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在台北开了二十年的出租车，最远只到过桃园机场。他这辈子没想过自己会去大陆，更没想过一去就是三个月。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他老婆林秀枝的姐姐早年嫁到了厦门，几十年没怎么联系，去年突然打电话来，说姐夫走了，留了一套房子给秀枝。秀枝挂了电话，坐在客厅里发了半天呆，然后说：“我想去看看。”陈建国说：“去啊。”秀枝说：“你跟我一起去。”陈建国想了想，把出租车卖了，又跟车行请了长假，两个人拎着两个行李箱，从松山机场飞了厦门。

那是春天的事。厦门的春天比台北干爽，风里带着海蛎煎和沙茶面的味道。秀枝的姐姐叫林秀兰，比秀枝大八岁，头发全白了，说话带着闽南腔。姐妹俩几十年没见，见了面却也没怎么哭，只是拉着手坐了很久，说些有的没的。陈建国在旁边喝茶，听她们聊小时候的事，谁偷了谁的糖，谁把谁的裙子剪了个洞。

姐夫留下的房子在思明区，老小区，六楼没电梯。两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干净。秀兰姐说你们先住着，想住多久住多久。秀枝说那怎么好意思。秀兰姐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陈建国在旁边点头，说对对对。

住了一个星期，秀枝说想去看看爸的老家。她们的父亲是福建南安人，年轻时候去的台湾，后来再也没回来过。秀枝说爸临走前一直念叨着老家的一棵榕树，说那棵树底下埋着他小时候的弹弓。秀兰姐说那榕树还在，前几年有人拍了照片发到网上，她认出来了。

于是三个人坐动车去了南安。南安是个小城，火车站不大，出站的时候陈建国看见对面墙上贴着一张海报，写着“中国高铁，连接每一座城”。他多看了两眼，觉得那个“中国”两个字写得很有力气。

他们找到了那棵榕树。树很大，树冠像一把巨伞，遮住了半条街。树底下坐着几个老人，在下棋，旁边围着看热闹的。秀枝站在树前，仰头看了很久。然后她蹲下来，用手摸了摸树根旁边的泥土。

“爸说的就是这。”她说。

陈建国蹲在她旁边。他看见树根底下有个小小的洞，洞口被磨得光滑，大概是小孩经常来掏。他想起秀枝说过，她爸小时候在这棵树底下玩弹弓，打鸟，打树上的果子。后来他走了，再也没回来。

秀枝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玻璃弹珠，是她在台北夜市买的。她把弹珠塞进那个洞里，拍了拍手上的土。

“走吧。”她说。

秀兰姐在旁边抹眼泪。陈建国站起来，看了看那棵树。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的。他掏出手机拍了张照，打算回去给儿子看。

从南安回来，秀枝说想去北京。秀兰姐说我走不动了，你们自己去。于是陈建国和秀枝两个人报了旅行团，从厦门飞北京。那是陈建国第一次坐大陆的飞机，登机的时候他有些紧张，秀枝笑他没见过世面。

北京很大。大到陈建国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觉得自己像一粒沙子。导游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姓王，说话很快，举着一面小旗子带他们到处跑。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三天跑了十几个景点。秀枝走不动了，在颐和园的长廊里坐着不肯起来。陈建国给她买了根冰棍，她吃了两口，说北京的冰棍比台北的甜。

旅行团里有个老头，七十多岁，是一个人来的。他说他年轻时在台湾当过兵，后来退伍了回大陆，一直想再来看看。他说话带着山东口音，秀枝听不太懂，陈建国倒是能聊几句。老头问他台湾现在怎么样，陈建国说还行，就是经济不太好。老头点点头，说哪都一样，日子不好过。

从北京回来，秀枝说想去上海。秀兰姐说你们干脆把大陆转一圈算了。秀枝说正有此意。于是他们又报了团，从上海到苏州、杭州、南京，一路走下来，秀枝的脚磨出了泡。陈建国每天晚上给她挑泡，一边挑一边说：“你这是何苦。”秀枝咬着牙说：“我爸没走完的路，我替他走。”

在南京的时候，他们去了中山陵。台阶很长，秀枝爬了一半就喘不上气了。陈建国扶着她，一步一步往上走。走到顶上，秀枝站在孙中山的雕像前，看了很久。

“我爸说，孙中山是好人。”她说。

陈建国站在她旁边，看着那个雕像。他想起小时候在台湾上学，课本上也有孙中山，但那时候他不懂。现在他站在这里，看着台阶下面密密麻麻的人，有老人有小孩，有大陆人也有台湾人，都仰着头往上看。

