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我的耳朵嗡嗡响，像塞了一团湿棉花。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跑道两旁种着一种我没见过的树，叶子宽大，耷拉着，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我解开安全带，手心全是汗。空姐用软糯的普通话报着地面温度，二十六度，和台北差不多。可我知道，这里不是台北。

走出廊桥的时候，我看见了那行字——“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繁体？简体？我分不清了，只觉得那些笔画特别密，密得让人喘不过气。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到达大厅中央，四面八方都是人，有人举着牌子，有人抱着花，有人大声喊着谁的名字。那些声音涌过来，明明都是中国话，我却一句也抓不住。我摸出手机想给妈妈打电话，屏幕上显示无服务，才想起自己忘了开通漫游。我蹲在那根大柱子底下，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止都止不住。旁边一个保洁阿姨走过来，用四川话问我咋子了，我抬起头，满脸是泪地说了一句后来想想都觉得丢人的话：“我买的是中国的机票，这是哪？”

阿姨愣住了，半天没说话，最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我，又指了指头顶的指示牌。我顺着她的手指往上看，那上面写着“行李提取”“出租车”“地铁”，每一个字我都认得，可凑在一起，却像一封从没寄出去过的信。

我叫陈品睿，今年二十六岁，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半年前，我申请了四川大学的一个交换项目，研究课题是抗战时期迁往四川的台湾义勇队。系主任老周拍着我的肩膀说，品睿啊，你该去看看，纸上读来的东西跟脚踩在上面的感觉不一样。我妈听说我要去成都，脸色变了半天，最后只说了句，注意安全。

我从小在台南长大，爷爷是跟着来台的老兵，祖籍山东，一辈子没回去过。他晚年总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着西边发呆，嘴里念叨着老家门口那棵大槐树，说槐花开的时候，满村都是香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说回不去了，家没了。后来他走了，那只藤椅空了很久，再后来被我妈搬去了储藏室。爷爷留下的东西不多，一个铁盒子，里面有几封信，几张黑白照片，还有一枚褪了色的青天白日勋章。我爸说这些东西不吉利，想扔掉，我没让。我把铁盒子收在自己书桌抽屉最里面，偶尔拿出来看一看，照片上那些模糊的人脸，我一个都不认识。

去年冬天，我在图书馆翻到一本关于台湾义勇队的史料，里面有一张照片，一群台湾青年穿着军装站在四川某地的操场上，背后是连绵的青山。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标注着拍摄地点，我看了很久，那个地名我从来没听说过。后来我查了地图，在川东一个偏远的县，离成都还有好几百公里。我盯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忽然觉得那些年轻人里应该有一个是我爷爷的什么人，堂兄，表弟，或者只是同村的。他们从台湾来大陆打仗，然后有些人再也没回去。我把那张照片复印了一份，夹在笔记本里，带上了飞机。

从台北飞成都，要飞三个多小时。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个台商，五十多岁，在东莞开了十几年工厂。他问我第一次去大陆？我说是。他笑了，说习惯就好，那边跟台湾不一样，什么都大，马路大，房子大，人说话声音也大。我问他喜欢那边吗，他想了想说，说不上喜欢不喜欢，就是习惯了。然后他戴上眼罩睡觉了，我一路没合眼，看着舷窗外面的云从白色变成灰色，又变成黑色。

出了机场，我打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听我口音问是不是台湾来的。我说是。他说来旅游？我说来读书。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成都好，东西好吃，姑娘也漂亮。我笑了笑没说话，看着窗外的街景。高速公路很宽，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楼盘，广告牌一个接一个，上面写着我看不懂的楼盘名字。车开了快一个小时才进市区，然后我看到了一些跟台北完全不一样的景象。马路特别宽，有的地方有八车道，摩托车和电瓶车在车流里穿来穿去，像一群不守规矩的鱼。路边种着银杏树，叶子开始黄了，在路灯下面发着光。行人走在路上，步子很快，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忽然想起爷爷说的大槐树，他说槐花开的时候满村都是香的。可我眼前只有银杏，没有槐树。

