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戴河中海滩的浓荫深处，藏着一条与繁华保持着微妙距离的老街——保一路。它北起西经路，南抵中海滩路，全长不过350米，宽仅6米。若不是刻意探寻，它很容易淹没在滨海度假区的绿海之中。然而，正是这条看似不起眼的短巷，却像一枚楔入时光的楔子，牢牢钉住了北戴河从“万国避暑地”到“人民疗养区”的百年转型史。
这里的每一块毛石、每一份泛黄的契约，都不再是冰冷的建筑材料或故纸堆，而是时代更迭的证词。保一路以石墙旧邸为纸，以半巷流转为墨，书写着一部微缩的城市变迁史。
一、 蓝图与旧迹：一条街的“前世”坐标
保一路的诞生，源于1919年海滨公益会宏大的路网规划，而其正式勘建，则要推迟到1932年北戴河海滨自治区公署成立之后。它是民国时期北戴河市政建设的重要遗存，但其最初的走向，与今日大相径庭。
在旧地图上，保一路的北口并不在今天西经路的这个位置，而是在中海滩宾馆北门东侧。它向东南延伸，与旧乐峰路交叉，随后并未止步，而是径直穿过了后来中国煤矿疗养院的院区，贴着院落内部蜿蜒，最终抵达原同福饭店西侧，直抵海岸。那时的保一路，与其说是市政道路，不如说是别墅区里的私家通道。它隐没在葱郁的庭院深处，串联起的是外籍商贾的私邸与碧蓝的海水，是那个特定年代里，外侨避暑生活的私密注脚。
二、 乾坤挪移：1954年的道路改线与产权置换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北戴河的城市属性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民政府通过没收、代管、购买、租赁等多种方式，接管了这片土地上大量的近代别墅，将其转化为服务于人民的疗养基地。1950年，国营煤矿系统租赁并随后购入了同福饭店，在此基石上创办了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与此同时，政务院也接管了原国民政府没收的日籍神谷别墅、俄籍崔古伯夫别墅等产业。
为了适应新的管理需求，提高建筑使用效率，一场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产权置换在1954年悄然展开。这不仅仅是房屋的交换，更是城市空间格局的重塑。原有的保一路部分路段被圈入疗养院内部，不再承担公共通行功能。在政务院休养所与煤矿疗养院之间新辟了一段道路。保一路直接自乐峰路向北延伸到西经路，保一路北口迁移到现在位置。保一路南段也有所改变，形成现在保一路走向。
序号原业主国别使用单位备注保一 路1号霍敏义苏联政务院专家招待所1953年1月1日代管保一 路2号爱浜堂中国1953年5月12日没收保一 路3号郑洪年中国已发土地房屋所有证保一 路4号崔古伯夫苏联政务院专家招待所1953年1月1日代管，国民党时曾没收后发还保一 路5号神 谷日本政务院专家招待所国民政府没收，人民政府接管保一 路6号林义方比利时煤矿疗养院1952年6月12日售与国营煤矿职工疗养院保一 路7号巴 义意大利煤矿疗养院1951年7月7日由市府批准售与煤矿疗养院保一 路8号德辅廊英国煤矿疗养院1953年1月1日代管，原天津隆茂洋行产业保一 路9号王木孙英国煤矿疗养院1953年4月9日外交部批准出售，1954年4月代管保一 路10号司格德英国煤矿疗养院1953年1月1日代管保一 路11号汤玉麟中国政务院专家招待处1953年1月1日代管
三、 崔古伯夫别墅：从俄侨巨贾到“蔡大姐”的窗棂
在保一路两侧的老别墅中，保一路4号崔古伯夫别墅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座。这座地上一层、毛石墙体的西式建筑，以其粗犷而坚固的质感，见证了主人的发迹与时代的流转。
别墅的原主人崔古伯夫，1898年生于俄国，犹太裔。1916年因战乱流亡哈尔滨，1929年迁居天津。1935年，他在天津旧英租界青岛路2号与美籍商人路易加帝合伙开设了“德盛洋行”，主营呢绒、绸缎、皮革等高档商品。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崔古伯夫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在京津及北戴河购置房产二十余处，成为天津外侨中的显赫人物。保一路4号，便是他财富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他夏日避暑、社交宴饮的私享空间。那粗糙的毛石墙面，不仅是为了抵御海风的侵蚀，更像是其财富基石的一种外化表达。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53年1月1日，这座别墅被人民政府代管，交由政务院专家招待所使用。仅仅一年后，1954年4月10日，那场著名的房产互换协议正式生效。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拿出了保一路7号、8号、9号、中海滩2号及黑楼等大片资产，换取了政务院招待所名下的保一路1号、4号、5号等房产。崔古伯夫别墅由此划归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
这次置换，让这栋老宅迎来了它历史上最光辉的主人——全国妇联主席、中国妇女运动先驱蔡畅。上世纪五十年代，蔡畅同志常来北戴河避暑办公，便居住在这座朴素的毛石小楼里。昔日俄侨巨贾的奢华私邸，变成了“蔡大姐”运筹妇女解放事业的指挥所。窗棂依旧，但窗内的目光已从个人的享乐转向了国家的未来。一砖一石，见证了家国事业的前行脚步，也赋予了这座建筑超越建筑本身的政治温度与人文厚度。在这里，海风不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吹拂在劳动者脸上的慰藉。
