎马特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村子又有十几户人家想来四川看看。他说他们那边现在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好多年轻人都想到中国来看看，想找一找自己祖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兄弟，下次来的人多，你得提前多备点面粉。”
我笑着说：“备着呢，管够。”
挂了电话，我站在面馆门口，看着街上人来人往。远处那棵老黄葛树又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春风里摇啊摇。
我突然想起阿扎马特吃第一碗面时红着眼眶说的那句话——“像……我奶奶……做的。”
一碗面，一棵树，一个念想，让人跨过了千山万水。
这世上的事，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又这么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