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口岸的清晨，是被一阵摩托车喇叭声吵醒的。

我趿拉着拖鞋从屋里出来，看见口岸联检大楼前黑压压挤满了人。我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三年，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更没见过这么多越南人。

他们从越南老街那边过来，拖家带口，扛着编织袋，推着板车，像潮水一样涌过关口。十月底的河口没一点秋天的意思，太阳一出来就热得人发晕。那些越南人挤在太阳底下，一个个满脸通红，衣服湿透，可眼神都亮得吓人。

我站在自家小卖部的门口，手里还拿着半截没抽完的烟。

“爸，你看什么呢？快进来帮忙卸货！”儿子阿辉在屋里喊。

我没理他。

我的眼睛死死盯着一个刚过关口的越南女人。她五十多岁，黝黑，精瘦，头上包着一块褪色的花头巾。她没往汽车站走，也没往旅行社走，而是直奔我这边来了。

“老板，请问，去下湾村怎么走？”她的中国话说得有些生硬，但能听懂。

我手里的烟掉了。

下湾村。

这三个字像三根针，扎在我心口最软的地方。

我盯着她，盯着她眼角那颗痣，盯着她说话时微微歪头的动作。像，太像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这辈子都不敢相信，这世上会有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能像到这种程度。

“你……去下湾村做什么？”我问。

她看着我，忽然不说话了。她的眼神从期待变成疑惑，又从疑惑变成惊恐。她也盯着我，像在辨认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她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用一块红布包着，里三层外三层。

那是一只银镯子。

镯子上刻着两条鱼，鱼尾巴交缠在一起，鱼嘴对着嘴，中间衔着一朵莲花。

我认得这只镯子。

因为另一只，三十八年来，一直锁在我床头柜最底层那个铁盒子里。

一

我叫陈国忠，今年六十五岁，在云南河口口岸开了大半辈子小卖部。

河口这地方，在中国地图的最南边，跟越南老街就隔着一条红河。河不宽，水也缓。站在河这边，能看见对岸的房顶和树。每天早晨，两岸的鸡叫混在一起，分不清哪只是中国的，哪只是越南的。

我年轻的时候，这里还只是个小渡口。每天有一些边民划着小船来回，带些盐巴、布匹、火柴过去，换些药材、香料、木材回来。后来改革开放了，口岸越建越大，楼越盖越高，来往的人也越来越杂。

我就在口岸旁边这条街上，开了这家“国忠小卖部”。

卖些烟酒糖茶，饮料矿泉水，还有越南人喜欢的清凉油、风油精、十滴水。生意不算好，也不算坏。儿子阿辉去年从昆明回来，帮我盘下了隔壁的铺面，扩成了一个小超市。说实话，现在赚钱的生意都是他在张罗。我每天就坐在门口，抽抽烟，喝喝茶，跟老邻居下下棋。

街坊邻居都叫我一声“陈伯”。年轻人叫我“陈叔”。越南来的那些边民，叫我“陈老板”。

我已经很多年没听过别人叫我别的名字了。

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差点成了“越南女婿”。

那是我二十五岁那年的事。

那时候我刚当兵退伍，分配在县供销社跑采购。经常跟着货车到河口这边来拉货。河口那时候刚开放，边境贸易火起来了。我脑子活络，跟几个战友一合计，凑钱在红河边上租了个小铺子，倒腾些日用百货。

那时候红河对岸的越南，刚刚从战火里喘过气来。什么东西都缺。缺火柴，缺煤油，缺肥皂，缺盐巴。我铺子里的东西，还没到岸边呢，就有一堆越南人划着船过来换。

也是那时候，我认识了黎氏兰。

黎氏兰家在红河对岸的老街，一个贫苦的京族人家。她比我小两岁，个子不高，瘦瘦的，皮肤黑黑的。眼睛很大，很亮，像红河水一样清。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她那天。

是个黄昏。天热得厉害。我站在岸边的榕树下，等一批货从货车上卸下来。忽然听见河面上传来一阵歌声。

是越南的民歌。

那歌声软软的，柔柔的，像一根丝线，从对岸飘过来。我顺着声音望过去，就看见一条小船从芦苇丛里划出来。船头站着一个姑娘，戴着一顶斗笠，手里拿着竹篙。

夕阳打在她身上，金灿灿的。

我的货也不顾了，就站在那儿，傻愣愣地看着她。

船靠了岸。姑娘跳下来，看见我站在榕树下，愣了一下，然后冲我笑了笑。

她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两个初一的月亮。

“老板，有没有盐巴？”她问。

“有。”我说。

那是我跟她说的第一句话。

后来，她经常来我的铺子买东西。有时候买盐巴，有时候买煤油，有时候什么也不买，就站在门口，跟我聊几句。

我那时候年轻，脸皮薄。明明喜欢她喜欢得要命，就是不敢开口。还是我战友看出来了，说：“老陈，那越南姑娘天天来找你，你丫的别装木头了，赶紧下手！”

我支支吾吾的，半天憋出一句：“人家是越南人。”

“越南人怎么了？能过日子就行！”

话是这么说。可那个年代，中国人和越南人通婚，不是简单的事。两边的手续、户口、家里人的看法，都是问题。

我犹豫了好久。

直到有一天，黎氏兰来我铺子里买煤油，天晚了，下起了大雨。我留她在铺子里避雨。

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她坐在小凳子上，我坐在货箱上。一盏煤油灯搁在中间，火苗一蹿一蹿的。

“陈老板，”她忽然开口，“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喉咙发干，说不出话。

她抬头看我，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我想跟你。”她说。

那四个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在一起了。

那半年，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

我每天守在铺子里，一听见河面上响起那熟悉的歌声，就赶紧出门去看。她的船从对岸划过来，船头划开水面，像一把剪刀剪开一匹绿绸子。

她帮我进货、看铺子、洗衣做饭。那时候条件苦，住在铺子后面的小屋里，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可她从来没抱怨过。

有一天晚上，她躺在我怀里，忽然说：“国忠，等我攒够了钱，我们就在河口买块地，盖个小房子。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我说：“好。”

“房子不要大，有个院子就行。院子里种棵芒果树。夏天在树下吃饭，凉快。”

“好。”

“再养几只鸡。早上鸡叫了，我就起来给你做饭。”

“好。”

