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洪洞县贾村附近，南同蒲铁路西侧，有一处浓荫盖地、槐柳相间的树丛。每年，这里都游人不断，名声传遍五湖四海。
这里就是数不清的亿万人的“故乡”——洪洞古大槐树处，走进树丛，一座古朴的木牌坊迎面而立，它四柱三门，中门高大，门额有横匾，匾上雕着“誉延嘉树”四个斗大的古体字，过木牌坊不远处有碑亭一座，亭内矗立着一幢高大的石碑，上书“古大槐树处”五字。那碑亭飞檐凌空，雕花绕梁，斗拱典雅，建筑十分奇巧，更衬托出石碑的古色秀气。石碑矗立处，就是“誉延”数百年的第一代大槐树生长的地方。这棵大槐树在地面消失之后，从根部又生长出一株小槐，人称第二代，这株第二代槐树不知何年又干枯了，如今树体尚在，枝叶全无，挺立于碑旁。树身多年风雨侵蚀，有几处已经断裂，当地政府用铁箍和水泥基座修复、加固起来。
说来有趣，第二代死后，从它的根部又出生一棵第三代来。这第三代为解放后所生，因保护措施良好，三十多年来，年年技繁叶茂，一年比一年高大，现已粗有三把，躯干壮实，枝杈纵横，叶儿绿里透黑，着实招人喜爱，真是一株“嘉树”！
对于这棵大槐树，数百年来，黄河下游的村村寨寨，甚至更广泛的地区，一直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在晋、冀、鲁、豫、皖等省，还有首都北京附近，还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谣：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鸹窝，”
一棵槐树怎么就成了亿万人的“故乡”了呢？
原来，在元朝末年，战争连绵不断。二十多年的烽火狼烟，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到了明朝初年，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呈现着民多逃亡、城廓为墟、田地荒芜的冷落、凄凉景象，当时，山东、河南、河北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昔日“耕桑，变为草莽”，“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致使“租税无所从出”，许多州县因此而降格或合并。开封因户粮数少，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1377年）时，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皆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洪武十七年（1384年），民户不满三千户的州改为县者三十七。到了永乐初年，情况仍未好转。战争的创伤尚未愈合，紧接着又出现了较大的天灾，永乐元年(1403年）甲午，直隶、北京、山东、河南饥。庚寅，山东蝗。丁酉，河南蝗。永乐二年八月，霭雨毁北京城五千余丈。十月，黄河决口，冲毁开封城。
面对这种社会经济异常凋敝的情况，朱元璋和朱棣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对于新生的明王朝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决定实行“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政策，来调剂劳力的不足，以便早日恢复社会经济，进而巩固、发展新政权。
迁民，从何处迁？当然要从人口稠密之地来迁。
当时，就北方来说，山西受战争破坏较小，四境安宁；而且多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特别是太原以南，今晋中、晋南、晋东南一带，汾河沿岸广大地区，地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于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政府便大量从山西南部迁民。其原则是：“凡多丁少田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移之列；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
从现有史料来看，明初从山西迁民共有六次：
第一次:洪武六年（1373），“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第二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癸丑，“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农县，复（免赋役）三年。”具体迁往地点是：“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当时要求“自便置屯耕种”，政府“免其赋役三年，每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第三次：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第四次：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丁卯，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第五次：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丁已，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第六次：永乐十四年(1416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
以上六次从山西迁出的民户，有一部分来自洪洞县本地，此外还有从太原、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泽（今高平、沁水等地）、潞（今长子、屯留、潞城一带）、沁（今沁源，武乡等地）、辽（今榆社、和顺等地）、汾（今汾阳、介休一带）等州府迁出的。
