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文登

2026年9月4日夜，随着一声浑厚的汽笛长鸣，收锚离岸，我乘坐的“渤海恒生”号客轮从大连一路南下，历经7个小时的海上航程，5日清晨到达威海。下了岸，乘坐威海王娣女士提前联系的网约车，一路蜿蜒而下，终于抵达威海所属的文登区。

在下榻宾门馆前，我在胶东的挚友袁波早已在此等候。袁波是我多年前通过网络结识的老友，隔着屏幕的日子里，我们虽未曾谋面，却凭借合拍的三观与契合的爱好，慢慢褪去了网络的疏离感，成为彼此可以随心倾诉、真诚相待的知己。初次相见，竟没有丝毫的拘谨与尴尬。眼前的他，与长久以来屏幕里那个豪爽、真诚的模样别无二致。握手寒暄间，多年的网友终于在现实中聚首。

到文登，我在 7 年前就有这个想法。

在写作《吕其恩传》一书时，查阅大量胶东党史史料，吕其恩（吕志恒）作为胶东特委副书记，当年就在文登领导筹划天福山起义，这片土地是他投身革命、点燃胶东抗日烽火的关键之地。纸面上的文字再多，终究隔着一层距离，那些会议旧址、起义遗迹，那些亲历者口述的往事，只在文献里读，总觉得不够真切。于是心底便埋下一个念头：一定要亲赴文登，踏访当年吕其恩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实地考证史料，触摸真实的红色现场，把书本里未尽的细节补齐。只是由于当时我政务缠身，这个心愿一拖再拖。直到此次借着和袁波见面之机，终于成行，也算是迟来多年的史料寻访吧。

文登是威海辖下的一个区，虽然是区，但很有名气。在去文登之前，我特地查了文登的资料，这座拥有1450余年不间断建制史的文登，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北齐天统四年（568年）正式置县，因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文山论功颂德而得名，千年岁月更迭、建制绵延不绝，孕育出底蕴厚重的“文登学”文脉，崇文尚学的风骨深深镌刻在这片山海之间，沉淀出独属于文登的古韵与底气。

然而，如果说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是文登的厚重底蕴，那么炽热鲜明的红色基因，便是这座古县最动人、最厚重、最坚韧的精神底色。作为红色胶东的源头，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斗争到新时代传承，千年文登不止有诗书文脉的温润儒雅，更有热血报国的铁骨丹心。千年建制传承文脉，百年热血赓续初心，古老底蕴与红色血脉交织相融，让这座古县兼具历史厚度与精神力量，也让此次文登之行，兼具了老友重逢的温情与史料寻访的深沉。

二、参观雷神庙战斗遗址

在宾馆放下包裹后，袁波便带我驱车前往此行的第一站——雷神庙战斗遗址。

怀着对胶东这片古老土地的敬仰与好奇，我望向车窗外。车窗外风景如画，昆嵛山脉在远处起伏，层峦叠嶂，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

袁波说：“你别看现在安安静静的，八十年前这里可是胶东抗战的心脏。”他说的不是夸张。文登地处胶东半岛中部，北依昆嵛山，东临黄海，自古为兵家所重。这片连绵的群山，不仅是无数文人墨客、道家信徒心中的圣地，更是土地革命后期我党在北方沿海地区唯一一支红军队伍战斗过的地方。1935年，中共胶东特委在此领导发动了震撼胶东的“一一•四”暴动，浴血奋战后留存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成为当时山东仅存的红军火种。

我们乘坐的车辆司机是个非常健谈的小伙子，说话的口音与东北庄河人无异。他感慨道，昆嵛山原属于文登，而现在被划入了烟台的管辖范围，这种归属感的改变，让许多文登人感到失落，这让文登人心中多了一份淡淡的乡愁。

雷神庙战斗遗址位于烟台市牟平区雷神庙大街。在写作《吕其恩传》一书时，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我曾无数次在脑海中勾勒它的模样，原以为它应坐落于某座山坳之中，而现实的雷神庙周围地势平坦，紧邻热闹的公路。袁波向我解释，雷神庙周围过去是一片庄稼地，如今的环境是开发建设后的面貌。

