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根河市，2022年8月20日凌晨2点27分。

一间猎民点的帐篷里，101岁的玛丽亚·索在驯鹿身边安详离世。

家人发布的讣告说，老人最近虽然身体状况不好，但还是想上山去看看她养了一辈子的驯鹿，只想回到驯鹿身边。

她终究是在驯鹿的陪伴下走的。

她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主人公的原型，被世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

她的离去，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更像是一个时代在合上最后一页。

玛丽亚·索生于1921年，毕生和族人生活在环北极地区泰加林带最南端的山林中。

她的一生，几乎就是一部鄂温克族百年变迁史——从游猎到定居，从森林到城镇。

一个曾经驰骋在大兴安岭密林中的民族，如今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中国的鄂温克族，还能存在多久？

一

“鄂温克”这个名字，来自鄂温克语，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

他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就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活动了。

鄂温克民族有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三个分支——索伦是农耕部落，通古斯是游牧部落，而雅库特人，就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中的猎民，历史上有名的“使鹿部落”，也是中国迄今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

使鹿鄂温克人的祖先在十八世纪顺着石勒喀河来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冬季漫长而寒冷，最低气温可达零下五十摄氏度以下。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他们依靠牧养驯鹿和传统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林生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驯鹿鄂温克人还完整地保存着独有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吃兽肉、穿兽皮，在大兴安岭密林中住着传统的“撮罗子”。

驯鹿是他们的宝贝。

冬天雪深的时候，人们骑着驯鹿去打灰鼠。

在他们眼里，“人会懒得干活，但驯鹿不会偷懒”。

使鹿人过去从来不杀驯鹿，也不吃驯鹿肉。

看到在外头病死的驯鹿，就用架子把尸体搁到高处，防止腐烂或被别的野兽啃食，这叫做“风葬”。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

1957年，使鹿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奇乾建立了鄂温克民族乡；1965年迁至满归镇附近；1973年单设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

这个位于根河市最北部的民族乡，地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距离我国最北端的漠河县约一百公里。

这里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然而，变化正在悄悄逼近。

长期的狩猎和林业资源开发，让林间可猎物锐减。

驯鹿的食物主要是苔藓和蘑菇，由于多年啃食，敖鲁古雅附近的苔藓越来越少，要恢复起来至少需要二十五年。

此外，水患严重，对全乡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二

2002年，根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对鄂温克猎民实施生态移民，将敖鲁古雅乡迁至根河市西郊约两公里处。

2003年8月10日上午，我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开始搬迁。

十一户三十七名猎民作为首批生态移民，牵着驯鹿走出大山。

新址距离旧址约二百六十公里。

搬迁分批次进行，后续又有四十九户猎民陆续搬迁。

那天晚上七点五十分左右，当早已准备好的木柴被点燃时，欢乐弥漫在根河市敖鲁古雅乡猎民新村的上空。

篝火熊熊，笑语声声。

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姑娘、小伙子们跳起来了，十一二岁的孩子们手牵手围着一团团篝火，一圈接一圈地尽情跳舞。

虽然经过七个多小时的跋涉，每个人都毫无倦意。

鄂温克小伙子何强曾是一个优秀的猎民。

他边跳舞边告诉记者：“祖祖辈辈狩猎的生活方式已成了历史的一页，随之开始的是我们充满生机的新生活。”

他说，生态移民至少有两个好处——猎民可以过上现代生活，也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和他一样，年轻的猎民都非常愿意下山。

根河市市长田晓川说，生态移民是改善鄂温克猎民落后生产生活条件的第一步。

新敖鲁古雅乡将建成一个以特色养殖业和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化少数民族乡。

在熊熊火光和欢歌笑语背后，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兴奋。

今年五十四岁的达玛拉就是生活在山上的猎民之一。

她在山下也有固定的砖瓦房，只不过住的时间少。

她说：“住在山上主要是为了饲养驯鹿，同时也打猎。”