她越说越兴奋，翻过身来趴在我胸口上：“你呢？你想要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想要你。”

她“咯咯”地笑，把脸埋在我脖子里。

那笑声，我现在还能听见。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

那年秋天，家里给我来了封信。是我妈找人代写的，说我爸病重，让我赶紧回去。

我走那天，黎氏兰到渡口送我。

“你什么时候回来？”她问。

“最多一个月。”我说。

她点点头，把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是一只银镯子。就是那种最便宜的老银镯，上面刻着两条鱼。

“我妈留给我的，”她说，“你拿着。早点回来。”

我把镯子揣进怀里，抱了抱她，转身上了船。

船开出去好远，我还看见她站在岸边的榕树下，朝我挥手。

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她。

我这一走，就是两年。

二

我爸没病，是骗我回家相亲的。

那几年，中越关系越来越紧张。村里人都说，我要是在越南跟一个姑娘好了，全家都得跟着倒霉。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我要是再回河口，她就在家里上吊。

我弟也说：“哥，你是要那个女人，还是要这个家？你自己掂量。”

我被他锁在屋里，出不了门。每天听着村里的大喇叭喊，说边境怎么怎么紧张，怎么怎么危险。我心里凉了半截。

后来，我妥协了。

跟邻村一个叫王秀芝的姑娘结了婚。她人不错，勤快，老实。我虽然心里放不下黎氏兰，可日子总得过下去。

婚后的第二年，我还是没忍住，回了一趟河口。

铺子还在，被战友帮忙看着。可我站在铺子门口等了一整天，从日出等到日落，也没等到那条从对岸划过来的小船。

我找了好几个经常跑边境的人打听。

“黎氏兰？是不是那个瘦瘦的、眼睛挺大的姑娘？”

“对，就是她。她去哪了？”

“不知道啊。好长时间没见她了。听说家里出了事，搬走了？”

“搬哪儿了？”

“不知道。”

我坐在榕树下，抽了一夜的烟。

那条红河还在哗哗地流着。对岸的灯光星星点点，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

我摸着怀里的银镯子，心里翻江倒海。

第二年，中越边境打起来了。

什么都断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黎氏兰。

后来的后来，我儿子阿辉出生，我在河口口岸扎下根，把小卖部开成了小超市。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把当年的那些事，一点一点地压进了骨头缝里。

王秀芝十年前走了，乳腺癌。她走的时候，我跟她说：“下辈子别嫁我。”

她笑了，说：“嫁你，我不亏。”

她是个好女人。我没能给她一个完整的丈夫。

她走了以后，我把我跟黎氏兰的事，连带着那只银镯子，锁进了床头柜。

这一锁，就是十年。

直到今天，这个女人出现在我的小卖部门口。

三

“你是黎氏兰的什么人？”我问她。

这句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个名字。阿辉不知道，街坊邻居不知道，连王秀芝活着的时候，我也只在婚后跟她提过一次。

那时候我喝了点酒，跟王秀芝说了。王秀芝听完，沉默了很久，说：“你要是有机会，去看看她。”

“秀芝……”

“我说真的。”她背对着我，声音很平静，“人这一辈子，有些事，不弄明白了，到死都闭不上眼。”

我后来没去找过黎氏兰。

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找。

也因为，我害怕。

怕找到的是她已经不在的消息。

怕找到的是她已经嫁人生子、儿孙满堂的画面。

怕找到的是她恨我、怨我、不认我的结果。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三十八年后，一个长得跟她这么像的越南女人，会站在我面前，拿出那只银镯子。

“黎氏兰是我妈。”那女人说，“你是陈国忠吧。”

我扶住了门框。

“我叫阮梅。”她又说，“我妈让我来找你。她说，你要是还活着，就带你去下湾村。”

“你妈……她人呢？”

阮梅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一闪。

“她还在等你。”她说。

“在哪儿等？”

“下湾村。”

“下湾村在哪儿？”

“在河口进去，三十公里，一个瑶族寨子。”她说，“我妈在那儿等了二十多年了。”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等了二十多年。

她还在等我？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阿辉从超市里出来，看见这场面，有点发愣：“爸，这谁啊？”

“一个……故人。”我说。

“故人？”阿辉更懵了，“你故人怎么是个越南人？”

我没理他。

“你带路。”我对阮梅说，“我现在就跟你去。”

阿辉急了：“爸，你疯啦？你一个老头，跟一个刚认识的越南女人瞎跑什么？万一是骗子呢？”

“她不是骗子。”我说。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现在这年头，专门有人冒充熟人，骗老人家的钱！”

阮梅皱起眉，刚要说话，我摆摆手，拦住了她。

“阿辉，你看好店。我去去就回。”

“爸……”

“听见没有！”

我第一次对儿子吼了这么大的嗓门。阿辉愣了，我也愣了。

我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阿辉，你外公当年有个老战友，就在下湾村。人家都找到门口来了，我不去不合适。”

我编了个谎。

阿辉狐疑地看看我，又看看阮梅，最终没再说话。

我转身进屋，从床头柜最底层的铁盒子里，翻出了那只银镯子。

镯子有些发黑了。我用袖子擦了擦，塞进裤兜里。然后跟阮梅出了门。

我们坐了一辆面包车，往山里走。

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颠。从柏油路到水泥路，从水泥路到碎石路，最后变成一条黄土小道。

车里很热，汗顺着我的脊背往下淌。可我不觉得难受。我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三十八年前的画面。

“你妈……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终于开口。

阮梅看着窗外，沉默了好一会儿。

“不算好。”她说。

“她嫁人了？”

“嫁了。我三岁那年，我爸得病走了。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弟拉扯大。”

“那你弟……”

“前年死了。在河内打工，车祸。”

我心里一紧。

“你们家，有没有跟中国这边……联系过？”

“没有。”阮梅摇摇头，“我妈不让提。她说，等着就行。该来的，总会来。”

“等谁？”

阮梅转过头来，看着我。

“等你。”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怎么知道我在河口？”我问。

“她不知道。”阮梅说，“她只记得那个渡口。她说，你以前常在渡口边的榕树下等她。她就让我去那里找。”

“那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在口岸问了很多人。问到一个小卖部的老板，说这条街上就你一个姓陈的，开了二十多年店。我就来了。”

我鼻子一酸。

二十多年了。

我开了二十多年的店。

她等了二十多年的我。

“你妈为什么不自己来？”

