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夜的成都，窗外正下着一场不大不小的春雨。雨丝打在防盗网和空调外机上，发出细密又绵长的响动，像谁在远处轻轻敲着一口旧钟。屋里却热闹得过分，婚宴散去不久，桌上还残留着半碗没吃完的肘子、几块被筷子戳得发散的凉粉、两个被咬了一口又放下的糖心糍粑。空气里混着火锅底料的辣味、白酒的辛味，还有新婚喜房里那种被人笑闹过后的潮热气息。红彤彤的喜字贴得满墙都是，像一层薄薄的火，照得人眼睛发烫。

老韩站在门口，刚把门反锁，身后那串钥匙还没来得及放进兜里，整个人就像被什么钉在了原地。他今年五十七了，头发白得很快，鬓角像落了一层没扫干净的霜。今天他穿了件新买的深色衬衫，袖口扣得整整齐齐，胸口还别着一朵婚礼上亲戚硬给他戴的红花。按理说，这个年纪的人，不该再有多少波澜了。儿女大了，老娘还在，日子虽不算多风光，但也总算平稳。可偏偏就在这样一个本该安安稳稳、熬过热闹就能松口气的夜里，那个从印度远道而来的新婚妻子，竟忽然在行李箱最底层掏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旧得发黄的牛皮纸文件袋，边角已经被岁月磨软了，封口处贴着一小条透明胶，像是特地封存了很久。阿米拉的动作很轻，却又很急，仿佛她攒了一路的勇气，就等这一刻一股脑倒出来。她站在床边，身上的红色纱丽还没来得及换下，金线在灯下闪着细碎的光，衬得她肤色更深，眼神更亮。她盯着老韩看了很久，像是在确认他到底是不是自己要找的人，然后才用一种带着明显异域腔调的中文，一字一顿地说出了那句话。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带我去找这个人。”

老韩没听明白。他本能地以为这是新婚夜的小孩子气，或者是她在外头遇见了什么麻烦，想借着这场婚姻落个脚，毕竟她一个外国姑娘，漂洋过海来到成都，多少总会有些不安。于是他皱了皱眉，朝她走近两步，目光落在她手里的那张纸上。那上面压着一张彩色照片，照片里的年轻男人站在一所学校模样的大门前，穿一件蓝白相间的运动外套，神情有些拘谨，嘴角却挂着一点没藏住的笑意。那笑，像春天刚冒头的竹笋，带着一点青涩和倔强，怎么看都不像个陌生人。

可老韩的脚步只走到一半，就像忽然踩进了冰水里。

照片右下角，有一行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中文。字迹有些旧了，墨色发浅，笔画却依然认得出来。那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得他眼皮猛地跳了一下。

韩建军。

这是他弟弟的名字。

是那个二十年前就被全家认定已经死在雪山深处的弟弟。那个在父母坟前连牌位都竖过、清明节年年烧纸、逢年过节都不敢轻易提起的弟弟。那个家里最小却最让人心疼的人，那个小时候总跟在他屁股后面喊“哥”的人，那个本该在命运里早早断掉的人。

老韩的手慢慢垂下来，指尖发麻，连呼吸都像被人拽住了。他先是愣了好几秒，随后猛地抬头去看阿米拉，喉咙里像卡着一把干涩的沙子，声音也跟着哑了下来。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阿米拉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把文件袋朝前递了一点，像是怕他不信，又像是怕自己一旦松手，这二十多年的线索就会从指缝里滑走。她的手腕上还套着今天婚礼上老太太硬给她戴上的银镯子，镯身有些旧，边缘磨得发亮，在她黑亮的皮肤上显得格外醒目。她盯着他，一字一顿地重复。

“你带我去找他。”

老韩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是有人在他耳边点了一串鞭炮。新婚夜的喜意、亲戚的喧闹、母亲刚才在席上那句“总算又成个家了”的叹气，全都在这一瞬间远远退开，只剩下那张照片在他眼前越来越清楚，清楚到连照片里人衣领上的褶皱都看得分明。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往前一步，抢过照片。手指抖得厉害，照片边沿在他掌心微微打颤。他盯着那张脸，眼神一寸一寸往下沉，最后终于认出了更多细节。鼻梁，左边嘴角，甚至耳朵上方那一小块不明显的缺口，都是韩建军年轻时的样子。只是照片上的人比记忆里成熟，眼神里也多了一层他从未见过的陌生疲惫。