达玛拉家饲养着七十多头驯鹿，一年能带来六千多元的收入。

她对搬迁犹豫不决——既对文明生活有所向往，又担心到那里养不了驯鹿。

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驯鹿在中国只生存于敖鲁古雅一带。

猎民养驯鹿，只有割茸和配种时才圈到猎民点，其余时间野放。

冬天隔半个月顺着雪蹄印找一找，夏天点上熏一些蒿子，驯鹿便早上回来躲蚊虫，晚上出去找食物。

把驯鹿从森林带到城镇，它们能适应吗？

三

新敖鲁古雅乡建在根河市西郊约两公里处，四周丛林密布。

住宅全部是砖木结构平房，每户配建驯鹿圈舍。

学校、医院、电信、邮局等基础设施配备齐全。

猎民购物、就医和子女入学都极为方便。

生活条件确实改善了。

稳定的住房、医疗设施、学校教育，让原本艰苦的日子有了现代化的温暖。

鄂温克族姑娘范索满意地说，新居点的房子是国家盖的，供暖用水免费，交通便利。

然而，从森林到城镇，改变的不仅仅是居住地点。

驯鹿鄂温克人世代生存的大兴安岭，是他们的文化土壤。

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狩猎文化、驯鹿文化、桦树皮文化、萨满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可一旦离开了这片森林，文化就开始失去根基。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语言上。

鄂温克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没有本民族文字。

根据语保工程的数据，鄂温克语按功能类型属于濒危语言。

在使鹿鄂温克人中，四十岁以下的人语言能力非常差。

年轻人去山下接受现代教育，回来以后仍然讲汉话。

语言的断层正在加速。

一位研究使鹿鄂温克文化的学者玛妮说，不少老传统真的快“断篇”了，最首当其冲的就是民族语言。

年轻人不愿再学鄂温克语，甚至对母语的发音感到陌生。

一些孩子长大后，只会用汉语与家人交流。

语言是文化的灵魂——当语言逐渐消失，文化就开始无声地滑向边缘。

代际之间的裂痕在扩大。

老一辈猎人生长在森林里，猎枪和驯鹿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

他们的一生离不开酒、驯鹿、猎枪和原始森林。

对他们来说，森林是家。

可对于年轻一代，森林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现代的发展观念已经进入他们的心中。

生态移民后，伴随着禁猎的实施和猎枪的上交，使鹿鄂温克族延续了千百年的狩猎传统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狩猎文化开始被封存在老猎民的记忆中和博物馆的器物里。

代际间的狩猎文化和驯鹿文化情结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从原始社会到信息社会，从游猎到定居，从狩猎采集业到文化旅游业——使鹿鄂温克人的生计方式、生活空间、家庭结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急剧的转型与变迁。

这种跨越式的社会变迁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冲击。

从优秀猎手到缺少现代生计能力，失落感随之而来；从游猎到定居，生活的激情和新鲜感逐渐消失。

在一次家族晚宴上，一边是老一辈猎人们提着自酿的酒聊着森林的故事，另一边是年轻人刷着手机。

两个世界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张桌子，而是一个时代。

四

驯鹿的命运，同样令人揪心。

驯鹿是使鹿鄂温克文化的核心。

没有驯鹿，就没有使鹿部落。

然而，驯鹿的数量在持续下降。

2019年的数据显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驯鹿只剩六百余头。

有说法称纯正血统的鄂温克人仅存六十多人。

驯鹿的圈养试验正在成为失败的证明。

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中，玛丽亚·索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仍惦记着大兴安岭的山川、森林、河流，惦记着驯鹿的未来和鄂温克族人的命运。

她九十多岁高龄时还在山上饲养驯鹿。

玛丽亚·索常说：“驯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非常爱它们。”

但她的孩子们——那些年轻的鄂温克人，还有多少愿意留在驯鹿身边？

现在使鹿鄂温克全族不到三百人，还在山里养鹿的鄂温克人已经不到一百人，而且普遍年龄偏大。

年轻人都觉得山里苦，不愿意去。

许多鄂温克人已经汉化，生活习惯更加偏向于汉人。

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一共生活着六十二户鄂温克人，其中只有十四户仍在养驯鹿。

驯鹿养殖点十四个，驯鹿繁育一千二百头左右，分布在各个林业施业区内，远离城市。

也有数据显示驯鹿种群已恢复至一千四百余头。

政府通过饲料补贴、保险和技术指导支持养殖业。

但数量的恢复不等于文化的复兴。

散养在森林里的驯鹿，和圈养在鹿舍里的驯鹿，还是同一种动物吗？

一位老猎民曾说，没了枪，没了放鹿的地方，做梦都在哭。

喝惯了森林里流水的驯鹿，被圈养在人工草地上，连踏进深林的机会都没有。

它们正在失去自由奔跑的天性。

驯鹿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

使鹿鄂温克人失去的，也不仅仅是驯鹿。

五

但也有人在努力留住这一切。

2008年，“鄂温克驯鹿习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后，“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萨满舞”等项目也相继成为国家级非遗。