阮梅没说话。

她的沉默让我心里一阵发慌。

面包车在一座寨子前停下了。

四

下湾村。

一个瑶族寨子，藏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木楼瓦房，鸡鸣狗叫。

阮梅带我穿过寨子，走到最里面的一户人家。那是一座很小的木楼，楼前有一棵芒果树。树长得很高，枝繁叶茂。

芒果已经熟了，沉甸甸地垂下来。

院子里有鸡，正围着食盆打转。

“妈。”阮梅喊了一声。

没人应。

她推开门，走了进去。我站在门口，不敢进。

过了几秒钟，我听见一个声音，从屋里传来。

“谁来了？”

那声音很轻，很慢，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是陈国忠。”阮梅说。

屋里安静了。

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快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那声音又响起来了。

“让他进来吧。”

我抬脚，迈过了门槛。

屋里很暗。窗户上贴着旧报纸，只有几缕光从缝隙里漏进来。

我适应了一下光线，然后看见了她。

她躺在靠窗的一张竹床上。很瘦，瘦得几乎陷进了被褥里。头发白了一大半，散在枕头上。脸上有很多皱纹，眼角的那颗痣还在。

她的眼睛还是很亮。

“国忠。”她叫我。

那一声，像三十八年前那个雨夜，她叫我的名字。

我走到床边，扑通一下坐在了地上。

“阿兰。”我的声音在抖，整个人都在抖。

她伸出手来。那手瘦得只剩骨头，微微地颤着。我赶紧握住。

“你老了。”她说。

“你也老了。”

“我都快六十了，能不老吗？”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像一朵枯萎的花。

我看着她，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

“你哭什么？”她抬手，想给我擦眼泪，“快七十岁的人了，还哭。”

“我对不起你。”我说。

她摇摇头。

“没有什么对不起。那时候，谁也没办法。”

“可我还是……”

“你来了。”她打断我，“来了就好。”

阮梅搬了把椅子过来，扶我坐好。又给我们倒了两碗水。然后悄悄地退了出去，关上了门。

屋里只剩我们两个人。

“阿兰，”我握着她枯瘦的手，“你怎么……怎么住在这里？”

“这里是我外婆的寨子。”她说，“那年你走了以后，仗要打起来了。我爸带着全家搬回了乡下。后来……后来我嫁了人，男人走了。我弟也没了。我一个人，就回到这里来了。”

“你一直没再找？”

她没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找了。可心里放不下别人。”

我心里堵得慌。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两个女人。”我说，“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老婆。”

“你老婆……她还在吗？”

“不在了。走了十年了。”

“她对你怎么样？”

“好。是个好女人。”

“那就好。”黎氏兰点点头，像松了一口气，“你没有受苦，我就放心了。”

“你呢？你受了不少苦吧？”

她笑了一下：“命苦的人，走到哪儿都是苦的。可也过来了。你看，我还活着。还能再见到你。”

我低下头，把脸埋进她手心里。

她的手很热，像一个小火炉。

“大夫说我时间不多了。”她突然说。

我抬起头，看着她。

“肝癌。已经扩散了。”她的语气很平静，“本来想让孩子去碰碰运气。要是找不到你，也就算了。没想到，还真找到了。”

“你应该早点来找我。”我说。

“早点又能怎么样呢？”她摇摇头，“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路。咱们这辈子，已经岔开了。”

“那你还等我这么多年？”

她看着我，眼里有泪光，但嘴角是笑着的。

“等你，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那天下午，我们说了好多话。

说三十八年前的榕树，说红河边的歌声，说那个下着大雨的夜晚。

说她等过我的渡口，说我走的那天，她站在岸上，一直站到天黑。

“你那时候说，最多一个月。”她轻轻地说，“我数着日子等。等到第三十天，你没来。第三十一天，你还是没来。等到第七十天，仗打起来了。我在渡口边等，飞机在头顶上飞，炸弹在远处响。我还在等。”

我心如刀绞。

“别说了。”我哑着嗓子说，“别说了。”

“让我说完。”她拍拍我的手，“这辈子，能跟你说的话，不多了。”

我忍着，听她讲完这三十八年的故事。

她嫁给了同村的一个老实人。男人对她不错，可没过几年就走了。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什么都干过。种地、养鸡、打短工、做小买卖。

日子苦，她不怕。怕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我。

“你的那只银镯子呢？”她忽然问。

我从裤兜里掏出来，放在她手里。

她拿着镯子，看了又看。

“还留着呢。”她说。

“一直留着。”

她把镯子放到我手里，又把我的手合上。

“既然你还留着，我就放心了。这镯子是一对的。我让阮梅拿去，就是想看看，你认不认得。你现在来了。这镯子，就还给你吧。”

“不。”我说，“我拿一只，你留一只。咱们一人一只。”

她笑了：“随你。”

天快黑的时候，阮梅端来了饭。一锅白粥，一碟青菜，一碟炒鸡蛋。

我扶着黎氏兰坐起来，一口一口喂她。

她吃得很慢，像在品味每一口的滋味。

“好吃。”她说。

“鸡蛋是我炒的。”我笑。

“你会炒鸡蛋了？”

“嗯，后来学的。”

“以前你什么都不会。连米饭都煮不好。”

“人都会变的。”

“可有些东西没变。”她看着我，“你还会哭。还像以前一样，心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喂她吃完，阮梅领我到旁边的木楼休息。

我躺在竹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地上白花花一片。

我听见隔壁黎氏兰咳嗽的声音。

每一声，都像在割我的肉。

我从床上坐起来，披上衣服，走到隔壁门口。

“阿兰，你睡了吗？”

“没呢。”她应。

“我能进去坐坐吗？”

“进来吧。”

我推开门进去，搬了把椅子坐在她床边。

月光洒进来，照着她的脸。比白天看着更瘦了，可轮廓还是那么好看。

“你睡不着？”她问。

“嗯。你咳嗽得厉害，我不放心。”

“老毛病了。没事。”她顿了一下，“国忠，你明天回去吧。”

“为什么？”

“你来了，见了面，就足够了。”她说，“你的日子还要过。不要耗在我这里。”

“我不走。”

“你这个人，还是那么犟。”她叹了口气。

“你才犟。等了三十八年，你比谁都犟。”

她笑了。笑声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我不走。”我重复道，“我留下来，陪着你。”