老韩觉得胸口一阵发闷。他想开口，却没发出完整的声音，只能低低地问：“这人……是谁？”

阿米拉看着他，轻轻吸了口气，像是终于等到了可以把秘密交出去的时刻。

“韩建军。”她说，“你弟弟。”

老韩的嘴唇瞬间失了血色。他像被人从背后猛推了一把，整个人差点靠到门上。屋里那盏顶灯还亮着，光线却忽然显得很远，像隔了一层浑浊的玻璃。窗外雨声还在，雨点敲着防盗窗的节奏却变得无比清晰，清晰得让人心慌。

“不可能。”老韩几乎是脱口而出，“他二十年前就没了。西藏那场滑坡，队里的人都说……”

他说到这里忽然停住，像是自己都不愿再把那个结果重复一遍。那是全家最沉的一段记忆。韩建军当年跟着工程队去西藏修路，消息断断续续，最后只传回一句：山上出了事，十几个人埋了，连尸首都没找全。那时候老韩还不到四十，家里正乱得像一锅烧开的水，母亲哭得几次晕过去，父亲一下子瘦得脱了形。后来老父亲没熬过第二年，临闭眼前还攥着老韩的手，说别忘了给建军烧纸，别让他在那边冷着。

阿米拉却轻轻摇了摇头，像是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说。

“他没有死。”她说，“我见过他。”

这一句像一记闷雷，直接砸进了老韩脑子里。

“你见过他？”老韩甚至忘了压低声音，嗓门一下子拔高了不少，“什么时候？在哪儿？”

阿米拉沉默了几秒，眼神却一点都没闪躲。她像是把这一路上的艰难都咽了下去，等到此刻才终于肯慢慢说出来。

“三年前，孟买。”她说，“我在一家小翻译公司工作，帮一些外地人做临时口译。有一天，有个很瘦的中国男人来找药，咳得很厉害，脸色也很差。他不会说印地语，英语也只会一点点，是我给他翻译的。他给我看护照，上面写的名字就是韩建军。他说自己来自中国四川，成都。我当时很震惊，因为他说话的口音，和我认识的别的中国人不一样，很像我后来去查到的那种西南地方的口音。”

老韩听得几乎忘了呼吸。他不敢相信，那个名字，那个地方，那个二十年前已经被写进“死亡通知”的弟弟，竟然真在印度活着，甚至活到了可以拿出护照的地步。可阿米拉接下来的话，又把他的心往下拽了一截。

“他说他病了，很久了。”阿米拉继续道，“他说自己在印度没有亲人，没有身份，住过很多地方，换过很多工作。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他还活着，尤其不要告诉中国那边的人。他说他回不去。”

老韩站在原地，像被抽空了力气。他想问为什么，想问那二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想问弟弟为什么明明活着却不回家，为什么任凭母亲为他哭瞎一只眼也不露面，为什么就这样把全家丢进长达二十年的悲伤里。可所有问题堵在喉咙口，最后只变成了一声又长又沉的喘息。

他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沙发边坐下了。新房里的床铺整整齐齐，红色被套上绣着鸳鸯，像是在嘲笑这一夜的荒唐。原本应该属于新婚的安稳和温柔，此刻全都被一张照片掀翻，碎成满地看不见的针。

阿米拉见他不说话，也没有催，只是把文件袋轻轻放回手边，像是在等他自己慢慢消化。她的中文并不流利，很多时候只能用很短的句子表达，可她眼神里的坚持却像钉子，牢牢钉在那儿，不肯松动。

老韩终于抬起头，看着她，声音嘶得像砂纸。

“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这个问题其实他在心里憋了很久。三个月前，他在成都一条热闹的街边遇见她。那天她蹲在一家印度餐厅门口，拿着手机翻来覆去地看，眼圈红红的，说钱包和证件一起被偷了，回不去酒店。他见她可怜，帮她报了警，又请她吃了顿饭。后来她主动联系他，一来二去，他们竟也聊得来。一个会一点英语，一个会一点中文，靠比划、靠笑、靠一些彼此都说不清的默契，慢慢就靠近了。他本来以为，那不过是一个中年男人久旱逢甘霖的误会，没想到今晚这场婚礼背后，还藏着另一层更深的原因。