我在川大望江校区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一晚上八十块钱。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贴着褪色的壁纸，窗户外面是一堵墙。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灯管一闪一闪的，发出细微的电流声。我想给妈妈报个平安，可手机还是没信号。我起来敲隔壁房间的门，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开了门，我说能不能借你手机打个电话，我刚从台湾来，手机没信号。他看了我一眼，把手机递给我，说国际长途啊，长话短说。我拨了妈妈的号码，响了很久她才接。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有点抖，问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好，注意身体。我说好，你也注意身体。挂了电话，我把手机还给那个男生，他说你是台湾来的？我说是。他说难得，我们这边台湾学生不多。然后他把门关上了。

我在成都的第一个晚上，几乎没睡。三点多的时候，我听见外面开始有动静，扫地的声音，三轮车的声音，还有早起的鸟叫声。我爬起来拉开窗帘，天还是黑的，但路灯下面有人在跑步。我坐在床边，忽然有点想哭，可又不知道为什么想哭。我想起爷爷，想起他坐在藤椅上的背影，想起他说的那句话——回不去了，家没了。我现在站在大陆的土地上，却觉得比在台北的时候离爷爷更远。那些照片里的人，那些青山，那些大槐树，都像隔着一层雾，怎么也看不清。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川大报到。负责交换生事务的是一个姓刘的老师，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带点川普口音。她看了我的证件，说台湾来的？我说是。她点点头，说手续都齐了，然后给我一张校园卡一本研究生手册，说有事打手册最后一页的电话。我拿着东西出来，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川大很大，比成大大多了，建筑新旧混杂，有的是民国时期的青砖楼，有的是崭新的玻璃幕墙大楼。学生们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车筐里放着豆浆和包子，有说有笑的。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透明人，站在那里，没人看得见我。

第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怎么出门，除了去食堂吃饭，其余时间都待在宿舍里。宿舍是四人间，但只住了两个人，另一个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交换生，叫阿威，话不多，每天回来就是打游戏。我们偶尔聊几句，大多时候各干各的。食堂的菜很辣，我第一次吃回锅肉的时候被呛得直咳嗽，旁边一个女生递给我一杯水，笑着说外地来的吧，慢慢就习惯了。我点点头，没敢说我其实是台湾来的，怕她再问什么。

转折发生在第二个星期。那天我在图书馆查资料，翻到一本关于成都老建筑的画册，里面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宽窄巷子还没改造时候的样子，青瓦灰墙，巷子口有一棵大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我盯着那棵槐树看了很久，忽然想起爷爷说的那棵。我合上书，出了图书馆，打了辆车去了宽窄巷子。

现在的宽窄巷子已经变成旅游景点了，人特别多，到处是卖纪念品的店铺和茶馆。我在巷子里走了一圈，没找到照片里的那棵槐树。正准备走的时候，旁边一个摆摊卖糖画的老头叫住我，说小伙子，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吧。我说是，找一棵树。他笑了，说这巷子里的树砍的砍了，移的移了，早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我有点失望，正准备走，他又说，不过你要找老东西，去彭州那边看看，白鹿镇，那边有个老教堂，法国人修的，一百多年了，地震都没震垮。我问他怎么去，他说坐大巴到彭州，再转车，两个多小时。

我第二天就去了彭州。大巴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成都平原跟台湾的平原不一样，田里种的大多是水稻和油菜，房子是灰瓦白墙的川西民居，有些屋顶上还有小烟囱。车过了一个镇又一个镇，每个镇都差不多，都有一个大大的农贸市场，都有卖叶儿粑和肥肠粉的小店。我忽然想起爷爷说的老家，山东农村，他说家里有三间瓦房，院子里种着一棵槐树。他走的时候槐树还小，回来的时候树没了，家也没了。