“那你的店呢？你的家人呢？”

“店有我儿子。家人……我自己能安排。”

“国忠……”

“别赶我。”我打断她，“三十八年前，我走了。这一次，我不走了。”

她看着我，月光下，她的眼睛像两颗落了霜的星星。

“好。”她说，“那就不走了。”

那天夜里，我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握着她的手，听她断断续续地说话。

说她年轻时的梦，说她等我的日子，说她这些年的苦。

我听着，心里又痛又暖。

天快亮的时候，她睡着了。她的手还握在我手里，那么轻，像一片羽毛。

我把她的手轻轻放进被子里，起身走到窗前。

天边泛白了，寨子里的鸡开始叫。

我站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掏出手机，给阿辉打了电话。

“爸？你在哪呢？怎么还不回来？”阿辉的声音很急。

“我在下湾村。这几天不回去了。”

“什么？爸，你怎么能……”

“阿辉。”我打断他，“爸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现在，得告诉你了。”

“什么事？”

我深吸一口气。把三十八年前的事，简短地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阿辉的声音响起来：“爸，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没有。”我说，“阿辉，爸知道这事荒唐。可爸这次，真的不能走。”

阿辉又不说话了。我听见他的呼吸声，又重又乱。

“爸，你在那儿等着。”他说，“我过去。”

“你别来……”

“你别管。我下午就到。”阿辉挂了电话。

我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五

阿辉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带着他媳妇刘敏，还有我孙子小豪。

一家三口从面包车上下来，站在木楼前。阿辉的脸色很难看，刘敏有些不知所措，小豪倒是新奇，东张西望的。

我站在门口等他们。

“爸。”阿辉走到我面前，声音发沉，“你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爸！”阿辉提高了嗓门，“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一个中国老头，跑这儿来住着，算怎么回事？传出去，人家怎么说你？怎么说我们？”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不管？我管！”阿辉眼睛都红了，“我长这么大，你从来没提过这个女人。现在突然冒出来，说你是我爸的旧相好。你让我怎么接受？”

刘敏拉他的胳膊：“阿辉，你好好说。”

“我怎么好好说？”阿辉甩开她，看着我，“爸，你清醒一点。她已经是一个快要不行的人了。你留在她身边，能改变什么？你跟她之间的事，已经过去了。你该想的是你的儿子，你的孙子！”

我看着他，心里像被刀子划了一下。

“阿辉，爸这辈子，没对不住你。”我说，“爸对不住她。”

“你别跟我说这些！”阿辉大声喊起来，“我不想听你那些陈年旧事。我现在就要你回家。”

小豪被吓到了，扯着刘敏的衣角，怯怯地叫了一声：“爷爷。”

我蹲下来，摸摸他的头：“小豪乖。爷爷有事，过几天再回去看你。”

“爸，你别跟他来这一套。”阿辉说。

我站起来，跟阿辉面对面站着。他比我高半个头，我仰着脸看他。

“阿辉，等爸把这里的事处理完了，就回去。”我说，“你带着小豪先回。店里不能没人。”

“不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

“我不是一个人。”

阿辉正要再说什么，阮梅从屋里走出来了。

她走到阿辉面前，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你爸爸是好人。我妈妈等了他很多年。现在妈妈病重了，你爸爸想留下来。请你理解。”

阿辉盯着她：“你就是那个女人的女儿？”

“是。”

“你妈跟我爸的事，你都知道了？”

“知道。”

“那你还带他来这里？你这不是……”

“阿辉。”我喝住了他。

阮梅没生气，只是摇了摇头：“我也劝过他回去。可他不肯。”

“听到了吧。”我对阿辉说，“不是人家缠着你爸不放。是你爸自己不走。”

阿辉看看我，又看看阮梅，像一只被困住的野兽。

“我先回去。”他咬咬牙说，“但爸，你得每天给我打电话。”

“好。”

“还有，我过两天再来。到时候不管怎么样，你都得跟我回去。”

我没说话。

阿辉带着刘敏和小豪走了。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难受，可什么也做不了。

天下没有两全的事。

我转过身，走进了木楼。

黎氏兰还醒着。

“是你儿子来了？”她问。

“嗯。”

“你该跟他走的。”

“我不走。”我坐回她床边，“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阮梅做了饭。我陪着黎氏兰吃了一些。

吃完饭后，她精神好了一些，拉着我说话。

“国忠，你儿子他，挺像你年轻时候的。”

“哪像了？我年轻时候没他那么凶。”

“像。”她笑，“特别是皱眉的时候。你年轻时候，一发愁就皱眉，跟现在一样。”

我下意识地舒展了一下眉头。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她问。

“什么怎么办？”

“这里的事情完了以后。”

我沉默了。

我知道她说的“完了以后”是什么意思。

“先不想那些。”我说，“现在这样，挺好。”

“不能不想。”她看着我，“你得有打算。我不在了，你就回去。好好跟你儿子过日子。不要一个人在外面漂着。”

“阿兰……”

“你听我说完。”她的声音轻了很多，“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了你。最苦的事，也是遇见了你。可我不后悔。你也别后悔。咱们两个，已经这样了。谁也不能怪谁。”

“以后你回去，偶尔想起来，来这看看我就行。给我烧柱香，说说话。”

“你在云南，我在越南。隔得也不远。你来了，我听得见。”

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

“别哭。”她说，“你哭了一辈子了。到老了，笑一笑。”

我挤出个笑容，比哭还难看。

她“噗嗤”一声笑出来：“行了，笑得那么难看。”

那天晚上，我陪着她，一直到她睡着。

月光洒在她脸上，安静得像一尊菩萨。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

我要回一趟老街。

去她的家乡，看看她从小长大的地方，看看那条红河，看看那个渡口。

我不知道这个念头从哪里冒出来的。

可它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六

我跟阮梅说了这个想法。

她没拒绝，只是说：“陈伯，你身体行吗？那边路不好走。”

“行。”我说，“我身体好得很。”

她点点头：“那我去安排。明天去。”

