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底漏水的时候，没人喊救命，都在笑。

所有人都说，几内亚比绍的比热戈斯群岛是西非最后的天堂。欧洲人这么说，旅行杂志这么说，连我在达喀尔遇到的背包客也这么说。他们嘴里的画面是：红树林、白沙滩、盐田、河马、独木舟，还有“未被破坏的原生态”。可我在比绍码头站了不到十分钟，就明白了一件事：这里没有跳岛游，只有当地人每天必须坐的船。那些船不是为游客准备的，它们本来就是渔民、商贩、孕妇、山羊和柴油桶的交通工具。简陋不是特色，简陋是穷。我站当地人这一边，但我坚决反对把没有救生衣的木船包装成浪漫。我亲眼看见船底裂着缝，海水从木板缝里渗进来，船老大用一只蓝色塑料桶往外舀水，舀了七个小时。

那天海上没有风暴，可我一直把护照塞在内裤口袋里，怕翻船后找不到身份。

你要问我几内亚比绍的海岛值不值得去？值得。但你要问我敢不敢再坐一次那种船？我不敢，至少不会在没有任何安全准备的情况下再坐。

一、码头没有浪漫

早上六点，比绍的港口已经热得像一口蒸锅。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空气里全是柴油、烂鱼和湿木头的味道。我背着包站在水泥台阶上，脚下是黏糊糊的鱼鳞和泥水。一个穿褪色巴西球衣的男人朝我招手，他叫阿德里诺，四十七岁，赤脚，脚趾缝里嵌着黑泥，笑起来缺了一颗门牙。他说他是去布巴克的船老大，船票一万西非法郎，约合十五欧元。我问他船在哪里。他指了指下面。

那是一艘木制独木舟，大概八米长，船身被海水泡得发黑，侧面用蓝色塑料绳绑着一块补丁。

补丁边缘翘起来，像一张没贴好的创可贴。船尾挂着一台十五马力的雅马哈舷外机，外壳掉漆，拉绳启动。船里已经坐了十二个人，还有四只山羊、两筐木薯、一袋大米、三桶柴油。一个穿花裙子的女人把婴儿绑在背上，婴儿头上盖着一块毛巾。阿德里诺跳上船，用一根木棍敲了敲船底，发出闷响。他转头对我说：“上来，海今天心情好。”

我问：“有救生衣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露出那颗缺牙：“你会游泳吗？”

“会一点。”

“那就够了。”

我站在岸边没动。他弯腰从船头下面拽出一件橘色救生衣，上面全是霉斑，带子断了一根。他把它扔给我，说：“只有这一件，给小孩。”那个背婴儿的女人接过去，垫在婴儿身下。

我数了数，船上十二个人，只有一件救生衣，还是给婴儿当垫子的。

我又问：“发动机靠谱吗？”阿德里诺拍了拍舷外机：“上周刚修过。”旁边一个卖鱼的女人用克里奥尔语说了一句，全船人都笑了。阿德里诺翻译：“她说，上周修过，这周还没坏。”

我上了船。不是因为我勇敢，是因为我想看看这些岛到底长什么样。船离岸的时候，柴油机发出一种咳嗽似的声音，突突突，突突突，黑烟喷在水面上。港口的水是浑的，漂着塑料瓶和芒果皮。船开了不到二十分钟，我就发现脚底下是湿的。

海水从船底木板缝里渗进来，先是慢慢洇开，然后汇成一小股，在船底来回晃。

阿德里诺从座位底下拿出那只蓝色塑料桶，递给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男孩蹲在船底，一瓢一瓢往外舀水，动作很熟练，像在学校里做课间操。

我盯着那股水，问他：“一直这样吗？”

“一直这样。”阿德里诺说，“木头船，会热胀冷缩。早上漏，下午就不漏了。”

“如果下午也漏呢？”

“那就舀到不漏。”

船开了三个小时，海水从脚踝涨到小腿肚。男孩舀水舀累了，换另一个女孩。女孩舀了十几分钟，手酸了，阿德里诺接过去，一边掌舵一边舀。他的胳膊很粗，舀水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嘴里哼着一首歌。我听不懂歌词，只听见“海”“妈妈”“回家”几个词。