他忽然觉得，有些事情，不是用课本能说清的。

从南京坐高铁去武汉。秀枝在车上睡着了，头靠在陈建国肩膀上。陈建国没睡，他看着窗外的风景。高铁很快，快得看不清外面的树和房子。他想起台北到高雄的火车，要四个多小时，摇摇晃晃的。这个高铁，两个小时就到了。

他掏出手机，翻到那张榕树的照片。树很大，树下的人很小。他看着那张照片，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在武汉，他们去了黄鹤楼。秀枝站在楼上，看着长江，说：“比淡水河宽多了。”陈建国站在她旁边，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他想，这条江，流了几千年了，看过多少人，多少事。他们这些来来去去的人，不过是江面上的一朵浪花。

从武汉坐船去重庆。船在长江上走了三天。秀枝晕船，躺在舱里吐。陈建国跑前跑后地照顾她，给她买橘子，买晕船药。船上的服务员是个四川妹子，说话带着辣味，教陈建国怎么按穴道止吐。陈建国学了半天，按得秀枝直叫。

船过三峡的时候，秀枝好些了，站在甲板上看。两岸的山很高，很陡，船在峡谷里穿行，像是一条鱼。秀枝说：“爸要是看到这个，肯定高兴。”陈建国说：“他看到了。”秀枝转头看他，眼睛红了。

到重庆那天，秀枝在朝天门码头站了很久。她看着那些台阶，那些挑着担子往上爬的人，那些停在路边的棒棒军。她说：“建国，我想我爸了。”

陈建国搂着她的肩膀。

“我也想。”

重庆的山很多，路很绕。他们去了洪崖洞，看了夜景，吃了火锅。秀枝被辣得眼泪直流，陈建国笑得直不起腰。在磁器口，秀枝买了一堆麻花，说要带回去给秀兰姐。陈建国拎着大包小包，跟在她后面，像个小跟班。

从重庆坐高铁去成都。秀枝说想去看看熊猫。陈建国说都这把年纪了还看什么熊猫。秀枝说就是因为这把年纪了才要看。于是他们去了熊猫基地，秀枝站在围栏外，看着那些圆滚滚的家伙啃竹子，笑得像个孩子。

陈建国站在旁边，看着她。他想起他们刚结婚的时候，秀枝也是这样笑的。后来日子久了，笑得少了。台北的生活很累，他开出租车，她在工厂做工，每天早出晚归，钱总是不够用。他们很少出去玩，很少像这样慢慢走慢慢看。

他忽然觉得，这趟大陆之行，好像不只是替秀枝的爸走。也是替他们自己走。

在成都的最后一晚，他们坐在酒店旁边的茶馆里喝盖碗茶。旁边有几个本地人在打麻将，声音很大。秀枝看着那些人，说：“你说他们过得开心吗？”

陈建国想了想。

“应该开心吧。”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茶喝，有麻将打，有朋友在旁边吵。”

秀枝笑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哲学了。”

“跟你爸学的。”

秀枝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喝茶。陈建国看着她的头顶，有几根白头发冒出来了。他伸手给她拨了拨。

“回去染染。”

秀枝拍开他的手。

“染什么染。都这把年纪了。”

“那把年纪也得见人。”

秀枝瞪了他一眼，但嘴角是弯的。

第二天，他们从成都飞回厦门。秀兰姐来机场接他们，看见秀枝瘦了一圈，心疼得直念叨。秀枝把麻花塞给她，说：“姐，我给你带的。”秀兰姐接过来，眼眶红了。

在厦门又住了半个月。秀枝每天跟秀兰姐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陈建国没事干，就去附近的公园溜达。公园里有很多老人在打太极、下棋、唱戏。他找了个石凳坐下，看一个老头拉二胡。老头拉的是《二泉映月》，陈建国听不懂，但觉得好听。

拉完了，老头跟他搭话。问他哪里来的。他说台湾。老头说哦，台湾来的。然后问他台湾怎么样。他说还行。老头说，台湾我去过，阿里山挺好看。陈建国说你去过？老头说去过，好几年前了，跟旅行团去的。陈建国问怎么样。老头想了想，说，跟大陆差不多，但东西贵一点。

陈建国笑了。

“是贵一点。”

老头也笑了。

“哪都一样。过日子嘛。”

陈建国点点头。

那天晚上，他跟秀枝说：“我想回台北了。”

秀枝正在收拾行李，停下手。

“玩够了？”

“不是玩够了。是想家了。”

秀枝看着他。

“哪个家？”

陈建国想了想。

“台北的家。还有这里。”

秀枝把一件衣服叠好，放进箱子里。

“那回去。”

