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六点，韶山冲的雾还没散尽，毛泽东广场上已经有人蹲着摆花——不是景区安排的，是穿旧夹克的大哥、拎着编织袋的老太太、还有几个刚下长途大巴、鞋上沾着灰的年轻人。一束、两束、十几束……到九点，铜像基座前已叠成小山，黄菊、白菊、不知名的小野花混在一起，花瓣上还沾着露水。没人说话，只听见风过松林的声音，还有轮椅碾过青砖的轻微声响。

罗爷爷是八点二十到的。河南漯河来的，89岁，抗美援朝那会儿才十九，冻伤过脚趾，弹片擦过左耳廓，至今说话带点颤音。他没坐轮椅，也没让孙女扶，就自己攥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站在台阶底下仰头看了足足三分钟。台阶一共27级，他慢慢数，数到第七级时停了一下，伸手抹了把眼睛——不是哭，是风迷了眼。他后来跟旁边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说：“这台阶，跟当年平壤机场的坡儿差不多高。”

他不是第一次想来。六十三年前入党那天就在胸口贴过一张小像；八十年代单位发搪瓷缸，他特意挑印着韶山冲图案的；前年住院，输液管还没拔，还在问护士：“今年九月九，纪念堂放不放人？”旅行社拒了他两次，理由写得实在：“高龄独行，风险自担”。孙女最后是自己请了年假，凌晨四点从漯河出发，导航上显示车程七小时四十一分，实际开了八个多小时——中途在醴陵服务区，罗爷爷非要去买一包本地产的白沙烟，说“主席抽这个牌子”。

9月9日这个日子，真像一根看不见的线，串起他一生里最硬的几段骨头。1927年那天，他带着三个铁皮箱从长沙去铜鼓，箱子里装着油印机、两把手枪、一摞《湘江评论》；1945年那天，他在红岩村后院槐树下跟赫尔利谈了两小时，临走塞给对方一包茶叶，茶梗里夹着张纸条；1949年那天，他改第三遍《共同纲领》草案，铅笔断了三次，稿纸边角被指甲掐出月牙印；1971年那天，他咳着痰批完电报，右手抖得厉害，签字时把“毛”字最后一笔拉出半尺长。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北京。监测仪屏幕上的绿线，变成一道平直的灰线。当天深夜，天安门广场有人跪着磕头，额头撞在汉白玉栏杆上，咚一声闷响。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留白半版，没登照片，只印了十七个黑体字：“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五十年过去。罗爷爷把花放在铜像左脚边——那是他参军时站的位置。他敬礼时左肩明显比右肩高，因为朝鲜战场上受过伤。敬完礼，他掏出随身带的小铁盒，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七张存单，最早一张是1953年，户名写着“罗明远”，金额：人民币壹佰贰拾柒元整。他没说话，只是用拇指反复摩挲存单右下角那个红色的“中国人民银行”钢印。

广场南边银杏树下，有个穿校服的女生正用手机拍花海。她镜头晃了一下，正好框住罗爷爷转身的背影——驼着，但脊椎那条线，一直没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