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中央车站的自动扶梯停了。我拎着二十八寸的箱子往上爬，前面一个老太太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但她那个表情我懂——是“你自找的”。
这是我来意大利的第三天。三天前我在米兰。米兰的火车站干净得像机场，人们走路带风，穿大衣的老头儿手里拎着刚买的《晚邮报》，咖啡吧里站着喝咖啡的人把杯子往吧台上一磕就走。
我站在那儿喝了一杯，一点二欧，站着喝比坐着喝便宜一半。邻座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用笔记本电脑改PPT，手机响了三次，他挂了三次。
那天晚上我在米兰的旅馆里想，意大利挺好的啊，网上说的那些乱糟糟的东西呢？
第二天下午火车往南，窗外的风景开始变了。先是房子矮下去，然后墙皮开始掉，再然后铁轨边出现了大片荒着的田。车过了罗马之后，上来一群年轻人，抱着大包小包，笑声很大，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孩把鞋脱了，脚搭在对面的座位上。
没人管。
我看了看车厢里其他人的脸。没人皱眉头。
到那不勒斯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天已经黑透了，站台上灯光昏黄，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潮湿的墙、炸过东西的油、烟味、还有一种像是什么东西在角落里烂掉的气味——一起涌进鼻子。我拖着箱子往外走，鞋带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我单脚蹦到柱子边系鞋带。
旁边一个男人靠在墙上，手里捏着一罐啤酒，冲我鼓掌。
我笑了笑，他也笑了笑。然后他指了指我的箱子，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但他那个语气，我猜不是什么好话。
我拎起箱子赶紧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可能只是在跟我开玩笑。但那不勒斯人开玩笑的方式，跟米兰人不一样。
我在那不勒斯住的第一个地方，是个“民宿”。房东在电话里说，到了楼下给他打电话。我到了，打了，等了二十分钟，他来了，骑着一辆小摩托，戴着头盔，钥匙在手里转来转去。
他看了看我的箱子，看了看我，说了句英语：“你确定要住这儿？”
他问了三遍。
第一遍我以为他是在客气。第二遍我觉得可能是房子不太好。第三遍他把钥匙递给我的时候，我站在那条巷子里，抬头看了看那栋楼——墙上是涂鸦，楼道里没有灯，一层到二层的楼梯转角堆着几个黑色垃圾袋，有一个破了，里面的东西流出来一小摊。
我说，确定。
他耸了耸肩，带我上楼。楼梯很窄，我的箱子几乎得侧着提。到了三楼，他打开门。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窗户。窗户对着天井，白天得开灯。
他走了之后，我坐在床上，听见隔壁有人在吵架。听不清吵什么，但那个语速、那个音量，不像是在聊天。
那是我在那不勒斯的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出门，巷子里的垃圾还在。有人在旁边抽烟，有人牵着狗走过去，狗在垃圾袋旁边闻了闻，没兴趣，走了。我绕过那摊东西，走到大路上。
大路上是另一个世界。
车流乱成一锅粥，摩托在车缝里钻来钻去，喇叭声此起彼伏。路边的报亭挂着杂志和明信片，咖啡吧门口站着喝咖啡的人，跟米兰一样。但咖啡的价格，比米兰便宜了三分之一。
我站着喝了一杯，零点八欧。旁边一个老头儿看着我笑，说了句什么，指了指我的杯子，又指了指他自己。我猜他是说“这么小杯怎么够”。
我耸了耸肩。他笑得更厉害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我站在那儿，忽然觉得米兰那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跟这个拍我肩膀的老头儿，像是两个国家的人。
后来我搬了一次家。不是因为第一个地方不好，是因为房东要涨价。他说夏天到了，游客多了，价格要调。
我说涨多少？他说了一个数，我换算了一下，等于我在国内半个月的工资。我站在那个天井对着的窗户前面，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晾衣绳，上面晒着几件小孩的衣服，风吹过来，衣服晃了晃。
我说，行，我搬。
第二个地方在老城区，巷子更窄，但房东是个中年女人，穿一件褪色的红毛衣，说话很快，手比划来比划去。她带我看了房间，打开水龙头，打开窗户，拍了拍床。然后她说了句让我意外的话：“你要是晚上回来，别走那条巷子，绕一下，走大路。”
我问为什么。
她说：“没为什么。”
这是我在那不勒斯学会的第一条生存法则：有些事，不问为什么。
在那不勒斯住的那些天，我每天都在走路。走到脚底板疼，走到鞋底磨了一层。我看了很多，记了很多。
菜市场里，鱼摊的老头儿用手抓起一条鱼，让我闻。我闻了，点头。他满意地笑了，把鱼扔到秤上。
秤是那种老式的，指针晃了晃。他报了个数，我掏钱。旁边一个老太太也在买鱼，她看了看我的袋子，又看了看我，说了句什么，摊主翻译给我听：“她说你买贵了。”
我愣了一下。摊主说：“她开玩笑的。”
老太太冲我眨了眨眼。我也笑了。
但也有不好笑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在一条巷子里迷路了。手机没信号，地图打不开。
我站在巷口，看见一个年轻人靠在墙上抽烟，我走过去问路。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我又问了一遍。
他这次说了句英语：“你不是这儿的人。”
我说，对，我是游客。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然后指了个方向。我道了谢，往前走。走了几步，我听见他在后面说了句什么。
我回头，他已经在看手机了。我没听懂那句话，但那个语调，我知道不是在夸我。
在意大利的第十五天，我坐火车从南往北回米兰。车厢里安静得多，人们看书的看书，看手机的看手机。邻座一个穿衬衫的男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说了差不多十分钟。
我听不懂意大利语，但我听得出那个语气——是在跟谁道歉，或者在解释什么。
窗外又是那些荒着的田，然后渐渐变成了整齐的厂房、公寓楼、广告牌。火车到米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看着那些干净的路、整齐的店、走得飞快的人。
我忽然想起那个红毛衣房东说的话：“别走那条巷子，绕一下。”
在米兰，好像每条路都可以走。但在那不勒斯，有些路你得绕。
我站在那儿，掏出手机看了看汇率。我在那不勒斯花的钱，换算成人民币，其实不算多。但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那些数字，是那些脸。
鱼摊老头儿笑的时候眼角挤在一起的褶子，红毛衣房东拍床铺时手上戴的那枚旧戒指，巷口那个年轻人碾烟头时的鞋底，还有米兰西装男挂电话时的那个动作。
都是意大利。但你要是问我在哪儿看见了真的意大利，我可能会说，是在那不勒斯那条我没敢走的巷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