第二天他们跟秀兰姐告别。秀兰姐送到楼下，拉着秀枝的手，说了很久的话。陈建国站在旁边，拎着两个箱子。最后秀兰姐说：“明年再来。”秀枝说：“来。”

飞机起飞的时候，陈建国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厦门，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三个月，他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吃了很多东西。但他最记得的，还是那些树，那些江，那些山，那些坐在路边喝茶的老人。

他掏出手机，翻到那张榕树的照片。树还是那棵树，树下的人还是那些人。但他觉得自己变了。哪里变了，他说不上来。

回到台北那天，儿子来机场接他们。儿子叫陈明，三十出头，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他看见陈建国，愣了一下。

“爸，你黑了。”

陈建国摸了摸自己的脸。

“是吗。”

陈明接过箱子，往停车场走。秀枝跟在后面，问东问西。陈明说家里都好，狗也好，花也好，就是没人做饭，他吃了三个月的泡面。秀枝骂他，说你怎么不找个女朋友。陈明说忙。

回到家，陈建国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八十平米，三室一厅，贷款还没还完。客厅的灯有点暗，他想起走之前说要换，一直没换。茶几上放着一叠账单，秀枝走过去翻了翻，说水电费涨了。

陈建国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台北的夜景还是那样，楼挤楼，灯挨灯。远处的新光三越亮着，像一根柱子。他想起重庆的夜景，比这个大多了，亮多了。但他觉得台北的也挺好看。

秀枝走过来，递给他一杯茶。

“想什么呢？”

“没什么。就是看看。”

秀枝站在他旁边，也往楼下看。

“明天去换个大灯。”她说，“太暗了。”

“行。”

两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巷子。巷口有个面摊，老板正在收摊。几个夜归的年轻人坐在摊前吃面，有说有笑的。陈建国想起在成都的那个茶馆，那些打麻将的人，也是这么热闹。

他转过头，看着秀枝。她正低头看手机，大概是在给秀兰姐发消息报平安。她的侧脸在路灯下很柔和，皱纹看得清清楚楚。他想起三个月前，他们拎着两个箱子去机场，那时候秀枝的脸上全是期待和紧张。现在她脸上多了一些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但让她看起来更踏实了。

“秀枝。”

“嗯。”

“明年还去吗？”

秀枝抬起头，想了想。

“去。秀兰姐一个人，我不放心。”

“那我把出租车再买回来。”

秀枝看着他。

“你还有钱？”

“存了点。够。”

秀枝嗯了一声，继续看手机。陈建国站在旁边，喝着茶。楼下的面摊收了，巷子安静下来。远处有摩托车经过，引擎声拖得长长的。

他想起在大陆的三个月，走了那么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觉得新鲜，都觉得大。但回到这个巷子，回到这个八十平米的房子，他觉得安心。

不是大陆不好。大陆很好，好得让他开了眼。但他还是想回这个家。这个贷款还没还完的家，这个灯有点暗的家，这个有秀枝的家。

他喝完茶，把杯子放在阳台栏杆上。夜风吹过来，带着一点凉意。他转身往屋里走。

“睡了。”

秀枝跟在他后面。

“明天记得换灯。”

“知道了。”

灯关了。阳台上的两盆兰花在夜色里安安静静的。远处的台北还在亮着，像一座不眠的城。但陈建国已经不看它了。他躺在床上，听着秀枝的呼吸声，慢慢闭上了眼睛。

三个月，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这个小小的家，这条窄窄的巷子。他想起那个山东老头说的话：哪都一样，过日子嘛。

他翻了个身，沉沉睡去。窗外，台北的夜，和厦门的夜，和北京的夜，和成都的夜，其实没什么不同。都是千家万户的灯，都是平凡人的日子。

明天还要换灯呢。

陈建国换灯那天，陈明正好休息。他搬了梯子来，站在底下扶着。陈建国爬上去拆旧灯罩，灰尘落了一脸。秀枝在旁边递抹布，嫌他笨手笨脚。

“往左拧，往左。”

“我知道，别催。”

灯罩卸下来，里面全是死掉的小虫和灰絮。陈明皱着眉往后退了一步。陈建国把新灯管装上，拧紧，跳下梯子去按开关。白光一下子铺满了客厅，亮得有些刺眼。秀枝眯了眯眼，说太亮了，换一个。陈建国说亮才好，省得你看手机费眼睛。秀枝白了他一眼，没再坚持。

陈明靠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俩拌嘴。他忽然说：“爸，你这次去大陆，感觉怎么样？”

陈建国把旧灯管装进塑料袋，坐在陈明旁边。

“就那样。”

