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年，我又一次来到美国。这次与以往不同，不是公务出访，而是以退休人员的身份和太太两人私人到美国旅游。这次赴美旅游让我感到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急剧降温，人员往来的便利程度大打折扣。

先从办理签证说起吧。以往去美国驻华使馆面签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通过，但这次面签，签证官开门见山就说我是“共党”，所以只能给短期签证。而且，这还是因为我和家人一起去旅游，而我太太有美国十年签证的背景下，才给予我的“特殊照顾”，同时，也顺便把我太太入美的签证改成了一次性签证。足以证明现在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全面抵制乃至恐惧。在原计划中，我们还打算从美国前往加拿大旅游，结果材料报到加拿大使馆，索性就石沉大海，原定一个月之内可以拿到签证，但最终也没有发给签证。于是，我们计划中的北美两国行，变成了美国一国旅游，由于过去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到过美国，尽管是公干，但是还是看到了不少地方。这次旅游我们专门选择了过去没有去过的一些自然风光，也算是弥补过去的遗憾。

再说说入境吧。这次到美国，我们是从拉斯维加斯机场入境。没想到在入境时遇到了一点不大不小的麻烦，入境处的官员只把我们两人单独领到一个小房间里盘问，最后我们乘坐的这一架飞机的乘客中只有我们两人盘桓了一个多小时才总算离开，也算是一个插曲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人员的不信任。

可以说，这次赴美，从签证到入境，处处都能感受到一种紧绷的气氛。签证官直截了当地把政治标签贴上来，入境时被单独请到小房间里盘问一个多小时，这些经历放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虽然也讲安全审查，但总体上是开放的、友善的，至少表面上还维持着一种客气和体面。如今这种体面被撕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戒备和敌意。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时代转折的缩影。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拆解”的时代。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宏大，但落到普通人身上，就是出行变难了，交流变少了，信任变淡了。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把世界各国紧紧地咬合在一起。人员往来、资本流动、技术合作、文化交流，这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都在一道道无形的高墙面前减速甚至停滞。这道墙不是砖石砌成的，它是用恐惧、偏见和战略焦虑浇筑起来的。而墙的两边，一边是西方世界，一边是中国。

西方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紧张？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当一个曾经被视为落后、贫穷、需要被“帮助”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领域从跟跑变成并跑甚至领跑，西方人的心理落差是巨大的。这种落差转化为一种深层的不安，进而演变成恐惧。恐惧是一种很原始的情绪，它不需要逻辑，只需要一个足够大的“他者”形象。在西方媒体的叙事里，这个“他者”被塑造成了一个集权的、神秘的、具有威胁性的庞然大物。于是，抵制、打压、脱钩，就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我保护。

但问题是，这种恐惧和对抗，真的能让西方更安全吗？我看未必。历史反复告诉我们，隔绝和对抗从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会制造更多的误解和仇恨。当签证官因为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就缩短签证期限，当入境官员因为护照上的国籍就多盘问一个小时，他们以为自己在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是在切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理解和信任。国与国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的关系。当普通人之间的来往都被政治化和武器化，两国关系就只能剩下冷冰冰的博弈和算计，而没有了温度和弹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信息茧房的问题。很多西方人，包括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他们觉得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老百姓生活在压抑和匮乏之中。这种认知当然不是事实，但它在西方媒体的长期渲染下，变成了一种“常识”。西方媒体有其自身的立场和滤镜，它们喜欢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喜欢放大社会矛盾，喜欢把复杂的中国简化为一个专制符号。久而久之，西方民众就在这个信息茧房里形成了一套固化的偏见。他们看不到中国发达地区的现代化程度，看不到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改善，更看不到中国在科技、基建、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和进步。

要打破这个信息茧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交流。越是困难，越要交流。越是被猜忌，越要走出去。这不是什么高调的说辞，而是非常务实的判断。因为偏见最怕的就是事实，隔阂最怕的就是见面。当中国的年轻人走到纽约的街头、巴黎的咖啡馆、伦敦的书店，当美国的年轻人来到上海的陆家嘴、深圳的前海、成都的宽窄巷子，很多刻板印象自然就会瓦解。人是一种感官动物，亲眼所见的东西，远比任何媒体宣传都更有说服力。