根河市现有国家级非遗三项、自治区级十七项、呼伦贝尔市级二十二项。

政府的投入在增加。

呼伦贝尔市安排三百六十一万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用于鄂温克驯鹿习俗、桦树皮制作技艺等项目的保护。

现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名、自治区级三十名，提供专项补贴，鼓励带徒授艺。

2023年11月，根河市档案局与呼伦贝尔市档案局共同申报了《使鹿鄂温克人记忆工程》国家重点档案专题保护开发项目。

项目包括资料翻译、照片修复、视频拍摄、图书出版等内容，2025年12月宣告圆满完成。

文化展示也在增多。

2024年5月，鄂温克族自治旗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文化润北疆”多彩非遗集中展示展卖活动，从皮具制品、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到传统美食，琳琅满目。

“鄂温克族服饰”“鄂温克族希温·乌娜吉”“鄂温克驯鹿习俗”三个项目在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展示展销。

展览精选了一百余幅通古斯鄂温克族的传统服饰高清图片，生动诠释了鄂温克族服饰作为“穿在身上的民族史书”的深厚文化底蕴。

旅游开发是一条新路。

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于2022年晋升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23年入选首批自治区级非遗旅游体验基地。

游客可以领略独具魅力的驯鹿文化，与“森林精灵”驯鹿亲密互动，品尝鄂温克族特色列巴和甘茯苓茶。

2024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依托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打造电商产业发展中心，鼓励各族青年以直播形式展示敖乡形象，让直播和文旅深度融合。

然而，旅游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让鄂温克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另一方面，文化在被展示的过程中难免被简化、被商品化。

祭熊仪式缩水为十五分钟表演。

桦树皮船制作技艺的传承者仅存三人。

当一种文化只剩下表演和展品，它还活着吗？

六

鄂温克族的未来在哪里？

数据并不乐观。

根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境内鄂温克族人口为34617人。

2025年，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族人口为12081人。

使鹿鄂温克人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2001年统计仅为232人。

到2023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人口从2003年生态移民时的243人增至386人。

人口有所增长，但文化的传承危机并未缓解。

鄂温克族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

作为没有文字的濒危语言，鄂温克语的前景令人担忧。

语言使用领域缩减、代际传承中断、转用强势语言——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有研究指出，鄂温克语正面临代际传承断裂、使用场域萎缩、多语能力结构失衡及情感认同与传承实践脱节等多重困境。

但希望也并非全无。

一些年轻人开始回头。

使鹿鄂温克青年雨果就是一个例子。

他常年与驯鹿为伴，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饲养着中国仅有的驯鹿。

他当起了导游，做了好几场讲座，有在呼伦贝尔本地的，也有在浙江的。

他用现代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

鄂温克族的传统手工艺也在寻找新的出路。

鄂温克族“太阳花”手工艺品——用皮毛和彩石一环一环缝制而成，寓意幸福吉祥。

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提供三年免租、创业贷款等政策支持，组织参加深圳文博会等展会，再通过“非遗+研学”模式让传统手艺从家庭作坊走向产业化运营。

2019年，一个工作室在一个月内培训了六十余名妇女，设计开发出二十三套鄂温克猎民服饰。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平衡，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鄂温克族瑟宾节——狩猎胜利时的部落庆典——在狩猎活动减少甚至消失后，教育传承土壤逐渐消逝，原生态传承变得异常艰难。

非遗本体活动方式古朴，难以吸引现代人群；传承主体人员流失，传承人断层。

如何在保持文化内核的同时注入现代元素，是每个濒危文化都要面对的问题。

2022年8月20日，玛丽亚·索走了。

她活了101岁，见证了一个民族从森林走向城镇的全过程。

她的女儿得克沙·何说：“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山林里与驯鹿为伴，带领着使鹿鄂温克族从原始社会步入今天的幸福生活。”

玛丽亚·索曾说：“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

“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她去世前，还是想上山去看看养了一辈子的驯鹿。

她回到了驯鹿身边。

鄂温克族的未来，终究不在博物馆里，不在旅游景区的表演中，也不在政府的文件里。

它在每一个鄂温克人的选择中——是留在驯鹿身边，还是走向更远的城市；是记住祖先的语言，还是只用汉语交流；是把桦树皮技艺传下去，还是让它随老人一起消失。

大兴安岭的风还在吹。

驯鹿还在森林里吃苔藓。

一些老人还在帐篷里唱着鄂温克的歌。

只要这些还在，鄂温克族就还有明天。

只是，明天还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