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周总理途经成都，一问陈毅父母近况，揭开陈毅元帅清廉家风

2026-09-21 12:18 出境游 1 0

引子｜1963年春天，成都的家中

1963年春天，成都的家中，发生了一件让所有在场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

一位元帅回到家中，看望病重的母亲。他大声喊着：“娘，儿看你来了！”老人一听声音就高兴了，可反应过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拉住儿子的手，而是急忙朝旁边的人使眼色——把刚换下来的尿湿裤子藏到床底下去。

老人已经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她不想让儿子看见，更不想让儿子碰。

可陈毅的目光在床边扫了一圈，又看了看母亲躲闪的神情，轻声问：“娘，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把什么东西藏在床底下了？”

母亲瞒不过去了。

陈毅沉默片刻，说：“娘，您久病卧床，我不能在您身边伺候，心里非常难过。这裤子应当由我去洗，何必藏着呢！”

旁边的工作人员赶紧说要他们来洗。陈毅摆摆手，把那条裤子和一些脏衣服一并接过来，放进洗衣盆，就这样蹲下身，一件一件地搓洗起来。

洗着洗着，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话：

“娘，我小时候，您不知为我洗过多少次尿裤。今天我就是洗上十条尿裤，也报答不了您的养育之恩！”

屋子里安静极了，所有人都悄悄别过头去，不敢让眼泪掉下来。

这位蹲在洗衣盆前的元帅，就是陈毅。这一年，他六十二岁，国务院副总理，共和国元帅。而这一幕，只是这个家庭几十年“规矩”里最普通的一个片段。

第一章｜一句问话，牵出一段藏了三年的秘密

一、1959年初秋，周总理随口一问

要讲清楚这条洗出来的家风，得把时间倒回四年前的那个秋天。

1959年初秋，成都细雨蒙蒙。一列专列缓缓停靠站台。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途经成都短暂停留，前来迎接的是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那位在长征中失去右臂的开国上将。

两人握手寒暄，气氛轻松。就在这时，周总理像是忽然想起什么，随口问了一句：

“陈毅同志的父母在成都，你们知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贺炳炎当场就愣住了。

这位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独臂将军，什么阵仗没见过？可这句话，他真答不上来。陈毅元帅的父母什么时候来的成都？住在哪儿？身体好不好？他这个军区司令员，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周总理惦记着老战友的父母，而老战友的父母就在自己的管界里，自己却一无所知。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两天后，查清楚的情况送到贺炳炎桌上。他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

事情本身不复杂，却让人心里发沉：陈毅的父亲陈昌礼、母亲黄培善，早在1957年就从北京回到了四川，悄悄住进了成都市兴隆巷，两间租来的青瓦平房。没通知地方政府，没跟任何单位报到，连街坊邻居都不知道这两位老人是谁。

老两口每月靠陈毅寄来的一百块钱过日子。邻居只当是一对从乡下来的普通老夫妻，见面点点头，聊两句家常，再没有别的。

贺炳炎亲自登门去看。推开门的那一刻，他心里很不是滋味：青砖墙皮脱落了好几块，屋顶瓦片缺了角，一到下雨天，屋里得端着盆接水。

两位老人见了穿军装的来人，知道身份后先是吃了一惊。紧接着，他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替儿子解释：

“不是陈毅和张茜不管我们，是我们自己不习惯北方的气候，主动要回来的。陈毅每个月都寄钱来，对我们很孝顺。”

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他要想国家大事，还要管外交，常常要出国。我们在四川，对他在北京工作也有好处。我们老了，不能帮他，也不能拖他后腿。”

贺炳炎把情况如实上报。周总理听完，当即指示：迅速为老人落实新居，务必让他们安度晚年。

第二章｜一座大院，不要；两间小屋，正好

新居落实有了着落。贺炳炎带着陈父陈母去看了两处备选房子。

一处在半节巷，是个不大的小院，几间房，干净整洁。另一处是旧式的宽敞院落，原是军阀杨森的公馆，园子大，房间多，气派非常。

按常理，谁都会选后者。可老父亲转了一圈，指着那座大院摇了摇头：

“这个院子太大了。我们住这样好的房子，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要是陈毅知道了，也要批评我们的。还是半节巷的小院合适，有几间房子，住得下就行了。”