当然，交流不是单向的。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也要让中国的年轻人看到真实的世界。这些年，网上的舆论环境有些让人担忧。一方面，确实有一些人对西方盲目崇拜，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当然是幼稚的。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的倾向，那就是盲目自大，觉得中国已经天下无敌，西方已经日薄西山，到处都是“厉害了”的论调。这两种心态，本质上都是缺乏对世界真实认知的表现。

年轻人尤其要警惕那些“国师”式的言论。这些人擅长用宏大的叙事包装简单的逻辑，用情绪化的语言替代理性的分析，把复杂的中外关系简化为“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他们告诉你西方已经衰落，告诉你中国可以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一套，告诉你对外交流是示弱、是吃亏。这种话听起来很解气，但经不起推敲。任何一个大国，如果脱离了世界体系，脱离了与先进文明的对话和学习，最终都会走向封闭和僵化。清朝的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人性的弱点、体制的惰性，这些东西是不会自动消失的。

所以我说，年轻人要“睁眼看世界”，更要“正眼看世界”。睁眼看世界，是要有勇气走出去，不坐井观天，不被网上的片面信息带着跑。正眼看世界，是要有平常心，既不自卑，也不自大，看到别人的长处，也看到别人的问题。美国有它的科技创新能力，有它的大学教育水平，有它的社会活力，这些是值得学习的。但美国也有它的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种族矛盾、贫富差距，这些问题同样真实而严重。欧洲有它的福利制度和文化积淀，但也有它的经济停滞和移民困境。日本有它的精致和秩序，但也有它的老龄化和低欲望社会。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也没有一种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抱着这种平视的态度，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全球化的退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这种环境下，谈交流是不是太理想化了？签证难办，入境受阻，技术封锁，经贸脱钩，大环境都在往下走，个人的努力能有多大作用？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我恰恰认为，越是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民间交流的价值就越凸显。官方关系可以冷，但民间不能断。政府之间可以吵架，但商人还要做生意，学生还要留学，游客还要观光，文化还要对话。这些看似微小的渠道，实际上是两国关系最后的缓冲带和修复阀。当官方话语充满火药味的时候，民间的善意和理解就显得尤为珍贵。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工程师，一个到中国旅游的退休老人，这些具体的人、具体的故事，往往比外交官的声明更能打动人心，更能改变认知。

再说回恐惧这件事。西方对中国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逻辑，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了解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样，很多中国人对西方的恐惧和敌意，也源于不了解。双方都在各自的叙事里把对方妖魔化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更多的人跨越那道无形的高墙，去亲眼看看对方的生活，去亲耳听听对方的声音。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事，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不开始做，那这道墙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厚，最终把两个世界彻底隔开。

说到底，全球化虽然遇到了挫折，但人类走向互联互通的大趋势是不会逆转的。技术在发展，信息在流动，人员的往来或许会变慢，但不可能完全停止。关键在于，我们这一代人要有一种历史的自觉，要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我们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也关乎两国关系的走向，关乎未来世界的格局。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是对抗还是对话，是偏见还是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写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行动上。

所以，尽管这次赴美遇到了种种不便，我还是觉得这一趟来得值。不是因为看到了多少风景，而是因为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感受到了寒意，也更坚定了交流的信念。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的退缩而变好，只会因为我们的参与而变得更有希望。老年人可以出来看看，年轻人更应该出来走走。不是为了证明谁比谁强，而是为了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制度的人，仍然可以坐在一张桌子上，心平气和地聊聊天，喝喝茶，交换一下对彼此的看法。这种能力，这种意愿，在这个“大拆解”的时代，可能比什么都珍贵。

未来的路还很长，墙或许会更高，风或许会更冷。但只要还有人愿意跨过高墙，愿意伸出手去触碰另一个世界，那么希望就还在。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一个普通人在经历了签证的刁难、入境的盘查之后，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世界很大，我们不能只活在一种叙事里。睁开眼睛，摆正心态，走出去，看一看，想一想，这比什么都重要。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下一代人能够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分裂、不那么恐惧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