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园中心，藏着一座有些神秘的园子。若循着门牌细看，你会遇见一串熟悉的名字：吴文藻、朱光潜、冯友兰、王力、马寅初……许多课本上的大先生，都曾在这里生活。这里就是燕南园。

“大师不一定都住在燕南园，但在燕南园住的都是大师。”

在教师节的今天，不妨把目光投向这些先生生活过的地方，既追忆他们的生活点滴，更追寻他们在学术道路上的坚守、在时代风云中的担当，以及贯穿一生的精神风骨。

燕南园获评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

在《燕南园前世今生》中，出生于燕南园的徐泓老师钩沉史料、多方考证，并结合近三十位燕南园子弟的讲述，写尽北大几代学人的风骨与岁月。

17栋百年小楼藏大师风骨

燕南园里读懂北大精神

这个教师节，我们也从一扇家门、一个门牌开始，走近这些先生们。

1 63号｜马寅初

我得给青年人树一个榜样

马寅初到北大之后，工作日里住在燕南园63号。1951年，七十岁的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十年计划：头四年学习俄文，后六年写书。这间书房见证了他的勤勉，也见证了他在风雨中的坚守。

马寅初肖像，1925年

1959年，对马寅初的围攻开始了。一日之间，近万张大字报贴满北大校园，甚至贴进燕南园63号的院子、书房和卧室。起初，他还以为是善意的批评，让秘书到校园各处抄录大字报，送给他看。但大字报越来越多，抄不胜抄，而且调门越来越高。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大饭厅作关于人口问题的报告。

据当年参加批判会的学生回忆，面对发言批判他的学生和青年教师，马寅初从容地说：“你们还年轻，有许多事你们不了解……你们将来会明白的，我不怪你们。”

对于劝他认错的意见，他说：“这次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不能认错，因为没有错。我是慎重研究得出的看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追求的是真理，是为国家好。”他还说：“我得给青年人树一个榜样，坚持真理的榜样，独立思考的榜样。”

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设》的一则附言中，他向北大学生呼吁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他说：“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用行动来教育学生。”

这份担当也体现在对同事的保护上。张友仁回忆，《新人口论》遭到大规模批判后，马寅初独自承担全部责任，没有牵连任何人。

马寅初所撰《人口论》手稿

2 66号｜吴文藻、冰心夫妇

他把更多心思，花在了学生身上

1929年，校方拨给吴文藻夫妇的66号楼当时还在施工。两人在西山古刹大觉寺度过新婚之夜。两天后回到学校，还是各回各的宿舍。直到暑假过后，他们从南方老家度假归来，才住进刚竣工的燕南园66号。

吴文藻、冰心一家五口在燕南园66号门前

“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原来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用英语讲授。吴文藻接手后，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套中文教材，加入中国的案例和研究内容，每年还不断补充修改。

1930年，费孝通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堂课听到吴文藻用汉语普通话讲授，觉得是件“怪事”。后来，他逐渐理解了老师的用心，意识到这是“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

费孝通以“开风气、育人才”评价老师。吴文藻深知，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因此，除了提出方向性的主张，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

把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派出去，吴文藻用心用力。派哪个学生，去哪个国家，去哪个学校，拜谁为师，吸收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他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他说，花在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20世纪60年代，（左起）费孝通、孟吟、潘光旦和吴文藻合影。

在费孝通看来，老师“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是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3 66号｜朱光潜、奚今吾夫妇

重病之中，他仍要亲自核对几处资料

朱光潜原来住在燕东园桥东27号。1970年代中期，为了给新建的幼儿园腾地方，27号楼被征用，住户都搬出去了，朱家辗转了几处，最后落脚在燕南园66号。

1933年，朱光潜与夫人奚今吾在伦敦。

朱光潜终日伏案笔耕，在这栋小楼的书房里度过了最后的十年。起初书房在二楼，为了免去他每日爬楼的辛苦，后来搬至一楼。

宽大的书桌，堆满了书稿、笔记和资料。朱光潜校阅了近四百万字的译著和论著，其中有黑格尔的三卷四册《美学》、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以及《拉奥孔》《歌德谈话录》《西方美学史》和五卷《朱光潜美学文集》。80岁以后，他还出版了新著《美学拾穗集》和《谈美书简》。

工程最浩繁的还是翻译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巨著《新科学》。1984年春天，他完成此书翻译时，体重只剩35公斤。拿到校样，发现有几处需要查原始资料核对，已在重病中的老人，颤颤巍巍，手脚并用，爬着楼梯，执意亲自翻查二楼书架上的书。

朱光潜先生

1986年3月2日，早春少有的好天气，朱光潜到园中散步，他一生最爱的运动之一就是散步。谁料第二天他就因脑出血猝然昏迷，3月6日凌晨安详离去。

4 60号｜王力、夏蔚霞夫妇

八十四岁，动笔编一部“理想的字典”

据夏蔚霞回忆，王力一生多次调动工作，他们一共搬过22次家。1957年秋天，一家人迁入燕南园，最终在60号楼安下了家。

1936年，王力与夫人夏蔚霞在家门前。

屋里的家具都很简朴。王缉志说：“我们家最值钱的大概就是书了。”楼下餐厅周围以及父亲的书房里都摆满了书架，每个书架上的书都是两层，外面一层是常用的，里面那一层是不常看的。