就这样，老两口搬进了半节巷的小院。简单、干净、够住。

打这以后，贺炳炎只要有空就去看望二老。逢年过节，带着家人捧着水果点心上门坐坐；老人身体不适住院，他再忙也抽时间探望。他的妻子姜平是学医的，干脆住进老人家里专门照料。贺炳炎常对家人说：

“陈老总工作繁忙，作为部队的一员，我们有责任帮他尽孝。”

这位独臂将军和这对老夫妻，结下了实实在在的情谊。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成都病逝，年仅四十七岁。7月5日公祭那天，二十万军民冒雨送行。陈父陈母不顾年迈，请人搀扶着，亲自来到灵堂前。老人扶着棺木，眼泪止不住地流，哭喊着：

“我的儿啊，早知道我就替你去了。”

两位老人与贺炳炎非亲非故，为何哭成这样？因为这几年，是贺家一家人在替他们的儿子尽孝。这份情，不是客套出来的，是一天一天处出来的。

可为什么元帅的父母要过得这么“苦”？为什么连儿子所在军队的司令员都被蒙在鼓里？答案，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第三章｜两次“约法三章”：不是不孝，是不敢孝

一、1949年，上海：第一次“约法三章”

时间回到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出任第一任市长。

那阵子他忙得脚不沾地：物价飞涨、特务横行、经济一塌糊涂，天天睁眼就是一摊烂账。就在这一年，组织上把两位老人从四川接到了上海。父子一别二十多年，陈毅高兴得很，安顿好老人，抽了一个周日，带着妻子张茜陪父母在市区逛了半天。

然后，就再没空了。

老父亲陈昌礼是个闲不住的人。大城市新鲜事多，哪儿都想去看，可儿子儿媳忙得连轴转，身边没个陪伴的人。他想了个办法：给在上海工作的侄子陈仁农打电话。侄子每接到电话就请半天假，还私下托陈毅的秘书备好车。一老一少偷偷出门，连着三个周六，顺顺当当，谁也没察觉。

第四个周六，两人约好去海边。中午，陈毅突然打来电话：下午别请假了，晚上来家里吃饭。

陈仁农心里一沉——露馅了。

晚饭后，陈毅没有发火，但他说的话让全桌人安静了好一阵。他说，上海刚解放，社会治安乱，特务盯着他这个市长，方方面面都有危险。父母瞒着他私自外出，不是给他难堪，是把自己的安全和他的工作，都置于了险境。

说完，他提出“约法三章”：

一，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二，不要借用他市长的名义外出办事；三，没有特别的事，不要随意外出。

老父亲听完，叹了口气，又笑了：

“我们‘遵命’就是了。只是你那第三条太厉害了！我在老家多自在，四川的茶馆是个最自由的天地……”

这三条，听着简单，实则句句是刀。堂堂一个市长，父母来探亲，不能坐他的车，不能借他的名，不能随便出门。

老两口在上海住了三个多月，见儿子儿媳实在太忙，加上大城市的生活不习惯，便提出回四川。1950年秋末冬初，陈毅亲自把父母送上客轮。临别时他叮嘱：

“这一次约法三章的前两条，何时何地都不能改！记住，那可是支持儿子工作啊！”

老父亲哈哈一笑，声音洪亮：

“你娃放心吧，老子终生不给你丢脸就是了！”

送行的车上，司机常志刚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大伯大妈来了没几天就走了，家里再困难，也不至于养不起两位老人吧？

陈毅沉默了一会儿，把真话说了出来：不是养得起养不起的问题。国家经济困难，家属探亲有时间规定。他这个市长，有什么资格带头不执行？他不执行，还有什么脸面去要求别人执行？

“至于别人怎么说三道四，那就任他说去吧。”

二、1957年，北京：第二次“约法三章”

七年之后，1957年，第二回“约法三章”来了。

那年，陈毅已调任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把父母接来同住，落脚在中南海庆云堂，左邻右舍是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可时间一长，问题来了。中南海是封闭的，红墙高耸，门卫森严，墙里墙外几乎是两个世界。老人在四川住了几十年，茶馆、街坊、老朋友，那才是他们的日子。如今热闹没了，自在没了，一种没来由的落寞越来越浓。

陈毅看在眼里。他从外边回来，就跟父母说说外面的事；家乡来人，请他们陪二老见见面；颐和园、十三陵水库，有机会就带去转转。这些事他做得细，做得用心。但说到底，中南海就是中南海，变不成四川的茶馆。

