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慈寺为何又称太子寺？玄奘真是在这里修行剃度吗？
大慈寺是成都最著名的古寺之一，位于市中心繁华的太古里街区，相传始建于魏晋，极盛于唐宋，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曾经是成都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距今已有1600多年。
成都大慈寺
如此悠久的古寺自然流传许多“逸闻掌故”，比如“唐僧”玄奘大师在西行取经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在大慈寺正式受戒剃度，然后才有游历四方和去天竺印证佛学源头的宏伟理想。再如成都的民间过去对大慈寺另有一个称呼——“太子寺”，究竟是方言误传的谐音还是真和历史上某个太子有关呢？
一、玄奘到底在成都何处修行？
玄奘的俗名叫陈袆（另一说法是陈祎，前者可能性更高，见《玄奘俗名小考》等相关论文 《咬文嚼字》2008年第5期），出生年份其实并不确定，只能大致推断是隋炀帝杨广在位时期。父亲陈慧在隋朝初年曾当过江陵县令，家境算是普通。
陈袆之所以会为僧，从大背景说，南北朝到隋朝无不崇佛，隋文帝杨坚据说出生和幼年都在佛寺，隋炀帝杨广在江南还拜天台宗高僧智顗为师，佛门地位和吸纳众多极有才学的人出家修行已形成了浓厚的社会风气。
从小背景说与他的二哥陈素有关。陈素也是年纪轻轻就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学问深厚，人称长捷法师。陈袆自幼跟陈素在净土寺做小沙弥五年，深受兄长的影响。
因隋炀帝后期各地义军风起，洛阳在王世充占据之下受到滋扰，长捷出于避祸，也出于求学的念头，听闻几位同乡高僧都聚集在成都佛寺，就带着十五六岁的玄奘千里迢迢到蜀中成都，时间大约是唐朝刚建立的武德元年左右（618年），当时成都确实已经有大慈寺，可还算不上什么著名寺庙。
成都重建的摩诃池，与历史上所记面貌完全无关
成都在隋朝时归蜀王杨秀坐镇，兼益州刺史和总管，都督巴蜀二十四州军事。他是杨广的三弟，也是崇佛者，在成都有二十来年，做出许多贡献，只是后世对他提到并不多。
最重要的大事首先是扩大成都格局，没有杨秀的经营，唐代“扬一益二”的繁盛恐怕很难形成。其次著名的摩诃池、散花楼也是杨秀王府的配套景点，只不过当时被批评奢靡，成为招来祸事的“罪名”。再者，杨秀也在成都大兴法会，请僧侣探讨学问；同时大建佛寺，据说文殊院最早前身信相寺就是当时出现。
所以长捷在洛阳听闻许多高僧聚集成都，互相增进学问，也十分向往，就带玄奘来此，往各家寺庙拜访高僧，印证探讨，见记载的有宝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进步很快，据说随宝暹学《摄大乘论》，随道基学《毗昙》，随智震学《迦延》。然后约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大慈寺的东律院正式受戒并坐夏学律。
玄奘在成都究通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佛寺讲经，初步显现一代高僧风采，也表现出青年学者的睿智和广博。但他并不以此感到满足，对各家学说的好奇和疑惑，最终促使他泛舟三峡，取道荆州再回长安，开启想要赴西天取经证道的壮举。
《西游记》中的玄奘形象深入人心
千百年来，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说法广为流传，但可能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如前提及，大慈寺虽然古老，可始建年代很难说清。据宋代编撰的佛门史料《五灯会元》所载，是来自天竺印度的僧人宝掌“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时间约四世纪中期，但这属于“传说逸闻”，不一定可信。而最初的寺庙名称也不可考证。因大慈寺实际得名来自唐玄宗入蜀避乱，名字是天子赐名的“敕建大圣慈寺”。