阿米拉没有躲闪，只是安静地望着他。

“一半为了你。”她说，“一半为了他。”

老韩怔了怔，苦笑了一下：“说得倒直接。”

阿米拉低头抿了抿唇，像是终于鼓起勇气，继续把自己那边的故事也往外掏。

她说自己来自孟买郊外一个普通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常年打零工，家里姐妹多，日子过得紧。她从小就喜欢学语言，后来在翻译公司做事，接触过不少外国人，也见过很多漂在异乡、连根都扎不住的人。韩建军是她在一次义诊活动里认识的，那时候他已经很瘦，咳嗽得厉害，身上也总带着一种戒备。可每次提到“成都”两个字，他的眼神都会短暂地亮一下，像黑夜里突然闪出一粒火星。她说，韩建军给她看过一张旧照片，照片里是两个中国男孩，一个大些，一个小些，大的蹲着，小的骑在他肩上，笑得没心没肺。韩建军指着照片说，那个骑在脖子上的，是他哥哥。

老韩听到这里，胸口忽然一阵酸。他当然记得那张照片，那还是二十多年前老家院坝里照的。那时候他还年轻，韩建军也还是个小毛头，成天黏着他，连下雨都要跟着他去田埂上踩水。转眼这么多年过去，照片里的人都老了，只有那份血缘没变。

“他给你看过我？”老韩声音发哑。

阿米拉点点头。

“他还说过什么？”

阿米拉看着他，神情忽然有些复杂。她沉默片刻，才轻声道：“他说，他哥哥是个好人。说如果哪天有人能把他带回去，那个好人应该知道真相。可是他又说，不要告诉你们他还活着，因为他没有脸回家。”

老韩听完，整个人像被人狠狠捶了一下，半天没有反应。他想骂韩建军蠢，骂他糊涂，骂他自作主张把一家人拖进这种局里，可骂到最后，舌头却发苦，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这小子到底吃了多少苦，才会把自己活成这样。

屋里安静得只剩雨声。那一夜，老韩几乎没怎么合眼。阿米拉后来也没再提太多，只是帮他把乱成一团的桌子收拾了一下，给他倒了杯温水，轻声说如果他愿意，明天可以一起去看一看那张照片的原件，也可以先去联系那个人在孟买留下的地址。她说得平静，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可老韩知道，这件事一旦真的迈出去，便再也回不了头了。

他望着床头那盏昏黄的台灯，脑子里像塞着一团乱麻。窗外雨停了，空气却更湿，隐约能闻到街边夜宵摊散出来的油烟味。他忽然想起母亲今天在婚宴上的样子。老太太已经七十多了，眼睛不好，耳朵却还灵，席间拉着阿米拉的手笑得合不拢嘴，一会儿说这姑娘的眼睛像电影明星，一会儿又压低声音对老韩嘀咕，说可惜建军没福气，看不到哥哥成家。那时老韩还心里发酸，觉得弟弟走得太早，连自己的喜酒都没喝上。可现在，一切都像被人重新掀了一遍底。

如果韩建军真的还活着，那这二十年里，他到底是怎么过的？为什么宁愿躲在印度，也不肯回家？他怕什么？又是谁，逼得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老韩翻身的时候，沙发发出一声轻轻的吱呀。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生，很多事都像是被命运提前写好了剧本，只是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年轻时穷，婚姻散了，孩子跟着前妻长大，后来一个人拉扯着半截人生，直到头发花白，才忽然又冒出这么一场婚姻。阿米拉像一场意外，建军像一场更大的意外，而这两场意外偏偏撞在一起，硬生生把他从昏昏沉沉的生活里拽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老韩是在一阵咳嗽声里醒来的。天还蒙蒙亮，成都的清晨带着一种特有的潮气，楼下已经有早餐铺子开火，油锅里滋滋作响，空气里飘着包子和豆浆的气味。阿米拉早起来了，正蹲在阳台边收拾她那只紫红色行李箱。她动作利落，像是已经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反倒比老韩镇定得多。

老韩洗了把脸，站在镜子前看了自己一会儿。镜子里的男人，眼角纹路深得像刀刻，头发白了一大片，鬓角也稀疏了。他忽然意识到，如果韩建军真的还活着，那么此刻他应该已经五十五岁了。按阿米拉说的，那个人病着，瘦着，住在孟买某个他连名字都念不顺的地方，孤零零地活了二十年。