我没有告诉黎氏兰。

第二天一早，黎氏兰还没醒。我跟阮梅出了门。

从下湾村到老街，先坐面包车出山，然后坐船渡过红河。

红河两岸的风光，还跟三十八年前一样。

只是河边的渡口变了。原来的小渡口变成了一个挺大的码头，有铁桥横跨两岸。我当年站过的那棵榕树，已经不见了。

“那棵榕树呢？”我问阮梅。

“早些年发大水，冲倒了。”她说。

我心里一空。

阮梅领着我，穿过老街的街巷。

老街这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跟河口隔着一条河，两边的风土人情差不多。就是这边的房子旧一些，路窄一些。

阮梅家在老街郊区，一个小巷子进去，几户人家挤在一起。她家的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门板上生了一层青苔。

“这是你妈以前的家？”

“不是。”阮梅摇摇头，“这是后来搬的。我妈以前的家在乡下，早就拆了。盖了工厂。”

我站在巷口，看着那扇破旧的木门。

这里曾经住着黎氏兰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里是她的城市，她的家乡。她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唱歌，划船，等我。

“你妈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在红河里游泳？”我问。

“是啊。她说她小时候可野了，比男孩子还调皮。”

我笑了。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一个瘦瘦的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从河岸上一头扎进水里，像一条鱼一样游来游去。

“她现在……”阮梅停了一下，“走不动了。已经两年没出过屋子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们在老街走了一大圈。阮梅给我买了一杯越南咖啡，我一口没喝。苦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准备回下湾村。

经过红河边的时候，我停了下来。

河对岸就是中国。

我的小卖部就在对岸的街边。要是以前，我从这里望过去，还能看见我的招牌。

可现在我看不清了。不知道是老花了，还是河水太亮，刺眼。

“陈伯，你后悔吗？”阮梅突然问。

我看着她。

“我后悔。”我说，“后悔当年没回来。后悔让她等了这么多年。可后悔也没用了。人活到这把年纪，才知道后悔是最没用的东西。”

阮梅点了点头。

“你不怨我吗？”我问她。

“怨你什么？”

“如果我不是你妈的旧情人，你妈也许不会这么苦。”

“陈伯，你想错了。”阮梅说，“妈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认识了你。她跟我讲过很多次。每次讲的时候，她都在笑。所以我不怨你。我还要感谢你。你让她这辈子，有值得等的人。”

我别过头去，怕她看见我哭。

下午，我们回到下湾村。

黎氏兰已经醒了，靠在床头发呆。见我们进来，她有些生气。

“你们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走了。”

“妈，陈伯说想去老街看看。”阮梅说。

黎氏兰看了我一眼：“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些破房子。”

“我去看了看你以前住过的地方。”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地笑了。

“都变了吧？”

“变了。可红河没变。”

“红河当然不变。它都流了多少年了。”她看着窗外，“河水永远都是这样。人倒是换了一茬又一茬。”

那天晚上，我给她讲老街的样子。

讲巷子里的青苔，讲咖啡摊前的塑料椅，讲河对岸新盖的高楼。

她听得很认真。

“你还记得咱们那棵榕树吗？”我问。

“记得。怎么不记得。”她的眼神有些迷离，“我以前就在那棵树下等你。你从铺子里出来，看见我，就笑。”

“我笑你晒得黑。”

“你才黑呢。”她瞪我一眼，随即又笑了，“你笑起来好看。眼睛弯弯的，像两个豆芽。”

“豆芽？什么比喻。”

“就是像豆芽。”她坚持道。

我们笑作一团。

那一刻，我觉得时间好像倒流了。

三十八年的分离，几十年的苦痛，都被这一笑冲淡了。

好像我们从未老去。

好像她还能从床上起来，拉着我的手，跑到红河边去。

好像那个黄昏又回来了。

可我知道，那只是好像。

七

我在下湾村住了七天。

那七天，是我这辈子活得最像人的日子。

每天给黎氏兰做饭，喂她吃药，陪她说话。有时候，阮梅也过来。她性格跟她妈年轻时很像，倔，但是心善。

“陈伯，你炒的鸡蛋真好吃。”阮梅说。

“那是，比你妈做的差远了。”

“我妈还会炒鸡蛋呢？”

“会。她什么都会。”我笑，“她以前跟我说，要给我做一辈子的饭。”

黎氏兰在旁边听到了，没说话。只是望着窗外。

那天下午，她忽然说：“国忠，我想吃芒果。”

院子里的芒果正好熟了，我去摘了两个。削了皮，切成小块，用牙签一块一块喂她。

她吃得很慢。

“甜。”她说。

“你喜欢吃，我天天给你摘。”

“等这些芒果吃完，我大概就不在了。”她说。

我手一抖，牙签掉在了地上。

“别瞎说。”我说。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她很平静，“这几天，是我这三十八年里，最开心的日子。够本了。”

“不够。”我说，“我还欠你三十八年。”

“你不欠我什么。那三十八年，我也好好活着。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有时候，路过红河，会停下来，站一会儿。”

我的鼻子酸得厉害。

“等你好点了，我带你去河口转转。”我说，“现在口岸修得可漂亮了。你从对岸看过来，就能看见我的店。”

“你的店还在啊？”

“在。我儿子接手了。生意还不错。”

“那挺好的。”她笑，“你活成了你年轻时候想要的样子。”

“我年轻时候没想要开一辈子小卖部。”

“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当船长。”我笑了，“开大船，在大海上。”

“后来怎么没当？”

“没考上。数学不好。”

她笑起来，笑得咳嗽起来。我赶紧给她拍背。

“你这个人，”她咳完了，说，“一辈子老实。连梦都做得实实在在的。”

“你呢？你年轻时候想干什么？”

“我想当歌手。在台上唱歌。”她看着我，“我唱歌好不好听？”

“好听。”我认真地说，“我头一回听见你唱歌，魂儿都被你勾走了。”

她打了我一下：“没正经。”

那晚，她让我扶她坐起来，靠在床头。

“国忠，我给你唱首歌吧。”

“好。”

她清了清嗓子，开始唱。

还是那首歌。

三十八年前的那个黄昏，她从红河上划船过来时唱的那首。

她的声音早已不如当年清亮。哑哑的，断断续续的，像一条就要干涸的小河。

可在我听来，这却是全世界最动人的声音。

我坐在床边，闭着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黄昏。

夕阳，榕树，一条小船，一个姑娘。

“阿兰。”我轻轻唤她。

她没有应。

我睁开眼，发现她已经睡了。嘴角还带着笑。

我给她盖好被子，把床头灯调暗。

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着她的脸。

她的呼吸很轻，像蝴蝶的翅膀。

我在心里说：“阿兰，下辈子，我哪儿都不去了。”