雷神庙战斗遗址分东西两院，东西总长82米，南北宽41米。1938年2月13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率部奇袭牟平城后，在此开会突遭日军包围。庙内仅有20余名干部战士，武器简陋，面对装备精良且有飞机掩护的百余名日军的进攻，理琪等凭借庙舍地形顽强抵抗近8个小时，毙伤日军50余人，击落敌机1架，成功突围。雷神庙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战斗意志，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 。但理琪等4名同志也在此壮烈牺牲。

遗憾的是，我们去的当天，雷神庙战斗遗址正在修复，经过协商我们在院内简单地看了一下。

作为参观者，感觉雷神庙战斗遗址的外观设计不是合理，整个建筑的前方被一排橱窗遮挡着，让人无法完整、直观地看清旧址原本的建筑格局与古朴风貌。红色遗址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雷神庙战斗是胶东抗战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战，每一寸砖瓦、每一处院落都留存着先烈浴血奋战的痕迹，本应让参观者直面历史场景、沉浸式感受峥嵘岁月。可遮挡的橱窗割裂了人与历史的对话，不仅压缩了旧址的视觉空间，也削弱了红色旧址自带的庄严感与厚重感，整体观感略显局促压抑。由衷希望后续改造能够优化整体布局，拆除冗余遮挡，还原旧址原貌，让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能沉浸式体悟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让这段珍贵的红色记忆被更好地看见、传承与敬畏。

拜谒完雷神庙战斗遗址，我们便驱车前往下一站——“杨子荣及牟平革命历史展览馆”。展览馆坐落于牟平区文化街道嵎峡河村东山上，总建筑面积达4965平方米。远远望去，依山而建的场馆气势恢宏，颇有南京中山陵的神韵。整个建筑群由纪念馆、思源之路、纪念广场、杨子荣雕塑及追思大道等部分组成，布局严整，庄严肃穆。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广场中央那座杨子荣雕像：他身着军装，紧握手枪，目光如炬，尽显英雄气概。最高处的展馆内，陈列着牟平革命史与杨子荣事迹展，史料详实，令人动容。因时间所限且非此行重点，我们仅匆匆一瞥便赶回了文登。

三、来到文登营小学

"匆匆一瞥"这四个字，放在文登营小学旧址前，分量远比我预想的重。

中午吃完饭，我们便来到文登营一个村落，袁波指着不远处一座灰砖灰瓦的院落说：“那就是文登营小学。”

文登营小学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原为文登营守备署附设义学，后改为新式学堂。单看建筑，它和胶东半岛上无数座北方古校并无二致：硬山式屋顶，青砖墙体，木格窗棂，院墙斑驳，透着岁月的温吞。

这座始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古校，在胶东革命史上，有着特殊的“身份”，这里曾是胶东特委秘密联络点之一。1935年到1937年，胶东英雄于烺曾在文登营小学担任校长。

村里一名老人迎上来，七十多岁的人，腰板挺直，指着校门右侧一棵老槐树说：“这棵树是1935年栽的。那年‘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几个幸存下来的党员就是在这棵树下重新接上头、恢复组织关系的。”

他说得平静，我却听得心头发紧。

“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娃娃兵，最小的才十三岁。”老人的话让我心里发酸。十三岁，现在的孩子还在上初中预备班，当年文登营小学的学生已经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上了战场。他们中的许多人，再也没回来。

袁波对这里非常熟悉，建立文登营小学纪念馆时费尽了他的心血，因为于烺就是他的亲姥爷。

于烺这个名字，我在写作《吕其恩传》初期，对于出现的这个名字，我并没有在意，但随着对胶东革命历史的深入挖掘，发现胶东党和武装由衰到盛的这条主线上，于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于烺，字炳斋，1903 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大水泊河北村。在烟台省立八中读书期间，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后转到济南私立正谊中学续读。1922年毕业回乡后，于烺一直在为他的教育救国梦耕耘着。他先是受聘于威海金线顶小学，6年后被聘为高村仰寿小学校长，1932年秋，任大水泊启民小学校长。此时，受中共党员王翼之影响，于烺开办夜校，教唱救亡歌曲，创作排演“文明戏”，宣传革命。于烺在担任文登营小学校长期间，正值一一•四暴动失败，白色恐怖笼罩胶东大地，许多共产党人被迫远走他乡。在那个黑云压城的年代，他聘用了共产党员王台、张玉华等来学校任教，开展党的地下活动，文登营小学成了一所“红色学校”，成为共产党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重要阵地。为胶东抗日武装举行天福山起义、威海起义，于烺散尽家财，招兵买马，为蓬黄掖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担任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期间，于烺为党的抗日活动、为掖县百姓福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胶东革命初期启动和发展壮大，功不可没。