二、空慧寺、多宝寺与玄奘兄弟的隐秘关系
若回溯武德元年，玄奘与长捷初到成都之际，并没有到城中的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这一细节出自慧立和彦悰为玄奘所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一卷，“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法师兄因住空慧寺，亦丰神朗俊，体状魁杰，有类于父。”尽管这本传记有许多小说笔法，记录也非全部真实，但许多关于玄奘的生平经历还是被研究者重视。
《法师传》开篇同样提到西蜀佛门兴盛，追忆南朝以来成都佛寺发展很快，才能吸引各处高僧汇聚，所以他们兄弟也慕名而来。当时玄奘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小沙弥，《法师传》添加一些夸张修饰，形容玄奘有如天才，引起蜀中不少僧人惊叹。毕竟玄奘尚属“应法沙弥”阶段，还不具备资格独行法事，照规矩是跟着哥哥长捷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时常跟随去其他寺庙拜访学习。也许空慧寺后来消亡，玄奘兄弟与空慧寺的渊源才不被重视。
《三藏法师传》是有小说色彩的传记文学
空慧寺位于西郊某处（或偏南，具体位置有争议），今天已不可考证。以史料记载，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石犀寺最早并不是佛寺，主要留存李冰治水时凿刻镇水的石犀牛。南朝萧梁武陵王萧纪（著名痴迷崇佛的萧衍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才改建为佛寺，当时叫龙渊寺。
据唐代道宣《续高僧传》记载，萧纪专门从洛阳请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陈氏，为颍川陈太丘之后，与玄奘兄弟属于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诸寺讲论，开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后，因避讳李渊的名字改名空慧寺。因为空慧寺的兴盛与玄奘兄弟有渊源，所以入蜀以后专门前往那里瞻仰，也顺便居住在空慧寺。
《续高僧传·玄奘传》还记载：“晚与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长捷法师在空慧寺中开法筵讲席，“凡讲《盘经》《摄大乘论》、《阿昙》、兼通《书》《尚书》、《传》（春秋三传），尤善《老》（《道德经》）、《庄》（《庄子》）长捷法师的讲筵法席“为蜀人所慕”。当时僧官“总管酂公特所钦重”。
唐初时大慈寺还没有后来的名气，佛门地位远不如空慧寺，以长捷、玄奘与空慧寺的乡土关系，寄居修行于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过空慧寺一度毁于会昌时期，唐宣宗即位重建，改名圣寿寺。
成都大慈寺
北宋人吴师孟《大中祥符禅院记》与南宋冯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并阁记》记述了圣寿寺规模，大略谓寺院占地七顷，共三十院，一度媲美大圣慈寺。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观音像一尊，历经五年方完工，是迄今为止成都市最大的观音像。由于空慧寺名称已不再使用，加上宋末成都几乎全城被毁，从此彻底淹没。