“什么叫就那样？”

陈建国想了想。

“大是真大。人多，楼高，路宽。跟我们这边不一样。”

陈明在科技公司上班，平时也看新闻，对大陆的事知道一些。他问：“你觉得他们过得比我们好还是差？”

陈建国没有马上回答。他想起南安那棵榕树底下的老人，想起成都茶馆里打麻将的人，想起重庆朝天门码头挑担子的棒棒军。那些人脸上有笑，也有愁。跟台北巷口面摊的老板一样，跟开出租车的自己一样。

“不好比。”他说，“各有各的过法。”

陈明点点头，没再追问。他起身去厨房倒水，路过秀枝身边时问：“妈，你们明年真还去？”

“去。看你大姨。”

“那我也去。”

秀枝愣了一下。

“你请得了假？”

“年假攒着没用。去看看。”

秀枝看了陈建国一眼。陈建国没说话，但嘴角弯了一下。

陈明回公司上班后，陈建国把出租车买了回来。还是原来那辆，车行老板给他留着，说知道他会回来。陈建国把车里里外外洗了一遍，换了座套，挂上新的平安符。第一天出车，他沿着台北的街道慢慢开，从大直到内湖，从公馆到淡水。路还是那些路，红绿灯还是那些红绿灯，但他觉得有些不一样了。

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

中午他在路边吃面，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西装革履的，一边吃面一边看手机。年轻人接了个电话，说的是普通话，但带着大陆口音。陈建国多听了几句，年轻人说他在台北做交换生，下个月要回上海。挂了电话，年轻人抬头看见陈建国在看他，笑了一下。

“老板，你是开出租的？”

“嗯。”

“台北好地方。”

“还行。你是上海来的？”

年轻人点头。

“来半年了。快回去了。”

“上海怎么样？”

年轻人想了想。

“跟台北差不多。都是大城市，都堵车，都房价高。”

陈建国笑了。

“那你还来？”

“来看看嘛。不看怎么知道一样不一样。”

年轻人吃完面走了。陈建国坐在面摊前，看着他的背影。他想起在南京中山陵碰到的那个老头，也是一个人来的。老头说他在台湾当过兵，后来回大陆了。陈建国问他台湾好还是大陆好。老头说都好。陈建国说只能选一个呢。老头想了很久，说选不出来。

陈建国当时觉得老头在敷衍他。现在他觉得，老头说的是实话。

晚上回家，秀枝在厨房做饭。陈建国把车钥匙放在玄关的盘子里，换了拖鞋。秀枝探头出来。

“今天跑了多少？”

“一千二。”

“不错。”

陈建国走到厨房门口，靠着门框看她。秀枝在炒青菜，锅铲翻得利索。她最近精神好了，脸色也红润了些。大概是大陆那趟走下来，心里的结松了一些。

“秀枝。”

“嗯。”

“你说你爸当年为什么去台湾？”

秀枝的手停了一下。

“他说是跟着部队走的。那时候他十七岁，在街上卖甘蔗。部队经过，有人拉他，他就跟着走了。”

“他没想过回来？”

“想过。后来结了婚，有了我们，就回不来了。”秀枝把青菜盛出来，“他走的时候，家里还有妈和弟弟。后来他妈没了，弟弟也没了。他就再也没提过回去。”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

“你替他回去了。”

秀枝端着盘子往外走，经过他身边时停了一下。

“嗯。替他回去了。”

吃饭的时候，陈建国说陈明也要去大陆。秀枝说知道，他跟我说了。陈建国说那明年我们三个一起去。秀枝说好。两个人埋头吃饭，电视开着，播的是新闻。新闻里在说两岸的事，陈建国听了几句，换了台。

他不想听那些。他想听秀枝说菜市场的菜价，想听陈明说公司的破事，想听楼下面摊老板的吆喝声。那些才是他的日子。

八月，陈明公司放高温假，说要带他们去花莲玩。秀枝说不去，太热了。陈明说去嘛，我订了民宿。秀枝看了陈建国一眼。陈建国说去吧，我开车。

他们沿苏花公路往南走。太平洋在右边，山在左边。陈建国开得很慢，让秀枝看风景。秀枝趴在车窗上，看着海，说比长江好看。陈建国说长江是江，这是海，不一样。秀枝说我知道不一样，我就是说说。

陈明坐在后座，用手机拍视频。他说要发到公司的群里，让同事羡慕。秀枝说你别拍了，好好看。陈明说拍下来慢慢看。陈建国从后视镜里看了儿子一眼，觉得他像年轻时候的自己。什么都想抓住，什么都想留下来。后来才知道，有些东西留不住，只能记在心里。