二楼还有一间大约6平方米的小房间，那里的书架和书桌，也放满了中外典籍。王力称它为“工作间”，寒冷的冬天和平时的夜晚，他常常在这里写作。在王缉志的印象中：“父亲在家里就是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永远在那儿写东西。”

王力全家合影

1984年春天，在一楼的“龙虫并雕斋”，在二楼的“工作间”，84岁的王力动笔编撰一部他心目中“理想的字典”。诞生在抗战岁月里的这一夙愿，在王力心中已酝酿了近半个世纪。

早上8点进入书房，动手研墨，伏案笔耕8—10个小时，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推进。即使后来身体每况愈下，他每天也要工作五六个小时、写数百字。那时他视力已大不如前，备着好几个放大镜，一个不行，就换另一个，几乎伏在案上工作。

1986年，他因白血病住进医院，病床上还坚持编著这部字典，直至最后力不从心。这本字典最终由他的几位学生完成，王力手撰前四集，几位弟子续写后八集。为了纪念恩师，学生们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5 57号｜冯友兰、任载坤夫妇

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

1952年秋天，冯友兰一家从清华园搬入北大燕南园，1957年迁至57号。院里有三棵松树，他想起陶渊明的“抚孤松而盘桓”，说自家松树“较渊明犹多其二焉”，遂将小院命名为“三松堂”。

冯友兰在54号楼前，摄于1954年。

这座小院也见证了他思想道路上的曲折。1973年，为“批林批孔”成立的“梁效”写作组曾请他担任顾问。这段经历以及他在批孔运动中发表的文章、所写的“圣颂”诗，长期受到知识界的诟病。

冯友兰后来没有回避这些指责。他为不能做到“修辞立其诚”而自责，在《三松堂自序》中检讨：“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他也明确指出：“如果是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

1980—1990年，冯友兰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全身心投入《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这已是他此生第三次写中国哲学通史。年逾八旬，视力日渐衰退，这部154万字的著作，是他听助手念资料，自己重新独立研究，口授而成的。

冯友兰全家合影

在修订本自序中，他写道：“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

1990年7月16日，三松堂的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宗璞把第七册稿交到出版社。她写道：“父亲更是高兴，他终于写完了，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无需他人续补。”

这位老人的力气已经用尽了，两个月后就因肺炎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年初他住院时，就叮嘱过：“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11月26日夜晚，冯友兰那不停思索的大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最后几天，他用尽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经过时代与历史大浪淘沙，盖棺定论之际，对他的思想旅程有了一个新三阶段论的概括：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最终回归自我本真。学界也逐渐认同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评价：晚节善终、大节不亏。

6 58号｜汤用彤、张敬平夫妇

两万多字的论文，他读了几百种书

汤用彤讲课名气很大。在西南联大学生的印象中，他脚踏布鞋，身着布长衫，上课时提着一个旧布口袋，数年如此。

汤用彤肖像，1947年。

他的学生汪子嵩说：“汤先生学通中外，既能开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又能开西方哲学史的课程，而‘印度哲学史’一课，在联大一直是由汤先生讲授的。一位教授能兼开这样三种不同的哲学史课，除汤先生外我还不知有第二人。”

他上课时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他十分重视哲学家的原著，有时在课堂上提出某个问题，要学生自己去读书思考，寻求解决办法。当学生回答得不够满意时，他还会告诉学生应当到某章某节中去寻求答案。

汤一介说，父亲生前一直没有考虑出版《隋唐佛教史稿》，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病中的父亲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修改《隋唐佛教史稿》。

汤用彤全家合影，摄于58号前院，背景正是那道“空空墙”。

1956年，汤用彤在病情稍稍稳定后，就开始大量地阅读和隋唐佛教有关的书，留下了二十余本读佛藏和其他书的笔记。他终日手不释卷，写字不方便，就让别人代抄，他自己写评语和按语。

其中，《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两篇论文。虽然加起来也不过两万多字，但他阅读了几百种有关的书，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写成。这两篇论文都是为修改、补充《隋唐佛教史稿》中“佛教宗派”一章作准备的。

汤用彤先生1964年5月病逝。终因身体原因，没有完成他晚年一直想做的事。不过汉唐佛教史的主要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

这些故事，只是燕南园往事的一部分，这里还住过洪业、周培源、侯仁之、林庚等学人……一扇扇家门背后，是不同学科的开拓，也是一代知识分子与时代相交织的命运。

“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徐泓在《燕南园前世今生》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她循着17栋建筑的线索，从史料与后人的记忆中，追寻先生们的学术人生与精神求索。园子的修缮保护留住了建筑，这份追索与记录，则让后来的人有机会读懂建筑中的岁月。

教师节重读这些往事，我们看见先生们如何求知、如何育人，也看见他们经历的困顿、抉择与反思。时至今日，那份认真做学问、用心待后学的心意，仍能穿过小楼的门窗，抵达我们。

你还了解北大先辈的哪些故事？

TA的学术人生与精神求索对你有什么启发？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谁？

教师节你想对老师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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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将从中抽选2位幸运读者，

送出这本打捞燕南园往事和风骨的好书。

以燕南园17座小楼为叙事核心

讲述20世纪20年代以来园中的住户与岁月往事

吴文藻、冯友兰、汤用彤、马寅初、雷洁琼、洪业王力、周培源、江泽涵、饶毓泰、向达、林庚等

众多文、理科大家，曾在此居住、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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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燕南园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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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和治学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