空慧寺的具体位置历来有争议。据清朝一些史料认为，年羹尧于康熙末雍正初在原来空慧寺、圣寿寺的位置改建了将军衙门，那么推断当是成都市金河街、东西胜街及将军衙门一带，这一说法可参见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祁和晖《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习研究》的考证。（《西南民族大学》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总第208期）。
但另有说法是偏南的文庙街一带，前有唐代古籍《续高僧传》点明玄奘“晚与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方位指出是偏南，至少对成都旧城属于西南方向。如袁庭栋的《成都街巷志》一书中就在介绍文庙街时提到过空慧寺的情况。
事实上，空慧寺的名声虽然在隋唐时很大，但玄奘本人可能也并没有与哥哥长捷住在一起，至少没有跟随住的太久。《法师传》写明“法师兄因住空慧寺”，而《续高僧传》虽支持说玄奘与长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学修行可能还另有别处，更重要的是玄奘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玄奘拜访求学的多位高僧以及虔心修行的所在应是多宝寺。这也是一座名寺，由晋朝宝掌禅师兴建（就是《五灯会元》传说建大慈寺的那位天竺高僧），多宝寺位于东城外僻静所在，玄奘和长捷都是一心向学之人，两兄弟分别居住更有利于各自修行，这比较符合研究学问的实际，这是其一。
多宝寺聚集高僧很多，如道因法师年长玄奘约十五岁，同样是玄奘的河南家乡人，俗姓侯。多年以后玄奘从天竺归来，道因法师还被请到长安与玄奘一起翻译经书，两人交情极好。据《大宋高僧传》记载，玄奘请教学习的宝暹、道基两位当时也在多宝寺，更加印证玄奘修行求学应是多宝寺，这是其二。
玄奘的画像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理据，多宝寺虽然位于成都东郊外，可在城内设有戒律院，正好与大慈寺毗邻。玄奘正式受戒剃度恰恰符合该寺背景，同时可以与大慈寺联系起来。因唐朝中期的大慈寺得到玄宗下旨扩建，吞并了原多宝寺的戒律院，所以演变为大慈寺的东律院和西律院（东律院原属多宝寺，靠近如今府南河一边），这才造成后人误认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后来演变为玄奘在成都一直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实上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很大差别。
成都的多宝寺当年高僧云集，还有戒律院，规模说来也很大。而空慧寺虽然也声名远播，但受戒条件似乎还不够。关于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断可见四川文史馆冯修齐《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论》（《西华大学学报》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学佺所著《蜀中名胜记》也记载，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空慧寺获得敕建佛塔，当时该寺获得受戒者才700人，这时已距离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由此可推测，空慧寺在唐朝初年应该还不具备剃度条件。
综合史料判断，玄奘当年是在成都多宝寺修行五年并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与大慈寺的流传演结合起来，应是符合实际的。
三、为什么成都民间称大慈寺为太子寺？
如前所述，大慈寺的最初来历其实缺乏资料，只能推断寺庙形成大概是南朝到隋朝期间。真正脱颖而出是唐玄宗入蜀避难，不仅曾在此停留居住，还赐名“敕建大圣慈寺”进行扩建，奠定该寺成为唐宋年间成都第一大寺的辉煌。而且民间从此一直流传别称“太子寺”，是不是和唐朝某个太子有关呢？