到了白鹿镇已经是下午了。那个老教堂确实还在，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青砖墙面，彩色玻璃窗，门前种着两棵百年银杏，叶子黄透了，满地都是。我在教堂前面站了很久，然后绕着走了一圈。后面有一片空地，种着菜，一个老太太正蹲在地里拔草。我走过去问她，这个教堂是什么时候修的。她抬起头，用四川话说了半天，大意是清朝修的，法国传教士修的，后来当过学校，当过仓库，地震那年垮了一半，后来又修好了。我问她知不知道以前有台湾人来过这里，她想了半天，说好像听说过，抗战的时候有人在这边待过，具体是哪个就不晓得了。

我坐在教堂前面的石阶上，看着那两棵银杏。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我手背上，一块一块的，像碎了的金箔。我掏出手机想拍照，却发现手机快没电了。就在这时，一个老头从教堂里走出来，穿着灰色夹克，戴着眼镜，看样子是管理员。他看见我坐在那里，走过来问我是来参观的还是研究建筑的。我说都不是，我是来找人的。他问找谁，我说找我爷爷的过去。

老头姓廖，退休中学历史老师，义务在这里做讲解。他听我说完爷爷的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跟我来。他带我进了教堂，里面已经改成了一个展厅，墙上挂着很多老照片。他指着一张照片说，你看这个。照片上是几个年轻人站在教堂门口，穿着军装，背后是同样的两棵银杏树。照片下面有一行字，我凑近了看，上面写着“台湾义勇队驻白鹿镇合影，一九四一年”。

我站在那里，手有点抖。照片上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可其中有一个的脸型，跟我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廖老师说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说陈阿义。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了一会儿，说有了。他指着照片上第二排左边第三个，说这个人登记的名字就是陈阿义，台南人，一九四零年从台湾来大陆，先在福建集训，后来编入台湾义勇队，驻扎在白鹿镇，负责医疗救护。他还说，这个人后来在战斗中受了伤，被送到重庆治疗，再后来就没了记录。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那张脸很年轻，大概二十岁出头，眼睛不大，嘴角微微往下撇，跟我爷爷晚年那副严肃的样子一模一样。我忽然想起爷爷去世那天，他拉着我的手，说了句什么，我当时没听清。现在我想起来了，他说的是“我想回家”。那时候我以为他说的是回山东老家，现在我才明白，他想回的不是山东，是更早以前的家，是他离开台湾之前那个家。他离开的时候大概跟我现在差不多大，然后一辈子再也没回去过。

从白鹿镇回成都的车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天色暗下来。田里的油菜花已经谢了，只剩下一片一片的绿色。远处的山影影绰绰，在暮色里变成深蓝色。我掏出手机，在备忘录里写了一行字：爷爷，我替你回来了。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打开电脑，第一次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我告诉她我找到了爷爷的名字，找到了他待过的地方，找到了那棵银杏树。我写了很多，写到后来手指发酸。最后我写了一句：妈，这里跟我想的不一样。可就是这种不一样，让我觉得爷爷一直都在。

第二天早上，阿威看见我肿着眼睛，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找到了一点东西。他哦了一声，没再问。我背起书包出门，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看见一个老人在路边卖糖油果子，头发花白，手上全是面粉。我走过去买了两个，热乎乎的，咬一口，外脆里糯，甜得发腻。老人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好吃。他笑了，说好吃就常来，我天天在这儿。

我点点头，然后往图书馆走。阳光照在银杏树上，叶子已经开始落了，铺了一地金黄。我踩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想起那个保洁阿姨递给我的纸巾，想起出租车司机说的成都姑娘漂亮，想起食堂里那个给我递水的女生，想起廖老师翻本子的样子，想起白鹿镇那两棵银杏树。我忽然觉得，成都好像没那么大了，也没那么陌生了。

我掏出手机，把备忘录里那行字删掉，重新打了一行：爷爷，我到了。你的机票，我替你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