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深秋，王诚汉已经办完了离休手续。

行李搬回了家，办公室的东西也收拾干净了。按他的年龄，六十八岁，打完这一仗就该歇了。可没过多久，军委的人找上门来，请他重新出山。三年后，1988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个已经离休的老将，凭什么被请回来？又凭什么戴上上将的肩章？答案，藏在他离休前写的那封信里。

事情得从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说起。

大军区从十一个合并为七个，西南方向只能留一个，成都或者昆明。军委最初的方案几乎是板上钉钉：留昆明。理由很硬，昆明军区是当时全军唯一还有实战任务的大军区，老山轮战还在打，前线的枪声没停过。把正在指挥作战的机构撤了，谁都觉得说不过去。

可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不这么看。他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是从西南防务的长远账算下来的。

他算的第一笔账是纵深。昆明紧挨着边境，打越南方向确实方便。可西南军区的防区不只是云南，还包括四川、贵州和西藏。中印边境的争端还没解决，西藏方向随时可能有事。成都在西南腹地，从成都调兵去西藏，比从昆明调要近得多、快得多。

第二笔账是交通。云南山地多，基建落后。成都是西南的交通枢纽，公路铁路网早就铺开了，川藏线、通信线路、仓库兵站建设了几十年，底子厚实。如果定点昆明，光新建一条从昆明到拉萨的可靠通信线路，投资就要上亿元。

第三笔账是后勤。四川是天府之国，粮食物产丰富。两个军区合并后人马翻倍，吃喝弹药全得跟上，成都现成的物资储备就能撑起来。

王诚汉把这些账一条一条写进了给军委的建议信。信是在军委做出最后决定前连夜修改定稿的，核心就一句话：大军区领导机关驻地应有利于战时指挥和向各战略方向机动，不宜过于靠前。

信送上去之后，他又在分组讨论会上做了联名发言。他的论据扎实，讲的全是地理、交通、后勤这些硬指标，与会的高级将领纷纷点头。

1985年6月3日，军委正式拍板：保留成都军区，撤并昆明军区。新军区的辖区涵盖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三省一区。这个决定，为后来西南几十年的稳定和防务调度打下了基础。

让人没想到的是，建议被采纳、成都军区保住了，王诚汉却主动提出了离休。

他没有留下来当新军区的司令员。他在信里写的那些理由，全都是从国家战略出发的，从头到尾没考虑过个人的进退。新司令员的位子，军委最终交给了从老山轮战中打出来的傅全有。

王诚汉收拾好东西回了家。六十多岁的人了，该歇歇了。

可王诚汉在家没待多久。

大约三四个月后，时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的李继耐找到了他，代表中央军委请他重新出山，担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王诚汉最初是拒绝的。他觉得自己已经离休了，年龄也大了，不该再占着位置。但军委的态度很坚决。当时的军事科学院急需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人来推动军事理论的发展。王诚汉从十三岁参加红军，一生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场战斗，从士兵一级不落地干到大军区司令员，这样的实战经验，正是军事科学院最缺的东西。

他答应了。

1985年11月，王诚汉正式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党委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干了将近五年，直到1990年4月才退下来。

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全军一千多位开国少将中，只有九个人在这一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王诚汉是其中之一。

一个已经办完离休手续的人，被请回来，三年后戴上上将的肩章。这件事本身，就是对那封信、对那次出山最好的回答。

王诚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三十三年后晋升上将。他曾经的老领导皮定均，军衔也没有他高。这不是因为他比老领导更能打，而是因为他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做了一件别人做不到的事。

王诚汉为什么被召回？

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写了一封有战略眼光的好信。往深了看，是因为他做事的出发点，他上书是为了给部队找一个更合适的位置，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离休是为了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不是因为干不动了；他被请回来是因为军事理论建设需要他，不是因为有人欠他人情。

一个人真正的分量，不在他手里握着多大的权力，而在他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别人还愿不愿意把他请回去。

王诚汉主动离休，军委反而觉得他不可替代。有些人的价值，恰恰是在他们“退”的那一刻，才被看得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