天宝十四载（755年）末，安禄山在北方起兵，然后迅速南下，造成朝廷手忙脚乱的糟糕局面。据说唐玄宗来到成都以后，偶然见大慈寺僧人英干在街头施粥，救济穷困百姓，令玄宗十分感触。年届七旬的玄宗在逃难过程中亲身经历过吃不上饭，忍饥挨饿，反受百姓救济的尴尬境地。
影视剧中的唐玄宗形象
唐玄宗随后询问僧人，得知旧交无相禅师在成都，就派人请无相到大慈寺叙旧，决定要褒奖大慈寺僧人的善举，当即赐田一千亩，敕书匾额，让无相来主持扩建大慈寺。因无相先后建造过多家寺庙，有名者如净众寺（无相就居于净众寺）、菩提寺等。
经过无相禅师的规划和设计，扩建的大慈寺完成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而无相大约在几年后就圆寂。如前所述，大慈寺的这次扩建就吞并了东面原多宝寺地盘，还有许多周遭原来毗邻的坊里土地。但无相禅师的扩建并没有形成大慈寺所谓九十六院八千房屋的规模，此后唐德宗时期韦皋坐镇成都，还有过第二次扩建，才达到大慈寺的鼎盛。
会昌年间，武宗打击天下佛寺，因大慈寺曾有唐玄宗临时居住，还为此御笔题额，故“不在除毁之例”，是成都几乎唯一保存下来的佛寺。因此，不光大慈寺是唐代后期最为繁荣，到宋代也维持着长期兴盛。
该寺规模最大的时候从今天的位置可以东至府南河边，南至镋钯街（为寺院外空地，后来流传为僧众习武健身的所在，以至于清代得名镋钯街），西至盐市口街区全归大慈寺所有，为成都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大寺庙。
唐宋大寺历来不仅是佛事兴旺，其实还是各种娱乐活动和商贾贸易聚集之地（正如宋代汴京的商业娱乐围绕大相国寺，南宋临安又围绕灵隐寺），所以成都核心商圈会从唐宋代以后一直围绕着大慈寺发展，甚至持续到今天，这有着伴随大慈寺长达千年的历史积淀。
镋钯街历史上属于大慈寺院外的空地
成都民间习惯把大慈寺称太子寺也是从唐玄宗让无相禅师开始扩建就有真实的历史渊源。这个“太子”并非唐朝某个太子，是指主持扩建大慈寺的无相禅师，他的俗家身份正是新罗的王子。
无相禅师（约683-762年），民间有时称”金和尚“，据说是新罗圣德王金兴光的第三子。但对照新罗历史，无相感觉不可能是金兴光的王子。若说金兴光之父金政明之子或还可信。因为金理洪、金兴光等继承王位的王子都为神穆王后所生，年纪应比无相禅师略小几岁。
金政明之前另一夫人金氏，其父金钦突曾叛乱，这位夫人受连累被驱逐，不久便死。若无相真出自新罗王室，那么或许当是金政明驱逐的夫人所生。因母亲家族之事从小看破俗世，立志出家修行，甚至远离乡土前往唐朝，似乎有点后世流传“聪明的一休”的身世雏形。
金政明是唐高宗、武后年间的新罗王。唐玄宗在位前期就是金兴光在位，年纪大约小唐玄宗五六岁，他的本名也叫隆基，继位的时候是武则天所封，后来为避讳就改名兴光，在位长达三十五年，于开元二十五年身故。由次子金承庆继位当了五年王，没有子嗣，再由同母弟金宪英继位，一直到唐代宗继位，从金兴光到金宪英要算新罗和唐朝关系最好的阶段。
新罗出于北面高句丽与隋唐长期对抗，自身悄悄开疆拓土，面上对隋唐非常尊重，攀附结盟。唐军渡海征服高句丽时，新罗吞并百济后也试图北扩蚕食高句丽故地，与唐军同样有过冲突，但总体是维持友好关系。
唐朝的外邦臣属中，对新罗一直都算最为推崇，每年在长安或洛阳举行朝贺仪式都把新罗使者放在第一的位置，为此还发生其他使者不服排名顺序引起争执的事，比如天宝年间有日本使者表达抗议，后来还有渤海使者也向唐朝提出抗议，可见《新旧唐书》、《唐会要》以及日本史书的记载。
无相禅师画像
尤其到金宪英时期，完全学习三省六部的方式进行官职调整，还把新罗所有州和一些地方都采用汉名。唐玄宗前往成都避难时，金宪英闻知消息还特遣使前往问候，唐玄宗既感动又欢喜，还为此赋诗赠送金宪英，记录于《三国史记》。
正因为新罗金氏家族的渊源，加上无相禅师就在唐玄宗身边，所以成为唐玄宗和新罗关系的一条纽带。但正如笔者所梳理，无相在金氏家族的身份其实还是存在争议，可他与唐玄宗的交往事迹却见于记载，并不完全是传说故事。
四 无相禅师和唐朝禅宗的渊源