船上的山羊拉了一泡屎，臭气混着柴油味，有人笑，有人骂，有人把香蕉皮扔进海里。

我坐在船尾，手死死抓着船舷，心里想的是：如果现在发动机熄火，如果现在起风，如果现在船板裂开——我连求救的频道都不知道。

中途发动机真的熄了一次。突突声停了，船速慢下来，海浪开始把船往侧面推。全船安静了两秒。阿德里诺拉了三次启动绳，没反应。他打开引擎盖，用一把螺丝刀捅了捅，又拧了一个螺丝。那个卖鱼的女人说：“阿德里诺，你上周修了什么？”全船又笑了。阿德里诺也笑：“修了它不坏的地方。”第四次拉绳，发动机响了。黑烟喷出来，船继续走。

我回头看，比绍的海岸线已经变成一条细灰线，前面是红树林，后面是海。

没有救生艇，没有无线电，没有海岸警卫队。只有一只塑料桶，和一群知道怎么舀水的人。

下午一点，布巴克岛出现在海平线上。码头是几块水泥板搭的，下面垫着沙袋。

船靠岸的时候，阿德里诺跳进齐腰深的水里，用绳子把船拴在木桩上。

乘客一个一个跳下来，扛着山羊、米袋、柴油桶。我问他：“你每天跑几趟？”他说：“看潮。有时候两趟，有时候一趟。”我又问：“翻过船吗？”他把塑料桶倒扣在船头，晾着，说：“翻过。去年。人都活着。”他停了一下，补了一句：“山羊死了两只。”然后他笑了。我也笑了，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

二、跳岛像搬家

在布巴克待了两天，我决定去鲁巴内岛。当地人说，鲁巴内更小，更安静，沙滩更白。我在码头找船，一个叫玛玛杜的男人走过来。

他大概三十五岁，穿一件蓝色曼联球衣，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有一道很长的疤。

他的船比阿德里诺的还小，大约六米长，船身刷过白漆，但漆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木头。船尾是一台九点九马力的旧发动机，油箱是塑料的，用一根皮管连着。他开价八千西非法郎，我说五千。他说：“六千，送你一瓶水。”我说：“五千，我自己带水。”他笑了：“五千就五千，你是中国人？”

“是。”

“中国兄弟。”他竖起大拇指，“我们独立的时候，中国帮过我们。”

我上了他的船。船上除了我，还有三个本地人：一个胖女人，头顶着一筐橙子；一个老头，抱着一只鸡；一个年轻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船刚出港，胖女人的橙子滚了两个到船底，她弯腰去捡，船身晃了一下。玛玛杜喊：“别动！坐下！

”胖女人用克里奥尔语回了一句，大意是“你先管好你的发动机”。

全船笑了。玛玛杜也笑，露出两颗金牙。

船开了四十分钟，发动机开始咳嗽。突突突，突突，突，然后停了。船在海上漂，离最近的红树林大约两百米。海浪不大，但涌浪一阵一阵，把船往红树林方向推。

玛玛杜拉绳，拉一下，没反应；拉两下，没反应；拉第三下，绳子断了。

他骂了一句，从座位底下摸出一根备用绳，蹲在船尾重新绑。那个老头抱着鸡，说：“玛玛杜，你的船和你一样，老了。”玛玛杜说：“我还不老。”老头说：“你头发都白了。”玛玛杜说：“那是盐。”

年轻妈妈的孩子开始哭。胖女人从筐里摸出一个橙子，剥了皮，递给孩子。孩子不哭了，把橙子瓣塞进嘴里。玛玛杜绑好绳子，又拉。这次发动机响了，但声音不对，像喉咙里有痰。他挂上挡，船慢慢走。走了不到十分钟，又熄了。

这次他没骂，只是蹲下来，把发动机盖打开，用嘴吹了吹火花塞，又用球衣下摆擦了擦。

他抬头看我：“你怕吗？”

我说：“怕。”

他说：“怕就对了。不怕的人，都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笑。船在海上漂了大概十五分钟，他一直在修。胖女人开始唱歌，声音很低，像哄孩子。老头把鸡放在腿上，闭着眼睛。年轻妈妈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我抓着船舷，看着红树林的根从水里伸出来，像一只只手。

我想起出发前在比绍的旅馆，一个欧洲游客对我说：“几内亚比绍的跳岛游很原始，很纯粹。

”我当时没说话。现在我想，如果“原始”意味着发动机随时会坏，“纯粹”意味着没有救生衣，那我宁愿不要这种纯粹。

发动机终于又响了。

玛玛杜把船开到鲁巴内码头，靠岸的时候，船底撞在水泥台阶上，发出“咚”的一声。

他跳下去，把绳子拴好。我下船，腿有点软。他递给我一瓶水，说：“说好的，送你。”我说：“你不是说五千不带水吗？”他说：“你怕了，所以送你。”我问他：“你每天这样跑，不累吗？”他说：“累。但不跑，没饭吃。”我又问：“为什么不买新船？”他指了指发动机：“这个，二手的，二十万西非法郎。新的，两百万。我一年挣不到两百万。”他顿了顿，说：“你们中国人有钱，可以坐快艇。我们只有这个。”