老韩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闷得厉害。

他没再拖，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又把身份证和银行卡装进包里。阿米拉很快给他理出一叠材料，说她知道建军住的地方，也知道他常去的一家诊所，甚至还有当时医生开的药单。她把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摊开，纸上写着几个地址和一些英文药名，还有一行手写的备注，说附近有一棵菩提树，门口有个水塔。

老韩看着那行字，心里却越来越沉。

“他身体到底怎么样？”他问。

阿米拉沉默了一下，答得很慢。

“很差。”她说，“有肺病，咳嗽得厉害，有时候还会咳血。他很多年都没有稳定吃药。最难的时候，他住过那种很窄的小房间，连窗子都没有，晚上热得睡不着，白天又不敢出门。他不喜欢让别人看到自己那样。”

老韩把纸折好，塞进兜里，手指捏得很紧。

“为什么不回去？”他又问。

阿米拉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过了好几秒，才轻声说：“他说自己不能回。他怕连累你们，也怕一回去，过去的事就会被翻出来。”

这句话让老韩心里猛地一缩。他隐隐觉得，这事背后不止是一次事故那么简单。韩建军当年离开西藏时，到底碰到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流落到印度？又是谁让他一躲就是二十年？

这些问题像一团团散不开的雾，压在前路上。可再往前走一步，似乎就能看到答案。

老韩在成都联系签证、机票、手续的时候，阿米拉也没闲着。她忙着跟国内外贸公司的朋友打听路径，又用自己能用的渠道去查孟买那边的情况。老韩母亲那边，他一直没敢把真话说出来，只告诉她阿米拉想回去办点事情，他陪着去一趟。老太太一听，反倒挺高兴，说新婚夫妻就该多走走。她还特意嘱咐老韩，要把阿米拉照顾好，别让人家姑娘受委屈。

老韩听着，心里又酸又暖。母亲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脑子却还清楚，只是她要是知道建军可能还活着，怕是先要激动得睡不着。他不敢现在说，怕老人家一下子承受不住。

等签证下来那几天，老韩白天跑手续，晚上回家陪阿米拉和母亲吃饭。老太太很喜欢阿米拉，虽然两个人说话费劲，但她总能从动作和表情里看出阿米拉的善意。阿米拉也聪明，学东西快，几天下来就把“辣不辣”“要得”“慢点吃”这些词学得有模有样，常常把老太太逗得开怀大笑。

老韩坐在一旁看着，心里逐渐升起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明明前些天自己还只是一个快被生活磨平棱角的中年男人，怎么忽然间就要飞到印度，去找一个早被认定死亡的弟弟？这事荒唐得像别人家的故事，可偏偏又发生在他身上。

出发前一天晚上，老韩几乎没怎么睡。他把明天要带的东西一件件清点好，药瓶、护照、现金、证件复印件，全都装进深色的包里。阿米拉坐在床边，静静看着他收拾，忽然问了一句：“你害怕吗？”

老韩停了停，没急着答。

害怕吗？当然害怕。怕这趟去一无所获，怕见到的不是弟弟，怕就算见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二十年的缺席。可比起害怕，他心里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粗暴的急切。他想知道真相，想知道韩建军这些年怎么活下来的，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家，想知道那个叫秦什么的人到底在西藏那次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怕。”他最后还是承认了，“但是得去。”

阿米拉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只是把一块薄毯叠好放进包里，又把几个小药盒分门别类装进一个透明袋子里。她做这些时动作很熟练，像是早就习惯了照顾病人，也像是早就知道自己要陪着他走这一段路。

第二天，他们从双流机场出发。候机大厅灯光明亮，广播里一遍遍重复登机信息，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步履匆匆。老韩拖着行李，心里却一点也不踏实。他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心里像揣着一只不安分的兔子。阿米拉站在他旁边，神情却比他镇定得多。她甚至还回头安慰他说，孟买很热，到了那边不要急，慢慢来。

飞机在空中飞了很久，先经停别的城市，再转往印度。老韩一路上没怎么睡，靠在椅背上，脑海里反复闪现那张照片。每一次想到照片上的“韩建军”三个字，他心口都像被什么重物压了一下。