无相禅师之所以来唐朝修行，与玄奘早年事迹一样有修饰的成分。比如说无相在家族中支持妹妹崇佛，当时金政明要为女儿安排亲事，小妹不愿嫁人，态度非常坚决，用刀割面毁容，然后成为比丘尼。无相为此受到激励，也表示不愿留在王家，就在新罗为僧。开元十六年（728年）“浮海西渡”，来到向往的唐朝长安交流和学佛。
无相的身份特殊，唐玄宗特意召见款待，将他编籍于禅定寺住了一段时间。无相向往在高宗武后时期繁荣起来的禅宗，往南来到资州德纯寺（今四川资中市宁国寺），一心想参拜得到传说中禅宗宝物木棉袈裟的智诜禅师，其实智诜禅师早已不在，当时是弟子处寂在主持。
根据争夺禅宗法衣改编的电影《木棉袈裟》
智诜禅师过去曾跟随玄奘修行，后投拜弘忍大师成为禅宗一代高僧，与神秀、慧能等同辈齐名。只不过，智诜在四川形成的禅宗既不是神秀的北派，也不是慧能的南派，后来称为剑南禅派。
《历代法宝记》中说，木棉袈裟是达摩祖师带来中土弘扬佛法的信物，原本是五祖弘忍传给著名的六祖慧能所有。论年纪，慧能比神秀、智诜小三十来岁，属于晚辈。由于开创南方禅宗时屡遭争夺和劫难，最后袈裟归武则天收入宫中供奉（因慧能不愿受朝廷征召，称病重不能行，交出法衣避祸，就此脱离俗世专心修行）。
武则天为延续禅宗，决定从弘忍大师的其他弟子中精心挑选，最后选定智诜获传法衣，赐号“国大禅师”。他从洛阳回到蜀中不久圆寂，又传给弟子处寂禅师。
处寂是绵州浮县人（今涪城区高水镇），十岁丧父就出家修行，身世贫寒（也有美化家世认为是读书人家），也曾各处拜访修行，后来拜入智诜门下，然后得以传授法衣。
木棉袈裟所在的德纯寺，今资中宁国寺，可见对联所记师徒传承
起初处寂也没有对这个从新罗来的僧人有什么兴趣，无相为表修禅的决心，也不亚于妹妹当年，他当着处寂的面用火烧手，处寂见他意志果决，才收为弟子，取法名“无相”。
无相当然极有天赋，最后处寂传授著名的袈裟法衣，他的修行已经在蜀中一些僧侣中产生影响，比如禅宗八祖之称的道一禅师就前来拜其为师。道一为汉州什方县人（今什邡县马祖镇），俗姓马，民间称马祖道一。
在当地罗汉寺出家为僧，该寺后有“西蜀佛都”之称，为禅宗临济宗主庙。道一追随无相修行约五年，又去南岳衡山拜访慧能的弟子怀让禅师（即七祖）修习十年继承衣钵，开辟洪州宗，成为禅宗八祖，使江西成为南方禅宗核心，一直绵延后世。
天宝元年（742年），章仇兼琼在剑南节度使任上听闻新罗高僧在蜀中修行，且获传木棉袈裟，就将无相禅师请到成都开示禅法，十分隆重，影响渐渐传开。
章仇兼琼本人极为崇佛，来蜀中不久做了一件扬名后世的大事，捐出他积攒的俸禄二十万钱，恢复刚建造几年就停工的乐山大佛。很多宣传大佛历史的资料都认为，海通大师圆寂（据说终于开元二十年或接近二十年），大佛修到肩部就此停下工程，从历史而言应不可信。
唐玄宗继位不久的开元三年（715年）颁过一道重要诏命：严禁弥勒崇拜。当年武则天就称弥勒降世，容易被利用对朝廷形成威胁。乐山大佛是众所周知的弥勒像，海通要开凿弥勒来祝祷避免江水为祸，希望蜀中民生安定，其实正体现武后年间这股崇拜的风靡和民间的影响力。
海通开建大佛是开元元年，历来传说筹款很困难，且大佛建造的构思和准备都需要时间，要说三年多就修到肩部，或者海通等僧人工匠敢无视诏命一直开工建造弥勒像，都不符合现实条件。应该是开元三年顶多四年就停了，为此海通大师才会遗憾，然后十来年都不能完成心愿导致郁郁而终。
凌云寺乐山大佛
这件事对崇佛的章仇兼琼很有感触，他来到成都已经是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发愿要完成海通大师的事业（章仇兼琼到天宝五年调任回长安，大佛工程不久钱花完又一次停工），也可见章仇兼琼为何能对无相等高僧这么敬重。
当时，无相禅师的子侄金宪英在新罗继承王位已十来年，听闻无相出身王室，在唐朝名声很大，传说派秘密刺客万里迢迢来谋害他。只不过无相身边有人保护，刺客没有成功。
因为历来传说无相是金兴光之子，所以金宪英派刺客的原因是无相名望显赫，害怕得到唐朝器重，送回新罗继承王位。可如笔者分析，无相如真是金氏成员，那与金兴光才是同辈，他已经是高僧大德，会觊觎子侄王位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不排除金宪英相距中土千山万水，内心对此会有担忧。假如能相信这种野史桥段，新罗刺客并非单纯对付无相，其实也有要抢木棉袈裟法衣的动机，这一事迹见于宋代《高僧传》中，所以木棉袈裟为何名气那么大，对其神话从古代就开始了，甚至连远在海外的新罗都牵涉其中。