从内心讲，我十分敬佩胶东这位闻名遐迩的抗战英雄，曾专门写了《胶东功勋于烺之死》的文章，创作了《赤子于烺 英耀胶东》的歌曲，歌词的最后写到：“岁月留忠痕，英魂永徜徉，赤子于烺，万古永流芳。”表达了我崇敬的心情。

经过修复，现在的旧址复原于烺校长办公室、教师办公室和教室，加上三个展室的设置，等于把文登营小学的红色脉络做了一次完整的空间叙事：从办学现场（教室里的旧课桌椅、历任地下党员校长的照片）到人物专题（于烺、张玉华），再到整体历程（红色历程展室），层层递进，展示了“红色小学”的非凡岁月。

离开文登营村时，我在上车前回头望了一眼，几名素不相识的村民朝我们挥手。随着文登营小学那座灰砖院落渐渐模糊，我感觉这里像一本合上的书。但这一次，我翻过了里面的几页，还没有读完。

四、仰望天福山

第二天上午，从文登区内出发，准备到天福山参观。

王翼之烈士的孙子王善胜早早把车开到宾馆楼下，拉着我们先行来到市区内以于烺、王翼之等烈士命名公园进行了献花、祭拜，而后车往东南方向开，大约30分钟后，到达天福山。

清晨的天福山，空气里满是肃穆与安宁。这里是胶东革命发源地，苍松翠柏掩映间，藏着这片土地最炽热的红色记忆。远远地，隔着车窗就能看见——山顶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身通体灰白色花岗岩，正面镌刻着“天福山起义纪念碑”七个大字，这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纪念碑后方，一面巨大的红色旗帜雕塑迎风展开，像一团不灭的火焰烧在青山之上。

1937年12月24日。这个日子，虽然只是一串数字。但站在山脚下，想起那天在这里发生的事件，它突然有了温度。

那天凌晨，理琪、吕其恩（吕志恒）、于烺、柳运光、宋澄、张修己、张修竹等二十多位共产党人，从于烺家里出发，悄悄登上天福山，在玉皇庙前的空地上集结。山顶上有座玉皇庙，是起义的指挥部。此时正值冬至时节，外面飘起了大雪。他们当中有人穿着长衫，有人穿着粗布短褂，有人腰里别着驳壳枪，有人只带了一把大刀。天还没亮，寒风凛冽，那一刻他们大概感觉不到冷。八十多个人，三四十支枪，面对的是整个胶东的日伪军。他们不是不知道胜算几何，但他们还是上了山。他们在大旗前庄严宣誓，宣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地区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就是这个火种，后来发展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再后来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也就是后来的27军，长津湖战役中让美军陆战一师刻骨铭心的那支部队。

天福山起义后，根据中共胶东特委的统一部署，威海、黄县、蓬莱、莱阳、牟平、荣成、即墨、福山、栖霞等县相继举行了10余次起义。随着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的西进，这些起义队伍纷纷编入旗下。天福山起义遂成为胶东最具有代表性的起义，并被列为山东十大抗日武装起义之一。

对天福山起义我曾专门做过研究，也对一些观点进行过驳斥，因此对于起义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十分熟知。

在天福山，我们特地祭拜了于烺、柳运光、于得水、刘振华、菊文仪、刘中华等胶东英烈的坟墓。苍松环绕，芳草萋萋，一方方墓碑静默伫立，无声诉说着先辈们舍生取义、以身许国的赤诚。他们曾以血肉为盾、以信仰为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挺身而出，奔走救国、奋勇杀敌，将青春与热血永远镌刻在胶东大地。伫立静默、躬身致敬，山风簌簌，似是岁月回响，亦是英魂低语，让人满心敬畏，深知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皆由先辈负重前行而来。