第二天早上，阿辉又来了。

这次他没带孩子。一个人开着车，停在寨子口。

他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给鸡喂食。

“爸，你什么时候回去？”他站在院门外。

“再等等。”我说。

“店里有我。你不用担心。”他说，“可你得回去做个检查。你这几天肯定没吃好睡好。”

“我身体没事。”

“有没有事，医生说了算。”他的态度比上次软了一些，“爸，我知道你心里有愧。可你这样熬下去，身体会垮的。你要是垮了，谁照顾她？”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他。

“阿辉，你说得对。我不能垮。”我拍拍手上的米糠，“等这边稍微稳定一点，我就回去一趟。但只是回去看看，还得回来。”

“爸……”

“别说了。这是爸的决定。”

阿辉张了张嘴，最终没再说话。

他在下湾村待了半天。临走前，他还走进木楼，站在黎氏兰的门口，叫了一声“阿姨”。

黎氏兰在里面听见了，挣扎着要坐起来。

“你躺着别动。”阿辉走进去，“阿姨，我来看您。”

“你坐。”黎氏兰指着床边的椅子，“你跟你爸年轻时候，真的挺像。”

阿辉不自在地笑了笑。

“你爸这个人，嘴笨。有什么都憋在心里。”黎氏兰慢慢地说，“以后你要多跟他说说话。他一个人，不容易。”

阿辉点点头：“阿姨，我知道了。”

“还有，别怪你爸。要怪就怪那个年代。”她的声音轻轻的，“你爸是个好人。”

阿辉没说话，抿了抿嘴。

等出了屋子，他站在我面前，眼睛红红的。

“爸，我先回去。过几天再来。”

“好。开车小心。”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

我站在芒果树的影子里，看他的背影消失在寨子口。

心里又酸又暖。

儿子长大了。

能扛事了。

八

第八天晚上，黎氏兰突然发起高烧。

阮梅叫来了寨子里的赤脚医生。医生看过之后，摇了摇头，说：“不行了，得赶紧送县医院。”

可送到县医院，又有什么用？

黎氏兰自己也知道。她拉着我的手，说：“不去了。就在家里。”

“阿兰……”

“别折腾了。我想安安静静地走。”

阮梅在一边哭。我忍着没哭，对医生说：“麻烦你，能用的药，先用上。钱不是问题。”

医生给打了退烧针，又挂了一瓶水。

黎氏兰昏昏沉沉的，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

我整夜没合眼，守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

她的手心烫得吓人。

后半夜，她醒过来一次。

“国忠。”

“我在。”

“你回去吧。”

“我不走。”

“你不回去，我走得不安心。”她说，“你回去。明天早上，让阮梅送你。”

“阿兰，你别赶我。”

“我不是赶你。”她喘着气，每说一个字都很艰难，“我是为你好。你在这儿，看着我这样，太苦了。”

“我不苦。”我说，“能守着你，我不苦。”

她摇摇头，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声音很轻，我几乎听不见。

“那只镯子……你带着没？”

“带着。”我赶紧从裤兜里掏出来。

“给我。”她说。

我把镯子放在她手心里。

她攥了攥，又松开。

“你拿回去。”她说，“放你那儿。等我走了，你就当是我。”

我接过镯子，把它和自己的那只，并排放在手心里。

两只银镯子，两条鱼，嘴对着嘴。

“国忠。”她又叫了我一声。

“我在。”

“下辈子，我们在红河边上见。”

“好。”我哽咽着说，“还在那棵榕树下。”

她笑了。

那笑容很浅，像水面上的涟漪，荡了一下就散了。

“那棵榕树，早就没了。”她喃喃地说。

“那我们就在有树的地方见。不管什么树。”

“好……”她的声音越来越弱。

“阿兰！阿兰！”

她的眼睛还半睁着，望着屋顶的方向。我伸手覆上她的额头，热得吓人。她的嘴唇动了动，像在说什么。

我把耳朵凑过去。

“唱歌……”她气若游丝，“想听……你唱……”

我五音不全。

可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轻轻唱了起来。

唱的是她当年经常哼的那支歌。

我记不全词，只会几句。我就翻来覆去地唱那几句。

她的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笑意。

然后，那笑意凝固了。

她的眼睛还睁着，可眼神一点点散开，像红河上的雾。

“阿兰？”我颤着嗓子叫了一声。

没有回应。

我的手，慢慢从她手里抽出来。那只手垂了下去，落在床上。

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灯丝“嗞嗞”的声音。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天还没亮。寨子笼罩在一片灰白里。

东方有一线光，很细，像一道门缝。

我站了很久，久到眼泪在脸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阮梅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回床边，把她妈妈的手放好了。

“妈——”阮梅扑过来，哭得撕心裂肺。

我拍了拍她的背。

“别哭。你妈去得安详。”

可我自己，心里像被人挖了一个洞。

那个洞，永远也填不上了。

九

黎氏兰走后的第七天，我带着她的骨灰去了红河。

阮梅说，她妈妈生前交代过，不想葬在山上。她想回到红河里。

“她说，红河通着海。她可以从这里，游到任何地方。”阮梅红着眼睛说。

我们包了一条小船。

船划到河中央。两岸的景物在雾气里若隐若现。

我打开骨灰盒，捧起一把灰白色的粉末。

“阿兰，你自由了。”我轻声说。

粉末从指缝间落下，飘散在河面上。

有的沉下去了，有的顺着水流漂向远方。

船工划着船，在河面上转了三圈。

“可以了吧？”船工问。

“可以了。”我点点头。

船靠了岸。

我站在岸边，看着红河水缓缓南流。它从这里出发，流经越南，最后汇入大海。

黎氏兰会去她想去的地方。

而我，还得继续活着。

阮梅在我旁边。

“陈伯，你以后怎么办？”

“回河口。”我说，“回我的小卖部。”

“你会回来看我们吗？”

“会的。”我看着她，“你好好过。有什么难处，来找我。我就住在河对岸。”

阮梅点点头，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像拍自己的女儿。

从下湾村回来，我在小卖部里坐了一整天。

阿辉知道我回来了，从超市那头跑过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刘敏端了碗粥过来，放在我面前。

“爸，吃点吧。您都瘦了。”