我站在鲁巴内的码头上，回头看那艘小船。它停在水泥台阶旁边，船底还在渗水。

玛玛杜拿一只铁罐往外舀水，舀完，把铁罐扔在船底，点了一根烟。

夕阳照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看着海。我没有再问问题。

三、豪华也简陋

在鲁巴内，我住进了一家生态旅馆。

说是生态旅馆，其实就是几间茅草屋顶的木屋，太阳能板，旱厕，露天淋浴。

一晚四万西非法郎，约合六十欧元。经理是个法国女人，叫克莱尔，五十岁左右，金发，皮肤晒成深棕色，穿一件白色亚麻衬衫。她带我参观的时候说：“我们这里很注重环保，也注重安全。你去跳岛，我们可以安排接驳船。”

我问：“接驳船有救生衣吗？”

她说：“当然有。”

第二天早上，我要去卡拉韦拉岛。克莱尔安排了一艘接驳船。船是玻璃钢的，比阿德里诺和玛玛杜的木船新，但也就是新一点。船身大概七米，船尾挂着一台二十马力的雅马哈。

船长是本地人，叫娜迪亚，三十岁左右，戴一顶棒球帽，穿橙色救生衣。

我数了数，船上六个游客，两个船员，一共八个人。救生衣呢？娜迪亚说：“在柜子里。”她打开船头一个塑料箱，里面堆着五件救生衣，带子缠在一起，上面有霉斑。她拿出三件，递给游客。剩下三件，她说：“够用了。”

我说：“我们有六个人。”

她说：“小孩不用，他们会游泳。”

船上确实有两个孩子，一个法国男孩，一个意大利女孩，大概七八岁。

他们的父母说：“没关系，我们会看着。”我看着那五件救生衣，没再说话。船开了。卡拉韦拉岛离鲁巴内大概八十公里，船程一个半小时。海面看起来平静，但涌浪有一米多高。船开出去二十分钟，发动机声音变了，娜迪亚减油门，船速慢下来。她检查了一下，说：“油管有点堵。”她从座位底下拿出一根铁丝，捅了捅油管，又吹了吹。船又走了。法国男孩问：“我们会迟到吗？”娜迪亚说：“不会。海会等我们。”意大利女孩问：“海为什么会等我们？”娜迪亚笑了：“因为海没有手表。”

到了卡拉韦拉岛，码头是一段红树林里的木栈道。我们下船，娜迪亚把救生衣收回塑料箱，锁上。我问她：“如果刚才发动机坏了，我们怎么办？”她说：“我会修。”我又问：“如果修不好呢？”她说：“那我们就等。总会有船经过。”我说：“如果没有呢？”她看着我，说：“那我们就划。”她指了指船底，那里有两根木桨。我看了看那两根桨，又看了看八十公里的海面，没再问。

晚上回到生态旅馆，克莱尔在餐厅等我。她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船很简陋。”她说：“这就是比热戈斯。你不能用欧洲的标准要求这里。”我说：“我不是用欧洲标准，我是用安全标准。”她沉默了一下，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这里没有海岸警卫队，没有救援直升机。最近的医院在布巴克，只有一艘渡轮，每周三班。你要安全，就只能不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还卖跳岛游？”她说：“因为游客想来。当地人需要钱。”她喝了一口酒，说：“我也知道船不好。但我能怎么办？我买新船，就要提高价格，游客不来，当地人失业。”我说：“所以就让游客冒险？”她看着我，说：“你来了，你坐了，你回来了。你回去可以写文章，说这里很危险。但当地人每天都要坐。他们没有选择。”

那天晚上，我躺在木屋里，听见外面海浪拍岸。我想起娜迪亚说的“海没有手表”。我想，海确实没有手表，但海有脾气。它不会因为你是游客就温柔，也不会因为你是本地人就宽容。第二天早上，我遇见旅馆的服务员娜迪亚，她正在洗盘子。我问她：“你每天坐船怕不怕？”她说：“怕。但我从小坐到大。我妈妈也坐，我外婆也坐。我们这里的人，生下来就在船上。”她停了一下，说：“你们游客坐一次，拍照片，走了。我们坐一辈子。”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你要不要吃芒果？今天早上刚摘的。”我接过芒果，咬了一口，很甜。