以上迁往的地区，范围相当辽阔，面积十分广大。彰德府的辖境，包括现在的河南安阳市、鹤壁市、林县、汤阴和河北涉县、磁县、临彰、武安县等地。归德府辖境，包括现今河南商丘市、商丘、虞城、夏邑、宁陵、柘城及山东省曹县等地。而东昌府的辖境，包括今日山东省的聊城、冠县、高唐、茌平、莘县和临清、平原、武城等县部分地区。当时的大名府，地跨今日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包括河北大名，河南南丰、清丰、濮阳、长垣以及山东东明等县地。广平府，相当今河北鸡泽、永年、磁县、邯郸、曲周、武安、成安、肥乡、广平等县地，凤阳府，就是现在安徽凤阳一带，当年的辖境相当于今天天长。定远、霍丘以北地区。保安州，即今张家口地区靠近北京的涿鹿、怀来、辛保安一带，临清，当年是个州，辖境包括山东省丘县、馆陶县，太康，即今河南省太康县一带。
这就告诉我们：当年山西的移民，不仅被迁送到山东、河南、河北、北京，而且被迁送到遥远的淮河以南。
这种从山西广大地区所进行的大规模迁民，除了史料有记载外，解放后还陆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实物，可以佐证。1959年，高心华同志在河南汲县郭全屯一所破庙前，发现一块明初迁民碑。碑文第一句话就是：“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为迁民事系汲县西城南社双兰屯居住。”碑文上刻记着“里长”的名字—郭全。由此，我们得知，“郭全屯”之名，是以里长郭全的名字命名的。原村名“双兰屯”。这些山西移民来到后，弃旧名不用而改新名，显然有纪念迁民之意。在汲县和辉县，还有类似的村名，如“李享屯”、“李源屯”、“柳毅屯”、“赵宁屯”、“马正屯”等等。这些村民的先辈，很可能都是当年从山西迁来的。
在山西洪洞县，早年间也有一块迁民碑，是明朝末年所建。碑文记载了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迁民的史实。现碑已不可寻。
另外，可以证明明初从山西迁民一事的证据是，在北京大兴、顺义等县，有许多以山西晋南和晋东南的县名命名的村庄，如长子营、屯留营、霍州营、赵城营、潞城营、蒲州营等。它们的名字分别取自长子县、屯留县、霍县、赵城县（已并入洪洞县）、潞城县及蒲州（已改为永济县），这些县都是当年迁民的县。这说明，山西移民来到北京后，是以县为单位建屯、设寨、立村大槐树处木牌坊匾额，题为“誉延嘉树”的。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的迁民，并不仅仅限于山西一省；当时还从南方一些富裕省区如江苏、浙江、广东迁移了大量农民、降民、罪人及富户（地主）到淮北一些地区。
山西这六次迁民，都与洪洞大槐树发生过关系。
据《洪洞县志》、《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及《山西资料选编》记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洪
洞县贾村，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明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即派官员在这里设移民登记站。他们以洪洞
为集散地，“以大槐树处为会萃之所”，不管是从泽、潞、沁来的，还是从辽、汾、蒲来的，都集中到这里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尔后再由此处编
队迁送。当时迁民是强迫性的，再加上“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所以老百姓在离开洪洞时，人久悲伤，个个哭泣。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
拄破棍；有的灌一桶霍泉（洪洞县的一股泉水)水，有的撮一把洪洞土，有的藏几片槐树叶；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状极可悯。当广济寺在视线中渐渐
消失时，人们总想在最后一瞥中寻找个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作为今后怀念故乡的标记。此时，恰好能看见耸立在广济寺旁的那株古槐。那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高耸入云，在秋阳的照射下，闪着翠绿色的光亮。树上还有乌鸦窝，高筑枝头。于是，这株古槐上老鸹窝的形象便牢牢印在所有迁民们的心中。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鸹窝。”便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从明至清，从清至今，五百多年来，汾河多次泛滥，加之清朝咸丰癸丑（1853年）、同治丁卯(1867年）两次兵赞，广济寺早被洪水和战火摧毁得片瓦无存，只剩下砖塔一座。以后，塔也因无人修葺而倒塌。作为迁民的历史见证，现在只有古大槐树处了。这处历史遗迹，1913年曾进行重修。当时洪洞人景大启等募资竖碑，以志遗迹；贺柏寿为此而写了篇《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在此碑文中，贺柏寿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写道：“余……历游燕、赵、齐、鲁、豫诸省，偶与士商过从，略展邦族，闻籍隶洪洞，辄殷殷致询曰：‘吾祖籍也!’言之亲切有味。”在另一篇《古槐保障说》里，作者贺春寿甚至有这样的记载:辛亥革命民军起义后，“卢协统督师南下，部下士卒履洪境，道经古大槐树处，皆下马罗拜……遗爱低回，不忍去者久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军中多燕、赵、齐、豫人，溯其始迁，皆由于此。故于洪尤加敬焉。”可见，散居外地的山西移民们的后世子孙，是乡么想念自己的故乡！解放后，洪洞古大槐树处又经过多次修建。1959年，洪洞县人民政府又建立“古大槐树遗址”石碑，确定：东至贾村，西至汾河，北500米，南1000米，为古大槐树遗址的保护范围。并明文规定：古大槐树“是文物古迹，为全民财产，应妥善保护，不得损坏。”
随着洪洞广胜寺等名胜古迹的对外开放，古槐大树处的游人更多了。他们不仅来自祖国各地，有一些还特意从海外异国赶来。大家服装不同，语言各异，但都说：“这里就是我的老家！”交谈中，人们喜笑颜开，使大槐树整日都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之中。许多人把这种思乡之情，写在诗句里。一首《题大槐树七律》诗写道：“槐花不复灿黄金，老树无存寄慨深。此是前民迁徙处，每怀余荫别离心。沧桑改变情难移，碑碣摩挲事可寻。台阁参差坊自古，重新宝刹集丛林。”这首深情的诗篇，为古大槐树增添了更加诱人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