到孟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机场外头扑面而来一股又热又潮的气息，混着香料、尾气和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海风味道，和成都的清爽完全不同。老韩一出机场就出了一身汗，衬衫瞬间贴在背上。街上喇叭声乱成一片，车流像一锅滚开的水。阿米拉熟练地跟司机谈价格，老韩听不懂，只能看着她一边说一边比手势，最后终于把车定下来。

他们先去了一家不大的旅馆。房间里的床单有些发旧，但还算干净，墙角贴着一小张褪色的印度女神像。老韩站在窗边，看着外头密密麻麻的房顶和一盏盏昏黄的灯，觉得这个城市像一张永远也铺不平的旧地图。和成都比，这里显得更热、更吵、更拥挤，也更难让人藏身。

第二天一早，阿米拉带他去达拉维。

那个地方老韩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知道是孟买著名的贫民区。可真正走进去，他才明白“贫民区”三个字远比想象中更沉重。狭窄的巷子里，棚屋紧紧挨着棚屋，铁皮、塑料布、木板交错搭出一层层阴影。头顶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纠缠不清，脚下路面潮湿泥泞，空气里充满了下水道、垃圾、咖喱和灰尘混杂在一起的气味。孩子们光着脚从他们身边跑过，妇女们坐在门口捡菜，男人们蹲在地上修鞋、修电器、修命运。老韩在这样的地方显得太突兀了，像一块硬生生塞进沙土里的石头。

阿米拉带着他在巷子里绕了很久，停下来问了几次路。她越走越沉默，老韩则越走越紧张。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盼着见到韩建军，还是害怕真的见到。几十年的想象和猜测，在这一刻都像快要撑破的布袋，只剩最后一点缝隙。

终于，他们在一棵很大的菩提树前停下。树干粗糙，枝叶遮出一片阴凉，气根垂落下来，像老人的胡须。树旁边有一间极小的铁皮屋，门是虚掩着的，门口摆着一双旧拖鞋，鞋面已经磨得发白。

阿米拉回头看了老韩一眼，眼神复杂得让人说不清。然后她抬手，轻轻敲了敲门。

里面先是一阵长长的咳嗽声，接着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像破风箱在抽气。阿米拉用印地语说了一句什么，里面沉默了很久。老韩的心脏几乎要跳出来，手心全是汗。

门终于被从里面慢慢拉开。

先露出来的是一只枯瘦发黑的手，指节凸起，骨头像是直接撑在皮肤下。随后，一个身形瘦得几乎只剩骨架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光着上身，胸口和肩膀上布满了暗色斑点，皮肤皱得厉害，头发几乎全白了，乱蓬蓬地垂着，像荒草。可即便如此，老韩还是一眼认出了那双眼睛。

那是一双韩家的眼睛。

眼型，神色，左边嘴角微微上翘的习惯，都和记忆里那个背着书包跟他到处跑的小弟几乎没有区别。

老韩像是被人当头砸了一下，整个人都晃了晃。他喉咙里像堵了什么硬物，半天才挤出一声近乎破碎的呼唤。

“建军？”

门口那人怔住了。他先是盯着老韩看，像在辨认一个已经从记忆里走远太久的人，随后整个人都轻轻颤了一下。下一秒，他像是没站稳，身体顺着门框缓缓往下滑，嘴里发出几个模糊不清的音节。

老韩几乎是扑过去的。

他一把抱住那具瘦得惊人的身体，只觉得怀里轻得可怕，隔着皮肤都能摸到一根根清晰的骨头。韩建军的身体烫得厉害，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像一片风一吹就要碎掉的叶子。可就在这副几乎被病痛掏空的躯壳里，那双眼睛还活着。

“哥……”韩建军终于发出了声音，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咋来了……”

老韩再也撑不住，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过失业，经历过离婚，经历过女儿不在身边，经历过母亲病痛，经历过无数次想哭却忍住的时刻，可这一刻，他却像个小孩一样，抱着弟弟瘦得只剩骨头的肩膀，哭得鼻涕眼泪糊成一团。

阿米拉站在一旁，悄悄转过头去，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她的神情很轻，却又明显松了一口气，像是终于亲手把一根绷了很多年的线接上了。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韩建军扶进屋里。那间屋子小得可怜，几乎一眼就能看完。里面只有一张窄床，一个掉漆的木箱，墙边堆着几个塑料桶，角落里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墙上甚至还贴着一张旧报纸，日期已经模糊了。老韩凑过去看了两眼，心头顿时发紧。那是一张很多年前的报纸，年份正是韩建军离家那一年。