“放着吧。我待会儿吃。”

等他们都走了，我打开床头柜，把两只银镯子放进铁盒子里，锁好。

然后，我在床边坐了很久。

手里什么都没拿，心里什么都想不起来。

像一片空白。

又像装满了太多东西，溢出来之后，反而空了。

过了大概一个月，我才慢慢恢复过来。

不是从悲伤里走出来。

而是学会了带着悲伤过日子。

我又开始坐在小卖部门口，抽烟，喝茶，看红河。

阿辉说，爸，你出去走走吧，别总坐着。

我知道他担心我。就照他说的，每天去河边散散步。

有一天傍晚，我走到红河边。

太阳正往下掉，天边一片金黄。

我站在岸边，看着河对岸。越南老街的轮廓，在夕阳里又模糊又清晰。

一个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来。

是歌声。

我以为是错觉。可越听越真。

那歌声很年轻，很亮，像一只鸟从河面上飞过来。

我顺着歌声望过去。

一个越南姑娘，撑着小船，从上游漂下来。她头上没有斗笠，头发又黑又长。一边撑船，一边唱歌。

船靠了岸。

她跳下来，看见我站在岸边，冲我笑了笑。

那笑容，跟三十八年前一模一样。

我恍惚了。

“老伯，要坐船吗？”她问。

我摇摇头，说：“不坐。我就是看看。”

她笑了笑，背起包，往口岸的方向走了。

我站在原地，目送她走远。

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

天彻底黑了。

红河里的水，安静地流着。

我转过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对岸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像三十八年前一样。

十

日子一天天过。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看店，带孙子，偶尔跟街坊邻居下下棋。

没人知道我在下湾村经历过什么。阿辉和刘敏守着秘密，阮梅也没再出现过。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变了。

我不再那么害怕提起过去，也不再那么害怕一个人待着。

我开始跟小豪讲一些以前的故事。不讲黎氏兰，只讲红河，讲边境，讲我年轻时怎么从河口划船到对岸。

小豪听得眼睛发亮：“爷爷，你还会划船啊！”

“会。”我笑，“以前没桥，去对岸都是划船。”

“那你也教我！”

“好。等你会游泳了再说。”

刘敏在厨房里喊：“小豪，别缠着爷爷了！去洗手吃饭。”

小豪跑走了。

我坐在客厅里，闻着饭菜的香味。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十一月的一天，阿辉的超市要扩大，想把我的小卖部也并进去。

“爸，你那个小卖部又不赚钱，不如并过来，一起做。你在家歇着，天天溜达。多好。”

我摇了摇头。

“小卖部不赚大钱，但赚个热闹。我每天坐在门口，跟路过的人说说话，过得踏实。”

阿辉拗不过我，只能作罢。

其实我没说实话。

我守着小卖部，是因为从那个门口望出去，刚好能看见红河。

能看见，那个已经消失的渡口。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年底。

有一天，一个越南中年男人出现在我的小卖部门口。

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眼睛很亮。

“您是陈国忠老伯吧？”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

“我是。你是？”

“我是阮梅的弟弟。”他说，“阮文达。”

我愣了一下。

“阮梅没跟你说过吗？我是她弟弟。不过，不是亲的。是我妈抱养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你不是车祸……”

“那个弟弟，是我妈亲生的。”阮文达解释，“我是老大。小时候被送人了。前两年才找到家。”

我仔细打量他。他的五官跟黎氏兰有几分像，尤其是鼻子和嘴巴。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阮梅告诉我的。她让我来看看你。说你现在一个人，可能挺闷的。”

我笑了：“你姐还好吗？”

“还好。她结婚了。嫁去了河内。临走前让我来看看你。”

我点点头。

“陈伯，谢谢你。”阮文达突然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当年对我妈好。也谢谢你，在她走的时候陪着她。”他顿了顿，“我妈这辈子，有你是她的福气。”

我眼眶热了。

“你进来坐。”我说，“我泡茶给你喝。”

那天下午，我跟阮文达聊了很久。

他告诉我，黎氏兰的亲生儿子走后，阮梅一直很内疚。她觉得是她没照顾好家，才让弟弟去河内打工出了事。

“这不怪她。”我说，“这世上的意外，从来都不讲道理。”

“我也这么劝她。可她心里有结。”

“你以后多帮帮她。”

“我会的。”

喝完茶，阮文达起身告辞。

我送他到门口。

“陈伯，你去过越南吗？”他突然问。

“去过。”

“那你一定要来河内。我带你去转转。尝尝正宗的越南菜。”

“好。”我拍拍他的胳膊，“下次有机会。”

他笑着挥挥手，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走远。

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种让我安心的东西。

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

也许是他笑起来时，那一丁点像黎氏兰的神采。

十一

又一个春节来了。

这次，小芸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要回云南过年。

小芸是我的女儿。一直跟着前妻在昆明生活。阿辉跟着我。离婚的时候，她妈妈带走了她。

我们父女很多年没联系了。自从她和前妻搬去昆明，就断了往来。后来前妻改嫁，小芸跟着继父生活。我只在阿辉的婚礼上见过她一面，没说话。

所以当她在电话里说“爸，我回家过年”的时候，我愣了好半天。

“回……回哪里？”我问。

“回河口啊。回你的小卖部。”她说。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爸，我知道你挺意外。其实我早就想回去看看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今年我离婚了。一个人。突然觉得，还是得回来看看你。”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离了？为什么？”

“一言难尽。见了面再说吧。”她的声音有些疲惫，“爸，我大年二十八到。能住吗？”

“能。”我说，“住什么住，那是你的家。”

大年二十八，小芸真的来了。

她今年三十八了。瘦了，眼角有了细纹。一进门就叫我“爸”，叫得我鼻子发酸。

阿辉和刘敏也在。刘敏下厨做了一桌子菜。

一家人坐在一起。虽然谁都没提陈年旧事，可饭桌上的气氛还是怪怪的。

后来，小豪拉着小芸的手，让她陪着放烟花。客厅里才热闹起来。

到了晚上，小芸坐在我旁边。

“爸，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好。你呢？”

“离了，一个人。日子还行。”她笑了一下，“爸，我可能也要走你的老路了。”

“什么老路？”

“一个人。”她看着窗外，“不过也好，清静。”

“傻丫头。”我叹了口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但一个人，也苦。”

“我知道。”

