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蒙古族文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历史性新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断走向繁荣兴盛。
一段时间以来，国外一些别有用心的舆论刻意制造错误论调，宣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会“妨碍蒙古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7月刚落幕的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 呈现出全网刷屏、全民热议的传播态势。如此火热的反响，恰恰说明蒙古族文化在与各民族的交流交融中，只会更加生机勃勃，走出内蒙古、走向全国。
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蒙古族文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历史性新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断走向繁荣兴盛。
▲演员在那达慕开幕式上表演马术。图片来源：光明网
历史上蒙古族文化就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北方草原就是我国各民族交流互动的活跃区，内蒙古地区很早以前就与中原腹地频繁交流，构成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石器时代晚期，蒙古高原尤其是南部边缘地带的先民，便多以定居农业为主，兼事狩猎，同中原诸多文化交流频繁。
西辽河流域（覆盖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的红山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在陶器纹饰上存在相似特征，朱开沟遗址（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境内）早期遗存明显受到龙山文化影响；到相当于早商时期的朱开沟第五期，又出现郑州二里冈上层文化的器物因素，印证了中原商文化对这一区域的深刻影响。
▲朱开沟遗址。图片来源：鄂尔多斯市地情网
▲朱开沟遗址出土陶杯、陶盉。图片来源：鄂尔多斯市地情网
随着动物驯化、畜牧技术逐步积累，叠加区域气候转向干冷，距今3300年至3500年前，朱开沟遗址第五期出现游牧经济形态，并逐步扩散至蒙古高原适宜游牧的区域，游牧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但草原上的各族群依旧和中原保持深度依存，在物资、工艺、工程等方面多有借鉴。
蒙古族的崛起，本身就包含对中原文化的广泛吸收。金哀宗曾将蒙古军队屡获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其大量吸纳中原技术，进一步放大骑兵作战优势。元世祖忽必烈吸收中原的仁政思想，并广纳中原贤才，进而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混一南北，实现了规模空前的中国大一统局面。
元代之后，中原文化对草原仍有深刻影响。例如，后金出兵蒙古后，获得一枚元顺帝走时携带至草原的“制诰之宝”玉玺，被传是历代中央王朝的传国玉玺，“正统”象征，因而引发草原诸多势力为之争夺。
蒙古文书法在历史传承中，出现了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书写体，深受中原汉字书写传统影响；明代修建美岱召、大召两座寺院时，明廷调拨大批画工、木匠以及各类物资，两座寺院建筑形制、壁画艺术都带有浓厚中原风格，朝廷还分别赐名“灵觉寺”“弘慈寺”。
▲蒙古文书法。图片来源：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服务平台
文学领域的交融同样十分突出。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现存最早版本，是1716年北京木刻本。该版本扉页插图中，格斯尔形象与关羽相近，卷尾四位英雄人物的造型取材于诸葛亮等中原历史人物；版面边框还标注汉文的“三国志”字样以及汉文卷次、页码。清代民间因此俗称其为《蒙古三国》，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生动载体。
▲图为清康熙年间北京木刻本《格斯尔》，珍贵蒙古文古籍。图片来源：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
《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原古典名著，也被多次译成蒙古文广为传播。19世纪末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借鉴《红楼梦》的叙事笔法创作《一层楼》《泣红亭》，又参照中原历史演义体裁完成《大元盛世青史演义》，都曾产生广泛影响。
新中国对蒙古族文化的扶持发展
20 世纪前期，社会局势动荡，蒙古族原本多由上层掌握的文化事业陷入停滞，发展严重滞后。1947年时，内蒙古没有一所高等院校，90%以上人民群众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局面得到彻底扭转。在党和国家大力扶持下，蒙古族聚居地区陆续兴办各级各类学校，蒙古族群众受教育水平快速提升，在全国各民族中位居前列，为蒙古族文化传承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952 年，原平原、河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与山西农学院兽医系整体迁到呼和浩特，组建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为和草原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畜牧学科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毛主席亲笔签署的任命书。图片来源：内蒙古农业大学微信公众号
在周恩来总理多次关心推动下，内蒙古大学于1957年正式建校，这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国家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调集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搭建起建校初期高水平师资队伍。学校初设蒙古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七个系，蒙古语言文学学科至今仍是学校的优势特色学科。