无相到成都以后就住在他改建的净众寺，经常举办讲经活动，也经常接济穷苦人，受百姓称赞。净众寺也是四川最古老的寺庙之一，据说在东汉后期就有草创，至少魏晋时就以安浦寺的名字出现。位于今成都市通锦路附近，旧址大约属于中铁二院和西体体育场范围。
唐代经无相重修后改名为净众寺，宋代又改名净因寺，据说这里也是四川历史上生产交子的地址之一（如前所述，唐宋重要的寺庙历来是民间娱乐活动和经商贸易的中心）。元明改名万福寺，清代重建再改为万佛寺，后来出土部分石刻是成都历史上最重要的石刻造像，其中推断南朝时期的少量石刻是仅存的南朝精品。
无相作为唐代禅宗的重要人物，他领悟创立的禅法与智诜、处寂又颇有不同，成为剑南禅派中著名的“保唐禅法”。他的重要弟子除了离开蜀中另有巨大成就的马祖道一外，继承衣钵的是无住，发扬无相的学说，成为唐代中后期很有影响的一个禅宗分支，以至于流传所谓的“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的巨大声誉。
完成大慈寺第二轮扩建的韦皋
另外，无相喜欢饮茶。据《封氏闻见记》说，开元年间，泰山有僧大兴禅教，学禅首先要夜里不睡眠，因此禅徒都煮茶驱睡。后来俗人也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朝中期写出著名《茶经》的陆羽正是多年生活在寺院，偏偏也把写茶的书叫“茶经”，正说明茶和佛寺的独特渊源。
无相禅师所在四川不无凑巧，也是生产茶的主要地区，由他独创一种“无相禅茶”之法，后来还流传到了新罗，至今为韩国继承。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无相在成都大慈寺圆寂，享年也有些争议，有说八十，有说七十七。
晚唐诗人李商隐《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并序》中以益州无相大师、保唐无住大师、洪州道一大师、西堂智藏大师为“四证”， 推无相为第一证。前三位皆有师徒关系，最后一个西堂智藏又是道一的徒弟，可见无相在唐代南方禅法的地位。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既有诗文才华又有武将风范的韦皋在西川节度使任上再次扩修大慈寺，就此达到极盛的局面。为此，还另开凿一条玉溪流经寺前，使附近环境更趋完美，成为唐宋时代的文化胜地。
这一年，韦皋迎接骠国王雍羌派出弟弟舒难陀带领的使团到长安献乐舞，在成都先一步见识到骠国乐舞、乐器的风采。如后世所知，骠国也是崇佛之地，其舞乐都深受佛家文化影响，韦皋命人记录和绘图，随使团一并献给朝廷，成为一件中外文化交往的大事。
以骠国献乐为背景的电视剧《舞乐传奇》
正因韦皋也是崇佛者，加上他到西蜀坐镇长达二十一年，正好是他接棒章仇兼琼，最终完成乐山大佛的修建，时间凑巧是扩建大慈寺不久（803年），他还亲自写了《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刻在佛像右侧的山崖石壁，讲述这段传奇和壮举。两年后，韦皋在成都意外“暴卒”（死的很突然），年六十一岁。
经过韦皋进一步扩建完善，大慈寺的讲场每每号称有万人听经。据说每年定期举办的讲座活动多达七十余场，巴蜀各地僧尼沙弥、文人雅士、布衣百姓纷纷前来交流学习，推广佛事。后来，五代十国的前蜀王建就经常入寺听经，可证大慈寺在历史上有多么辉煌。
因为唐代无相禅师和大慈寺的一段奇特渊源，一直代代相传在成都老百姓的口头，只不过伴随历史浮沉，这个新罗王子和大慈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却很少再为人们了解，以至后来会被一些人觉得只是谐音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