1956年3月，陈毅率团赴西藏，一去近三个月。老两口天天往秘书那儿跑，打听有没有消息。三个月后陈毅和张茜平安回京，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

“返家见父母，亦健康，更欣慰。”

可就在这看似安稳的日子里，老人心里慢慢有了别的念头。儿子工作忙，睡眠不够，吃饭不定时，父母看着心疼，却帮不上什么忙。他们已是七十多岁的人，待在这深宅大院里，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1957年，二老提出回四川。陈毅没有多劝，知道父母心意已决。临别前，他第二次提出“约法三章”：

一，回川后衣食住行全部自理，不惊动当地政府；二，做普通公民，不惊动邻里；三，坚持原则，不为亲友的无理要求牵线搭桥。

老父亲笑眯眯的：

“又要约法三章？好，说给我们听。”

听完，连连点头：

“应该！应该！你娃就放一百个心吧！”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两位老人在成都隐姓埋名，一住就是好几年，连成都军区司令员都不知道。

1962年，陈毅曾写信给胞兄陈孟熙，托付兄长多照料在四川的双亲。信中反复叮嘱，家中凡事尽量自力更生，万万不可再麻烦地方政府：“今后仍有大困难要克服，要想到全国人民和重灾区人民的困难。不应再累公家，千万千万告诫家中人等。”这封家书，正是他坚守“约法三章”的真实写照。

第四章｜六百块钱与一封信：钱能寄，情不能欠

两位老人回到成都后，一直按“约法”办事。可人老了，病就找上门来。

1961年，陈母病了，牙病引发全身不适，住进了医院。当地领导一听，陈毅元帅的母亲住院了，立刻赶去探望，还带去一笔医药补助费。家里人把这笔钱收下了。

陈毅知道后，写了一封信回来。语气是关心，批评也是实打实的：

“家中这样收下款，很不应该。二老住在成都，在各方面已经够麻烦党政军各方面了。凡是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应该自己解决。尤其在目下国家财政比较困难，就更应该自觉。”

信到不久，这笔钱被家里原封送了回去。

1963年春，陈母再次病倒，这一次来势汹汹，卧床不起。陈毅向周恩来请了假，赶赴成都探视。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那洗尿裤的一幕。

谁也没想到，这次相见，竟是永别。

1963年5月，陈毅和张茜随中央代表团出访，刚抵昆明，四川传来消息，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二岁。因为马上还要访问越南，儿子无法回家奔丧。陈毅和张茜在昆明写了一封长信，把哀思寄回成都。信里特别叮嘱两件事：一是已寄去六百元，作为母亲后事的料理费用；二是全国仍在克服困难，这次后事不要再让省里补贴，否则于心不安。

信里还有一句话，读来让人心里发酸：

“我一生都想努力克己、守纪律，不愿累公家，此是实言语也。”

六百块钱。寄出的是钱，藏在钱背后的，是一个儿子不肯麻烦任何人的执拗。

母亲走了，父亲还在。陈毅对老父亲的牵挂有增无减。兄弟几人在成都轮流侍奉，赡养费每月照寄，家书来往不断。

1970年12月下旬，八十九岁的陈父病故。

这一年，陈毅自己也已身患癌症，住在北京的医院里，连握笔写字都十分费力。但他还是让张茜给成都汇去安葬费，并且再次提出三条要求：

一，本着节约简朴之精神办事；二，父母原租用公家的房屋家具，应退还公家；三，原借用之物，应向机关管理人员一一清点，办好交纳手续，以免遗留漏洞。

一个病床上的人，惦记的不是父亲的风光大葬，而是借出去的公物有没有还干净。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悼词，在悼词中肯定陈毅是优秀党员、人民忠诚的战士，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朱德总司令抱病到场，送别并肩多年的老战友，心中万分悲痛，连声感慨陈毅同志离去得太早。毛泽东也临时到场参加追悼会，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

“陈毅是个好同志。”

好同志这三个字，分量有多重？看看这一家人的二十三年就知道了。从1949年到1972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成都，地方换了一处又一处，“约法三章”立了两回，可那两条从没破过——不动公车，不借名义。

第五章｜还有一笔“债”，还了三十年

还有一件陈毅还“债”的事，让人感慨更深。

1960年，当年赣粤边游击区大余等县的负责人去看望陈毅。陈毅一见大余县县长，就急着说：

“你记得回去时替我带去200块钱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