▲1957年10月，内蒙古大学迎来建校典礼。来自全国各地的340多名内蒙古大学第一届学生，见证了这一时刻。图片来源：内蒙古大学微信公众号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过去不受重视、流散于民间的传统艺术得到系统性整理与弘扬。解放前还是流浪艺人的琶杰，在新中国成为知名文艺工作者，受到毛泽东同志接见。
而长期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先后出版传统蒙古文、托忒蒙古文版本，后续又开展大规模抢救、搜集与整理工作。
得益于党和国家持续的政策、资源保障，内蒙古自治区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98项，涉及106个保护单位；还牵头负责2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分别是蒙古族长调民歌和中国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有634个，涉及1079个保护单位。
党和国家着力打破过去文化成果主要为少数上层群体享有的格局，推动优质文化艺术走进千家万户、送到草原每一顶毡房。
内蒙古地域辽阔，游牧生产生活居住分散，过去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较为匮乏。为改变这一现状，20世纪50年代，乌兰牧骑（意为“红色文艺轻骑兵”）应运而生。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无论是盛夏酷暑，还是寒冬风雪，队员们赶着满载道具服装的马车，翻越沙丘、跋涉草原，哪里最偏远，就把歌舞欢乐送到哪里。
▲1996年，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深入牧区为牧民演出。图片来源：新华网
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的蒙古族文化
早在蒙古族形成发展早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文化图景，就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蒙古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诞生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不断丰富中华文化宝库。
歌曲创作就是生动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蒙古族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敖包相会》，传唱至今。其后诞生的《天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等，抒写对草原的深厚情感，广为流传。
各地文艺工作者也从草原传统音乐中汲取灵感：乌拉特地区传统敬酒曲被改编为思乡主题的《鸿雁》，搭配蒙古族长调演唱技法，风靡全国；词作家把对游牧生活的艺术想象融入《套马杆》，“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你的心海和大地一样宽广”，传遍大街小巷。
▲牧民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草原上套马。图片来源：新华社
以草原新生、民族团结、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红色草原歌曲更是佳作迭出。上世纪50年代，取材蒙古族民间曲调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问世，歌唱新生活、歌颂中国共产党，旋律开阔悠扬，传遍大江南北。《赞歌》在蒙古族民歌基础上进行创作，融入长调艺术，唱出了时代气象。这些都让蒙古族文化拥有了更广泛的受众，更强大的生命力。
为推动蒙古族文化繁荣发展，党和国家的举措更是一以贯之。以对蒙古族、藏族地区口头流传的《格萨（斯）尔》长篇史诗的保护传承工作为例。1958年，中宣部部署史诗的整理、翻译与出版工作；1983年，中宣部要求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特别是设立专门机构推进《格萨（斯）尔》的保护传承；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赤峰市考察调研期间，就保护、传承和发展格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重要指示，为格斯尔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指明了方向。
近些年来，内蒙古组织实施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和非遗保护“双百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日新月异。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千校计划”等案例也被列入2024年度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案例。
以近期大热的“那达慕”为例，这一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众性盛会，已有近800年的历史，深受各族群众的喜爱，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蒙古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
除了传统的搏克（摔跤）、赛马和射箭等竞技比拼，如今大会内容更加丰富，还融入了文艺演出、物资交流、非遗展示等活动，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体育盛会。
2026年7月举办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家国情怀、民族团结与草原风情有机融合，吸引了全国各地10多万名游客齐聚一堂，全网曝光量高达70亿次。这不仅向世人充分展现蒙古族文化多姿多彩的面貌，也赋能经济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2026年7月18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千人马队手举国旗入场。图片来源：央广网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蒙古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弱化民族文化，而是为各民族文化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蒙古族文化必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