屋里药味很重，混着汗味和潮湿的霉味。老韩把弟弟扶到床上，刚坐下，就看见他又开始咳，咳得弯下腰去，整个人几乎要折起来。嘴角有鲜红的血丝渗出来，刺得老韩眼睛生疼。他连忙从包里翻出纸巾和水递过去，阿米拉则蹲下身，熟练地帮忙整理床边那几板药。

“你怎么成这样了？”老韩声音都变了，“不是让你好好吃药吗？”

韩建军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太多说不出的东西。他先是摇头，后又低下去，沉默了好久，才挤出一句：“我没脸回去。”

这句话一下子把老韩心里的火拱了起来。他压了这么多年的情绪在这一瞬间全炸开，骂人的话冲口而出，甚至顾不上弟弟现在病得像根枯枝。

“你放哪门子的屁！”老韩几乎是吼出来的，“你没脸回去？你晓得妈为你哭成啥样了吗？你晓得我们以为你死了多少年吗？你到底做了啥子见不得人的事，要躲到印度来死！”

韩建军闭了闭眼，像是被这句话刺痛了。他的肩膀微微抖着，嘴唇蠕动了几下，最后却没有立刻说出来。阿米拉见状，轻声劝老韩先让他喘口气，随后给他喂了几口水。过了很久，韩建军才慢慢开口，把那场埋了二十年的旧事，一点一点往外说。

原来，当年在西藏，工程队里确实出了事故，但事情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那时候队里来了一个外头的包工头，姓秦，平日里仗着自己有人，克扣工钱，欺负下面的人，还对一个做饭的藏族姑娘动手动脚。韩建军看不过去，跟他狠狠干了一架。秦某当场放话，说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没过几天，他们一支勘测队进山，遇上了严重滑坡，十几个人没能回来。韩建军侥幸活了下来，却听说有人在山下已经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说他卷款逃跑，说他害死了人，说他是畏罪潜逃。

“我没拿钱。”韩建军说到这里时，嗓子又哑了一分，“我真的没拿。可我不敢回去。我怕他们找你，找妈，找家里麻烦。那会儿我命是捡回来的，人也吓傻了。我一路跑，先去了边境，后来辗转才到了印度。”

老韩听着，胸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拧了一圈。原来不是弟弟不想回，而是他一直活在恐惧里。二十年前那个年轻人，背负着冤屈和害怕，把自己硬生生逼成了异乡的流浪者。老韩想到这里，心里那股怒气慢慢散了，只剩下一种迟到太久的心疼。

“你个傻子。”他骂了一句，声音却明显软了，“这么大的事，你就不能给家里来个信？你让妈怎么办？”

韩建军低下头，手指死死攥着被角，半晌才吐出一句：“我怕回不来。我怕连累你们。”

阿米拉在旁边安静地听着，像是早就知道这段往事有多沉，也知道这家人这些年有多苦。她后来告诉老韩，韩建军这些年在印度换过很多地方，做过搬运工，干过小工，也在厨房洗过盘子。他怕别人的眼神，怕被追问身份，怕一旦暴露，就会牵出一串自己承担不起的事。所以他一直躲，一直藏，直到病重得再也藏不住，直到几乎快把自己熬干。

接下来的几天，老韩和阿米拉几乎没有离开过达拉维。他们带韩建军去看了医生，医生检查后说是肺结核，已经拖了很久，再不认真治疗，后果会很麻烦。老韩一听就急了，硬是把身上带来的钱全掏出来，又托阿米拉去买更好的药。阿米拉也很能干，一边照顾韩建军，一边替老韩联络大使馆、跑材料、打电话、问手续，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老韩则一边照顾弟弟，一边开始联系国内的亲戚、街道、派出所，想办法证明韩建军的身份和当年的户籍记录。他给女儿打电话，女儿在那头听得半天回不过神来，连问了好几遍才敢相信自己的小叔居然还活着。老韩叮嘱她先不要告诉奶奶，等他们把人带回去再说，不然老人家受不住。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韩建军虽然身体虚弱，但精神慢慢好了一些，至少能坐起来说几句话了。他知道自己还能活着坐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