四、他们没得选

离开鲁巴内之前，我去了岛上的渔村。村子叫安卡苏马，大概两百人，房子是泥墙茅草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

我在村口遇见一个修船的男人，叫若热，六十二岁，戴一顶破草帽，手上全是老茧。

他正在修一艘木船，船底朝上，架在两根木头上。他手里拿着一把凿子，把腐烂的木板凿掉，然后用一种黑色的东西填缝。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树胶。加一点柴油。”我问：“能管多久？”他说：“三个月。然后又要修。”

我蹲下来看他修船。他把树胶放在一个铁罐里，在火上烤化，然后用一根木棍搅。味道很刺鼻，像烧焦的橡胶。他把树胶抹在船缝里，用手指压平。我问他：“你修了多少年船？”他说：“四十年。从十二岁开始。”我说：“你修过多少艘？”他说：“记不清。几百艘吧。”我问他：“为什么不用玻璃钢？不用铁船？”他说：“玻璃钢贵。铁船会锈。木头便宜，坏了可以修。”他指了指旁边的一堆木板：“这些，都是从红树林里砍的。现在不让砍了，要买。一块板，五千西非法郎。”我问：“一艘船要多少块？”他说：“小的，二十块。大的，五十块。”我算了一下，一艘小船，光是木板就要十万西非法郎。加上发动机，二十万。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笔巨款。

我又问他：“你出海吗？”他说：“出。我打鱼。”我说：“你怕不怕？”他说：“怕什么？”我说：“怕翻船。”他说：“翻过。三次。

”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次，我二十岁，船翻了，我游了三个小时到岸边。

第二次，我四十岁，船翻了，我抓住一只木桶，漂了一夜。第三次，我五十五岁，船翻了，我儿子把我拉上来。”我问他：“你儿子呢？”他说：“在比绍。他不打鱼了。他说打鱼会死。”他笑了一下，继续抹树胶。

我问他：“你觉得这些船安全吗？”他说：“不安全。”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坐？”他说：“因为要吃饭。要送孩子上学。要去市场卖鱼。没有船，就没有一切。”他抬头看着我：“你们中国人，有火车，有汽车，有飞机。我们只有船。你让我怎么办？”我说：“可以买好一点的船。”他说：“钱呢？”我说：“可以找政府。”他说：“政府？”他笑了，露出黑牙：“政府的人坐快艇。他们不来这里。”他低下头，继续修船。凿子敲在木头上，发出“笃笃笃”的声音。

那天下午，我坐在村口的木头上，看着海。海很蓝，很平静，像一块巨大的玻璃。几个孩子在海边玩，用木板当冲浪板，往浪里冲。他们笑得很开心，好像海不是危险的，好像船不是漏水的。一个男孩跑过来，问我：“你有足球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有糖吗？”我从包里摸出一颗薄荷糖，递给他。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然后跑回海里。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若热说的“没有船，就没有一切”。我想，我明天就要坐船回布巴克，然后回比绍。我可以选择不坐，我可以花钱包快艇。但这里的人不能。他们每天都要坐，每天都要赌。赌发动机不坏，赌海不起风，赌船底不漏。他们不是不怕，是怕也要去。

五、那件救生衣

离开布巴克那天，海面起了风。我在码头等船，阿德里诺走过来，说：“今天浪大，你可能要等。”我说：“等多久？”他说：“看潮。可能两个小时，可能四个小时。”我在码头旁边的棚子里坐着，看着海。浪确实大了，白色的浪花拍在水泥台阶上，溅起两米高。一艘木船从远处开过来，船头翘起来，又落下去。船上的人抓着船舷，没人说话。

下午三点，阿德里诺说可以走了。我上了他的船。船上除了我，还有八个本地人，一个孕妇，一个婴儿，三只山羊。阿德里诺从船头拿出那件唯一的救生衣。我以为他会穿上，或者给我。但他走到孕妇面前，把救生衣递给她。孕妇摇摇头，指了指婴儿。阿德里诺把救生衣垫在婴儿身下，然后把婴儿绑在孕妇背上。他回到船尾，发动引擎。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穿？”他说：“我穿不穿都一样。我会游泳。”我说：“浪这么大，你会游不到岸边。”他说：“那就游到红树林。”他笑了笑，但笑得不太自然。