走进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泛黄的史料、斑驳的物件，向我们娓娓道来烽火岁月里的热血与坚守；红色胶东展馆中，波澜壮阔的革命长卷徐徐铺展，脚步所至，皆是滚烫的红色记忆；目光所及，尽是不屈的民族脊梁。

在红色胶东革命纪念馆里，一件件承载历史记忆的文物、一份份珍贵的文献资料、一幕幕生动还原的影像场景，全景式展现了胶东革命的光辉历程，生动镌刻下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英勇事迹。

在天福山起义竖旗遗址前，我们停了最久。那面旗子当年是于烺的妻子用红被面缝的，没有党徽，没有标准尺寸，就是一块红布，缝上几个歪歪扭扭的白字。但就是这面旗子，在天福山的风雪里升起来的时候，胶东的天就亮了。

回去的路上，车里很安静。窗外的山渐渐远了，纪念碑的轮廓缩成一个灰色的点，最后被山脊线吞没。这一刻，我想起纪念馆墙上刻着的一串名字——天福山起义中牺牲的烈士，密密麻麻，有些名字后面只有生年，没有卒年，因为没人知道他们死在哪一天、埋在哪座山里。

车快要开进文登城区的时候，阳光正好穿过云层洒下来。王善胜把车窗摇下一条缝，风灌进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燥气息。我想，1937年的那个雪天，风大概也是从同一个方向吹来的吧。只是那时候，风里是硝烟和血的味道；而现在，风里只有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早餐店的蒸汽、学校的铃声、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这大概就是他们当年想看到的样子。

当天下午，经王善胜提议，我们来到王翼之烈士的故居。

王翼之是威海籍最早的共产党员，威海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播火者，是威海受党组织派遣最早赴苏联学习的留学生，是潍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发起人。开国将军张玉华曾动情地回忆说，自己10岁就认识他，曾先后三次从教于他。他不但是自己的文化老师，而且是自己的革命思想启蒙老师。对于王翼之执行军事任务不幸遇难。

王善胜的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当时到底是不是自己队伍里的某个人，从背后刺杀了王翼之。对这个问题，我相信王善胜的疑惑不是凭空而来。

王翼之烈士的故居位于文登区大水泊镇辛庄头村，是一间古朴幽静的传统民房。20世纪初，王翼之曾在这座院落里生活、教书和工作，也是王翼之的出生地，见证了青年王翼之的不懈追求与艰苦奋斗历程。

尽管这里保留了历史风貌，但还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我想，如果政府部门或党史研究部门能够出资，对房屋的结构进行修复，在这里建立一个王翼之烈士纪念馆，不但为党员干部提供了红色教育的场所，也能够促进地方文旅事业的发展。这对威海最早的共产党员、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播火者是一个最好的纪念。

五、匆匆之外的沉甸

9月5日、6日，两日光阴，尽数留给文脉悠长、热血滚烫的文登。我怀揣一腔崇敬，寻访革命旧址、溯源红色文脉、拜谒先辈英魂。一路行走，一路回望，每一处旧址展馆、每一方水土风物，都藏着胶东大地生生不息的红色信仰与岁月荣光。

在去往其它城市的旅程中，我想起文登营小学的那棵老槐树，想起墙上的锅灰标语，想起十三岁的娃娃兵，想起胶东儿女在天福山寒风中举起的那面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文登——不，就是中国无数个普通县城里藏着的那种力量：在最平凡的泥土里，在最安静的日子里，在最不起眼的角落中，埋着最硬的骨头。

据文登党史研究人员介绍，胶东在册烈士达7万多名，占全省三分之一。其中，文登有烈士7900名，是全省烈士最多的县。文登现有27处革命遗址、494处革命文物，建成了20个红色展馆、13个红色主题公园。

那些来不及细读的碑文、来不及走进的展厅、来不及踏遍的山道，都成了此行未尽的念想——文登的红色，不是走马观花能读完的，它要你慢下来，蹲下身，一块砖一块砖地去辨认。

而我，终究是欠了它一次郑重其事的拜访。

文登，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