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8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四起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格外引人关注：成都市某市直机关三级调研员王某某，因不满一起小区纠纷的调解结果，竟然捏造事实诬告主持调解的办案民警，最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一个市直机关的三级调研员，本该是遵纪守法的表率，却因为一起车辆挡道的小事，走上了诬告陷害的歪路，不仅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起案件，以及诬告陷害这个看似遥远、实则并不少见的顽疾。

先把事情经过捋清楚。2020年11月，王某某在住家小区因他人车辆挡道发生纠纷，随后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调解。本来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民事纠纷，调解结果如果不满意，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但王某某却选择了一条最不该走的路。2021年5月至2022年1月，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王某某因不满调解结果，意图报复主持调解的民警，遂捏造该民警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其本人及父母进行威胁的问题，匿名向相关部门举报。这一举报不要紧，办案民警可就遭了殃：多次受到询问、反复提交说明材料，正常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试想一下，一个民警辛辛苦苦办案，只是因为调解结果不合当事人心意，就被凭空捏造"威胁当事人及其父母"的罪名，一次次被询问、一次次写说明，这种精神压力和职业困扰，谁能承受？好在纪检监察机关经过认真核查，最终认定王某某反映问题不属实。2023年2月，纪检监察机关认定王某某存在恶意举报、有意陷害以及其他违反工作纪律等问题，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诬告者终于付出了代价，但被诬告的民警所遭受的伤害，却不是一句"查无实据"就能抹平的。

这起案件最值得深思的地方在于，诬告者不是什么法盲，而是一名市直机关的三级调研员，是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他不可能不知道诬告陷害是违纪违法的，也不可能不知道匿名举报捏造事实会给他人带来多大伤害，但他还是做了。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匿名举报是"安全"的，是"不用负责"的，是打击报复的"利器"。这种心态，在诬告陷害者中非常普遍。他们以为躲在匿名的外衣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捏造事实、恶意中伤，就算查出来不属实，也不过是"举报失实"，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他们错了。匿名不是保护伞，举报不是报复工具，党纪国法面前，谁诬告谁就要付出代价。

事实上，诬告陷害的案例远不止这一起。近年来，各地纪委监委通报了大量典型案例，触目惊心。成都市锦江区某单位原副调研员刘某某，因与单位负责同志产生私人恩怨，自2016年8月起，先后数十次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巡视机构匿名举报，捏造该同志存在贪污、受贿、行贿、公款旅游等问题，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最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数十次匿名举报，捏造的全是"贪污受贿"这种足以毁掉一个干部政治生命的严重问题，其心可诛。某事业单位正科级干部张某，从2013年12月以来，通过一信多投方式匿名举报，恶意捏造相同内容的举报信多达数百件次，意图诬告他人，数十名受诬告对象中既涉及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也包括一般公职人员。数百件次举报信，诬告数十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举报失实"，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恶意陷害。某乡政府干部李某，因在乡政府报销个人费用遭到会计杜某的拒绝，心生怨恨，于是编造杜某违反廉洁纪律及贪污数千元公款的问题，通过多次邮寄匿名信的方式向县级纪检监察机关举报。就因为报销被拒这点小事，就要诬告会计贪污，其心胸之狭隘、手段之卑劣，令人咋舌。辽宁锦州市黑山县机关运行保障中心原主任高振岭，为泄私愤，2016年3月至2019年，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匿名或冒用他人姓名写举报信，持续诬告他人。广州市白云区某街道副处级干部钟某某，得知白云区委拟考察提拔同事后心生嫉妒，授意他人捏造事实向区纪委监委匿名举报。自己上不去，也不让别人上去，这种"酸葡萄"心理驱动下的诬告，在干部选拔任用期间尤为常见。河南汝州市文联原党组书记樊某某等人，因与文联主席存在私怨，便指使他人投寄举报信多次举报。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特点：诬告者大多是党员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诬告的动机无非是私人恩怨、心理失衡、嫉妒报复；诬告的手段都是匿名举报、捏造事实；诬告的内容往往是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足以"致命"的严重问题。

诬告陷害的危害，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对被诬告者个人而言，一次诬告可能就是一场灾难。组织上接到举报，必须依规依纪进行核查，在核查期间，被诬告者的提拔任用可能被暂停，名誉可能受损，心理压力巨大。有的干部因为被诬告，错过了提拔的黄金期；有的干部因为被诬告，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更有甚者，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身心健康受损。虽然最终查无实据、还了清白，但那段被怀疑、被调查的经历，会成为心中永远的疙瘩。对组织而言，诬告陷害浪费了大量的纪检监察资源。每一封举报信都要认真核查，每一个问题都要调查清楚，这背后是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如果这些资源被诬告信消耗掉，真正的违纪违法线索反而可能被忽视。对政治生态而言，诬告陷害如果得不到惩处，就会形成"干得越多、被告越多"的逆向激励，让实干者寒心、让观望者效仿，最终破坏整个单位、整个地区的干事创业氛围。

当然，我们也要区分正常举报和诬告陷害。举报是公民的权利，是监督的重要渠道，绝大多数举报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正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的监督举报，很多违纪违法问题才得以暴露。我们反对的不是举报，而是诬告；我们保护的不是被举报者，而是举报权利和被举报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正常举报和诬告陷害的界限在哪里？关键看三点：一是有没有事实依据，正常举报是基于客观事实或合理怀疑，诬告陷害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二是主观意图是什么，正常举报是为了维护党纪国法、公共利益，诬告陷害是为了发泄私愤、打击报复；三是造成的后果如何，正常举报即使部分失实，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认识偏差，诬告陷害则是恶意捏造、意图使他人受到追究。这三点，是区分"正"与"邪"的试金石。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严肃查处诬告陷害的同时，也在积极为被诬告者澄清正名。很多地方建立了澄清正名机制，对查无实据的举报，通过召开会议、发布通报、书面说明等方式，为被诬告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有的地方还对诬告者进行反向追责，不仅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还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双向发力"——既严肃查处诬告陷害，又及时为实干者澄清正名——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正确做法。向诬告者亮剑，为实干者撑腰，这两句话不能只挂在墙上、说在嘴上，更要落到实处。

成都王某某诬告办案民警一案，给所有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第一，举报是权利，但不是工具。任何人都有举报的权利，但权利不能滥用，更不能用来打击报复。第二，匿名不是护身符。不要以为匿名举报就查不到你，现在的技术手段和调查能力，完全可以追溯到诬告者。第三，调解不满意要走合法途径。对调解结果不满，可以申请复议、可以提起诉讼，但不能诬告办案人员。第四，党员干部要做遵纪守法的表率。三级调研员诬告办案民警，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对党员干部形象的损害。

诬告陷害，看似是一封匿名信的小事，实则是破坏公平正义、污染政治生态的大事。它伤害的不只是被诬告者个人，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和法治信仰。我们期待，随着查处力度的加大和澄清正名机制的完善，诬告陷害者会越来越少，实干担当者会越来越多。毕竟，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应该让干事者有舞台、让担当者有底气、让诬告者无市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扶正祛邪、激浊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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