船开了。浪从侧面打过来，船身倾斜，海水灌进来。阿德里诺让我坐在船底，手抓着横木。那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又拿起蓝色塑料桶，开始舀水。这次水涨得比上次快，舀出去一桶，又进来一桶。男孩舀了十几分钟，胳膊酸了，阿德里诺接过去。他一只手掌舵，一只手舀水，嘴里还哼着歌。我问他：“你怕吗？”他说：“怕。”我说：“那你还笑？”他说：“不笑，难道哭吗？”他停了一下，说：“我爸爸就是在这片海上没的。船翻了，他游了五个小时，最后没力气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一九九八年。我二十一岁。”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跑船？”他说：“除了跑船，我什么都不会。”

船开了大概四十分钟，发动机熄了一次。阿德里诺拉绳，拉了两下，没反应。他打开引擎盖，用螺丝刀捅了捅。浪把船推得横过来，海水从船边灌进去。孕妇紧紧抱着婴儿，嘴里念念有词。胖女人又开始唱歌。那个老头抱着鸡，闭着眼睛。我抓着横木，手指发白。阿德里诺拉第三下，发动机响了。他挂上挡，把船头调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看，海今天心情还是好的。”我说：“你刚才怕不怕？”他说：“怕。但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来。”他指了指船上的乘客：“他们看着我。我要是怕了，他们就乱了。”

船到布巴克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码头上的灯亮了，黄色的光映在水面上。阿德里诺跳进水里，把船拴好。乘客一个一个下船。孕妇把婴儿解下来，救生衣掉在船底。阿德里诺捡起来，抖了抖水，放回船头。我问他：“你每天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他说：“到我死。”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说：“你儿子呢？”他说：“在葡萄牙。他寄钱回来。他说让我别跑了。但我不跑，我干什么？”他点了一根烟，看着海。海是黑的，只有浪尖上有一点白光。他抽了一口烟，说：“你们游客来，看海，看岛，看鸟。我们看海，看的是路。海是我们的路。路不好，也要走。”

我站在码头上，看着他蹲在船边抽烟。那件橘色救生衣放在船头，霉斑在灯光下像一块块黑斑。

我想起自己出发前，在达喀尔的旅馆里，一个法国女人对我说：“几内亚比绍的船很危险，你别坐。

”我当时说：“没事，我坐过更危险的。”现在我想，我坐过更危险的，但我没有坐过每天都要坐的。对阿德里诺来说，这不是冒险，这是生活。

六、回到陆地

回到比绍的第三天，我在旅馆的院子里喝啤酒。电视里在放足球赛，声音很大。

我低头看手机，看到一条新闻：某地一艘观光船在湖上翻了，游客都穿着救生衣，救援船五分钟到。

我把手机放下，喝了一口啤酒。啤酒是凉的，杯子外面凝着水珠。我想起阿德里诺的蓝色塑料桶，想起玛玛杜的铁罐，想起若热的树胶，想起那件垫在婴儿身下的橘色救生衣。我想起海上的风，咸的，黏的，吹在脸上像一层薄薄的膜。我想起那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蹲在船底舀水，一瓢一瓢，不急不慢。我想，我大概再也不会坐那种船了。但我知道，阿德里诺明天还会坐。他会拉启动绳，会舀水，会笑。他会在海上，继续走他的路。

旅行Tips：

1、交通：从比绍到布巴克，当地木船船票约一万西非法郎，船程三到七小时，取决于潮汐和发动机。

包快艇约二十万西非法郎，可坐六到八人。建议早上出发，下午海风大。不要坐没有救生衣的船，如果只有一件救生衣，不要上船。

2、住宿：布巴克的生态旅馆一晚四万到八万西非法郎，有太阳能和旱厕。

鲁巴内的旅馆更便宜，两万到四万，但经常停电。提前换好现金，岛上没有ATM。带防蚊液，红树林蚊子多。

3、吃饭：当地餐馆一顿饭约两千到五千西非法郎，主要是鱼、米饭、棕榈油酱。

海鲜便宜，一条烤鱼约三千。瓶装水一瓶五百。不要喝生水。带肠胃药。

4、安全：比热戈斯群岛没有海岸警卫队，没有救援直升机。出海前看天气，风浪大时不要坐小船。手机信号在部分岛屿没有。买一份包含医疗转运的旅行保险。如果船长说“海今天心情好”，你要自己看浪。

5、货币：几内亚比绍使用西非法郎，一欧元约合六百五十六西非法郎。

首都比绍有换汇点，岛上汇率差。带小额纸币，当地人找不开大钞。小费不是必须，但可以给船老大一瓶水或一千西非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