四、 王木孙别墅与档案里的“国运”
与崔古伯夫别墅的显赫不同，保一路9号的王木孙别墅显得更为低调。这座建于20世纪初的地上一层砖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293.98平方米，是典型的西式避暑别墅。1954年12月15日，它被人民政府依法接收，最初由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使用。随后，依据前述1954年的互换协议，它又转交给了政务院事务管理局北戴河招待所。
这座小楼，曾接待过多位国家领导人。它不像那些声名在外的名人别墅那样被反复书写，但它安静地伫立在街角，以其完好的建筑本体，诉说着那个年代对历史的尊重与对文物的保护。
1954年的那份房产互换协议，如今已成为解读保一路乃至北戴河疗养史最珍贵的档案。这份一纸文书，调动了数十栋近代别墅的归属。它背后折射出的，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背景下，国家对资源进行统筹调配、高效利用的治理智慧。这些别墅没有被摧毁，也没有被荒废，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了“物尽其用”，从外籍商人的私人消遣场所，转变为接待国家栋梁的公共设施。这种转变，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延续与升华。
五、郑洪年：从铁路高官到华侨教育拓荒者
保一路 3 号原主人郑洪年，字韶觉，广东番禺人，是民国功过交织的复杂人物。早年师从康有为，1906 年任暨南学堂首任堂长，开创中国官办华侨教育。民国初年执掌京汉、京绥、京奉铁路局，1921 年升任北洋交通部次长、铁路督办，兴办铁路职工教育。后南下追随孙中山主持财政，1927 年重组国立暨南大学，经费窘迫时变卖私产修建图书馆、设立南洋研究机构。抗战时期失足附汪，晚节有亏。他为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会员，参与避暑地建设。这座旧墅留存下真实而复杂的历史印记，是研究北戴河民国政要活动的实物遗存。
六、德辅廊：传教士的慈悲与时代的印记
保一路 8 号别墅原属德辅廊（Frank Bailey Turner，亦译吐纳尔），英国圣道会传教士，1887 年来华，长期在华北开展传教办学与赈灾救济。德辅廊深度参与近代华北慈善事业，曾任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副会长、天津耀华学校主席团委员，主持直隶大规模工赈救灾。灾荒年间，他奔走联络中外力量，凭组织才干救助大批饥民。这座别墅是他北戴河的避暑休憩居所，在这里得以暂歇赈灾劳碌。德辅廊是1924 年《Peitaiho Directory》（英文版北戴河指南）卷首文章《北戴河：一份历史与描述性概览》的作者，可以推测，他在把北戴河推介给在华西方人社区方面出了不少力。1933 年德辅廊于天津离世。新中国成立后，房产收归国有，归入疗养院区。这座旧宅，既是外籍人士在华生活的实物遗存，也是中西交流与近代慈善史的珍贵历史切片。
F.B. Turner发表的署名文章：宣教联合会 直隶省理事会会议（会议纪要）
F.B. Turner任名誉书记
F.B. Turner署名文章：中国北方的洪水和饥荒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6
1-18页
非常详细的描述中国北方洪灾和饥荒的情况和赈灾的文章
https://www.google.com/books/edition/_/rYygAAAAMAAJ?hl=en&gbpv=1
只截了第一页的图：
七、汤玉麟：奉系军阀的末路与民族气节
保一路11号的原主人，是奉系军阀元老汤玉麟。他早年于辽西落草，因舍命救护张作霖而结为异姓兄弟，这份过命交情让他在受招安后平步青云。1926年出任热河都统，东北易帜后任热河省主席，总揽军政大权。然而主政期间，他任人唯亲，苛政丛生，民怨沸腾。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汤玉麟不战弃守承德，导致国土沦丧，遭到国民政府通缉，军政生涯戛然而止。失势后他寓居天津租界，日方多次威逼利诱其出任伪职，均被严词拒绝，从而在晚年守住了民族气节。保一路11号别墅，见证了他从草莽英雄到封疆大吏，再到丧家之犬的跌宕人生。汤玉麟一生功过参半，而这座别墅的命运，恰如其主人一般，经历了从奢华到消失的过程，提醒着后人历史评价的多维与复杂。
八、结语：半巷风华，岁月留痕
漫步今日的保一路，350米的路程不过几分钟的脚程。保一路的厚重，是内敛的，是需要沉下心来去品读的。
它的厚重，藏在档案馆那卷泛黄的《房产互换协议书》里，藏在崔古伯夫别墅粗糙的毛石墙面上，藏在王木孙别墅幽深的门廊下，藏在郑洪年、德辅廊、汤玉麟这些曾显赫一时的名字背后。它记录了一条路如何从海滩边的私径，变成了城市路网的一部分；记录了一栋栋建筑如何从“私有财产”变成了“国家财富”。
从民国年间外侨避暑的僻静巷陌，到新中国疗养事业的重要载体，保一路的故事，是北戴河近代街巷变迁的一个经典样本。那些历经风雨的老别墅，不再是单纯的“异国风情标本”，它们因为承载了这段“流转”的历史，而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海浪依旧岁岁拍打着中海滩的礁石，保一路的树影依旧在风中婆娑。石墙旧邸中的往事并未远去，它们正透过斑驳的光影，向每一个路过的人，诉说着那半巷流转所见证的沧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