那晚，我们父女聊到很晚。

小芸说，她妈妈前年走了。临走前跟她说了很多。说当年离开我，带着她改嫁，是因为受不了我心里有别人。

“妈说，你从来没真正爱过她。”小芸说。

我沉默了。

王秀芝是个好女人。可小芸她妈，也没说错。

我确实没能给她一个完整的丈夫。

“爸，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跟你说，我不怨你了。”小芸看着我，“你也不容易。”

我点点头。没说话。

有些话，说不说都不重要。

小芸在河口待了五天。

走的那天，我送她去车站。

“爸，回昆明以后，我会常回来看你的。”她说。

“好。”

“还有，”她忽然压低声音，“阿辉跟我说了那件事。说你在山里，陪一个越南阿姨，到她走。”

我看着她，没否认。

“爸，你是个好人。”她抱了抱我，“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

“好。”我拍拍她的背。

车开走了。

我站在车站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肩膀上卸下来了。

十二

春天来的时候，我去了趟河口口岸。

口岸现在更热闹了。排队的游客很多，其中不少越南人。

他们在免税店里买东西，在国门前拍照，在红河岸边合影。

我坐在岸边的石阶上，看着他们。

年轻人的脸，充满生气。

我忽然想，如果当年没有那一场战争，也许现在，我和黎氏兰的孩子，也会在这群人里。

会带着孩子来看看外公的店。

会一家人在河边的树荫下吃冰棍。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

“陈老板。”有人叫我。

我抬头一看，是老赵。口岸边修鞋的一个老头，比我大几岁。

“发什么呆呢？过来下棋。”老赵招手。

我站起来，拍拍屁股。

“不下了。”我说，“我想去河那边看看。”

“河那边？越南？”

“嗯。”

“去干吗？”

“随便看看。”

老赵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转身走了。

去越南之前，我给阮文达打了个电话。

“陈伯，你要来河内？太好了。什么时候？”

“就这几天。我去看看你。”

“好。你把车票拍给我，我去接你。”

那趟越南之行，我只待了五天。

阮文达带我去看了老街，去看了红河边，去看了那些跟三十八年前截然不同的风景。

他骑摩托车带我穿过河内的大街小巷。

街边的咖啡摊坐满了年轻人。

路边的音乐放着节奏欢快的流行歌。

我坐在摩托后座，风吹在脸上。

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年轻了。

像二十五岁那年，第一次来河口。

然后，阮文达带我去了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片很大的湖。

“陈伯，我妈以前常来这里。”他说，“她喜欢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别人划船。”

我走到湖边，找了一张长椅坐下。

湖面上，有几只游船。船上坐着年轻的情侣。

我闭上眼睛。

耳边有笑声，有划水声，有远处的音乐声。

还有，那个黄昏。

“陈伯。”阮文达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我睁开眼。

“这个给你。”他递过来一个旧信封。

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年轻姑娘，站在红河边，身后是一棵大榕树。

她穿着一件浅色的碎花衣裳，头发披着，笑得眉眼弯弯。

是黎氏兰。

“这是我妈留下的。”阮文达说，“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

我看着照片。

那是我在渡口边给她拍的。用一台海鸥相机。

那时候，她说，要把自己最漂亮的样子，留给我。

“陈伯，这张照片你拿着吧。”阮文达说，“你比我更该留着它。”

我捏着照片，像捏着三十八年的光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把照片放进贴身的衣袋里。

“谢谢。”我说。

十三

从越南回来，我变了很多。

变得更爱笑了。

阿辉说，爸，你好像年轻了。

我照了照镜子。头发还是白的，皱纹还是深的。但眼睛里的东西，不一样了。

以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好像有了一点光。

我不知道那光是什么。

也许是释怀。

也许是新的盼头。

也许是，终于跟过去和解了。

五月底，我让小豪陪我去了一趟下湾村。

阮梅已经搬去河内生活了。寨子里的老人说，她偶尔回来，给妈妈上香。

黎氏兰没有墓。她撒在红河里。

可寨子后山坡上，有一片地。阮梅在那里给妈妈立了一个衣冠冢。很小的一个土堆，前面插着一块木板，上面用越南文写着她的名字。

我给她带了芒果。放在土堆前。

“阿兰，我来看你了。”我说。

山风轻轻吹过，芒果叶子沙沙响。

小豪在一旁看着我：“爷爷，这个奶奶是谁啊？”

“是爷爷的一个老朋友。”

“她去哪里了？”

“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她还回来吗？”

我摇摇头，笑了笑：“她不回来了。可爷爷知道，她在哪儿。”

小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们坐了一会儿。

临走的时候，我在衣冠冢前磕了三个头。

“阿兰，我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风又吹起来。

像一只手，轻轻拂过我的后脑勺。

我知道，那是她在跟我说再见。

回去的路上，小豪忽然说：“爷爷，我给你唱首歌吧。”

“好。”

他扯着嗓子唱起来。是学校里教的儿歌。

我听着，笑了。

那歌声混在晚风里，飘出车窗，飘进山林。

像一粒种子，落进了土里。

十四

故事的最后，我又坐在了小卖部门口。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

红河里的水被夕阳染成了金色。

我抽着烟。烟头一明一灭，像河面上的浮标。

阿辉从超市里出来，端了杯茶放在我手边。

“爸，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你说。”

“那年……你在下湾村，难受不难受？”

我抽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

“难受。但也踏实。”

“踏实？”

“嗯。”我点点头，“人这一辈子，总要为心里的事做点什么。我半截身子都埋土里了，能完成一件算一件。”

阿辉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爸，以后咱每年都去给阿姨上香吧。”

我转头看他。

他的表情很认真。

“我开车带你去。反正也不远。”

我笑了。

“行。”我说，“以后每年都去。”

阿辉也笑了。

这时候，小豪从超市里跑出来，拿着一根冰棍：“爷爷，给你吃一口。”

我咬了一小口。是绿豆味的，甜丝丝的。

“好吃吗？”小豪问。

“好吃。”

他高高兴兴地跑开了。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红河。

河对岸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天黑了。

我轻轻地哼起歌来。

还是那支歌。

跑调了。

可我知道，她听得见。

本故事均为虚构创作，人物、情节无现实原型，不影射任何真实个人与事件，请勿对号入座。内容仅为情感表达，不构成生活、情感指导，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