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政成都多年，将府南河治理列为一号工程，后升任省人大副主任

2026-09-08 16:38 民风民俗 6 0

1994年初春，成都府南河边，一个中年人蹲在河岸上，把手伸进水里，又缩了回来。水是黑的，上面漂着垃圾，散发出一股捂了很久的臭味。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站起来的时候裤腿上沾了泥，没拍，就那么穿着走了。

这个人叫王荣轩，那年刚当上成都市市长不久。

王荣轩是河北人，六十年代末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到成都的航空工业部420厂。一个学中文的人，在工厂里搞宣传、当党校教研室主任、后来当了厂党委副书记。八十年代中期他调进市委，一干就是好些年。一个在420厂待了多年的人，从车间到市委，在成都扎下了根。

可他当上市长之后最先注意到的，不在报表上，在城里的那条河里。

府南河由府河和南河在合江亭汇合而成，是成都的母亲河。可在成都人口中，那段日子被编成了段子——“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水质变坏，七十年代鱼虾绝代，八十年代洗马桶盖”。河道淤塞，污水横流，两岸密密麻麻挤满了棚户区，十多万人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没有下水道，没有厕所，垃圾直接往河里倒。有人提议过治河，也有人论证过多年，但一直没落地。

王荣轩到任之后，把这件事从纸面上拽了下来。他宣布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为本届政府的“一号工程”。有人劝他，成都底子薄，修路架桥都来不及，哪有钱治河？他回了一句：“成都人不能天天闻着臭水过日子。”

可治河最大的难题不是钱，是河两岸的人。要治河，就得先把十多万人搬走。王荣轩跟干部们说：“搬人是治河的第一步，搬不好，什么都干不了。”政府花了一年多时间在城外修了新小区，房子有厕所、有自来水、有暖气。

搬家的过程不容易，有人住了几十年舍不得走，有人怕搬远了不方便。王荣轩让人一户一户做工作，政策讲清楚，补偿算明白。该给的钱一分不少，该安置的人一个不漏。

老百姓搬入新家

府南河整治工程用了几年的时间竣工，总投资数十亿元。新建和加固了数十公里河堤，疏浚了河道，沿河辟出了绿地，修了开放园林。后来，府南河工程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官员来成都考察时，王荣轩带着他们沿河走了一圈。客人站在河边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这是世界人居环境改善的范例。”

河通了，可他心里清楚，有些问题还在水下。那时候成都老城区的排水系统还是“雨污合流”的老底子，雨水和污水挤在同一条管子里，一到雨季就往外溢，脏东西还是往河里流。他拿这个事开了个会，在会上说：“不能让老百姓一边夸河清了，一边躲着排水沟走。”

他把“雨污分流”也列进了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的攻坚任务里，河道疏浚、截污、绿化、清理违章建筑，一个一个推。他还盯上了另一条河——沙河。沙河在成都北边，是府南河的“姊妹河”。他明确说：“沙河要比府南河整治得更好、更美。”一条河清一次是政绩，清两次是执念。

河在清，城也得长大。那几年成都启动了“五路一桥”工程，全长一百多公里，总投资超过一百亿元。其中的三环路，全长数十公里，通车那天王荣轩站在台上，没有拿稿子，声音不大，但底下的人都听见了。他说：“三环路的建成必将提升成都的城市形象和价值。”那天他站了很久，风吹着他的头发，他始终没有低头看手表。三环路是成都继府南河之后城市功能完善的又一个标志。

他还惦记着成都人什么时候能坐上地铁。他专门去巴西看了圣保罗的地铁，发现那里几乎没有装修，造价很低。他算了一笔账：国内地铁造价大多每公里几个亿，成都借鉴巴西做法，可以控制在每公里两个多亿。那天晚上回到酒店，他拿出笔记本把看到的数据一笔一笔记下来。成都市专门成立了地铁筹建办公室。

那时候地铁不是“有望开工”，是他一趟一趟跑北京争取立项，是坐在办公室里算账算到半夜。办公室的灯经常亮到后半夜，值班的保安说，王书记那个窗口的灯，是整个市委大楼最后一个灭的。

修路建桥要钱，治河改棚要钱，地铁更要钱。钱从哪来？他琢磨出来一个法子——“经营城市”。他说城市是有价值的，土地、水、路、桥都是资产，要用市场机制把资源盘活，收益再投回城市建设里去。他还说，成都市外的资本就是“外资”，要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和外来资本参与城市建设。他在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在写文件，是想办法给成都“找钱”。

他还惦记着那些住在低洼棚户区的人。那几年成都最大的低洼棚户区莲花社区启动了拆迁改造，住在那里的两千多户居民收到了一封亲笔信——写信的人是时任市委书记王荣轩和市长。信里说，感谢居民们请他们去吃饺子。一个市委书记、一个市长给棚户区居民写亲笔信，在当时不多见。居民们拿到信的时候，有人反复看了好几遍，有人把信折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莲花社区的居民搬走那天，有人拉出了横幅，上面写着“感谢党，感谢政府”，还有人托记者给王荣轩带句话——“书记市长请到咱家吃顿饺子”。后来莲花社区成了城东成熟的主城区，那些住了一辈子低洼棚户的人，头一回住进了有暖气有厕所的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