到了花莲，他们在七星潭待了一下午。秀枝坐在石头上捡石头，陈明在海边踩水，陈建国在树荫下打盹。风吹过来，带着咸味。他梦见自己在大陆，站在那棵榕树底下，树上有鸟叫。他想掏弹弓，但摸不到口袋。然后他醒了，看见秀枝坐在旁边，手里攥着几颗石头。

“醒了？”

“嗯。几点了？”

“四点多。陈明说晚上去夜市。”

陈建国坐起来，揉了揉脖子。秀枝把石头递给他看，有白的，有灰的，有带花纹的。陈建国挑了一颗扁扁的，说这个可以打水漂。秀枝说那你打一个。陈建国站起来，走到海边，把那颗石头扔出去。石头在浪尖上跳了三下，沉了。

秀枝拍手。

“三下。不错。”

陈建国拍拍手上的沙。

“年轻时候能打七下。”

“吹牛。”

陈建国笑了笑，没争。他站在海边，看着太平洋。海的那边，是大陆。他刚从那里回来，走了三个月，看了很多东西。但现在站在这边看，又觉得那边很远。

晚上在夜市，陈明吃了三碗面线，秀枝吃了一盘蚵仔煎，陈建国吃了两根香肠。吃饱了，三个人慢慢往民宿走。花莲的夜很静，街上没什么人。陈明走在前面，戴着耳机听歌。秀枝挽着陈建国的胳膊，慢慢地走。

“建国。”

“嗯。”

“你说我们这辈子，还能去多少地方？”

陈建国想了想。

“想去哪就去哪。”

“我是说，我们还能走多久。”

陈建国低头看着脚下的路。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叠在一起。

“走到走不动为止。”

秀枝没有接话，但胳膊挽得更紧了。

回到台北，日子又恢复了原样。陈建国每天出车，秀枝去菜市场，陈明上班。偶尔周末三个人一起吃顿饭，说的都是些平常事。但陈建国觉得，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他说不上来，但他能感觉到。

有一天下午，他在台北车站排队等客。一个老太太上了车，说去淡水。陈建国开了四十分钟，老太太一直在看窗外。到了淡水，老太太说去老街。陈建国把车停在老街口，老太太付了钱，下车前问他：“师傅，你是本地人？”

“是啊。”

“淡水有什么好看的？”

陈建国想了想。

“看海。看夕阳。看人来人往。”

老太太笑了。

“那就去看看。”

她下车走了。陈建国坐在车里，看着她的背影。老街人很多，游客举着手机到处拍。他想起在大陆的时候，那些景点也是这样，到处都是人。人看人，人挤人。但人们还是要去，要去看看别处的生活。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趟大陆之行，不是去看风景的。是去看人的。看那些跟他一样的人，在不一样的地方，过着差不多的日子。

他发动车子，掉头回台北。路上接到秀枝的电话，说晚上吃火锅。陈建国说好。挂了电话，他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十月的台北，风里带着秋天的味道。他想，明年去大陆，得带陈明去看看那棵榕树。那棵树底下，有秀枝他爸的弹弓，有秀枝的玻璃弹珠，也应该有陈明的东西。

放什么呢？他还没想好。但总会有的。

日子一天天过。陈建国的出租车在台北的街巷里穿行，载着各种各样的人。有赶飞机的商人，有去医院的老太太，有放学的高中生。每个人上车都说一个目的地，然后沉默或者聊天。陈建国听着他们说话，有时候插一句，有时候不插。

他想起自己在大陆坐过的那些车。厦门的出租车，北京的大巴，重庆的轻轨，成都的地铁。那些车上的司机和乘客，跟台北的没什么不同。都急急忙忙的，都在赶路，都想过好日子。

有一天晚上，他收车回家。秀枝已经睡了，客厅的灯留着。桌上放着给他留的饭菜，用罩子盖着。他坐下来吃饭，看见旁边放着一封信。是秀兰姐寄来的，说老房子要拆迁了，让他们有空回去看看，把东西收拾收拾。

陈建国端着碗，看了两遍信。然后他走到卧室，秀枝睡得正香。他轻轻推了推她。

“秀枝。”

“嗯……”

“秀兰姐来信了。说房子要拆。”

秀枝睁开眼。

“什么时候？”

“没说。让回去看看。”

秀枝坐起来，揉了揉眼睛。

“那去。”

“明年春天？”

“春天。”

秀枝又躺下了。陈建国站在床边，把信折好，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他回到厨房，继续吃饭。饭菜凉了，但他吃得很慢。他在想那套房子。两室一厅，六楼，没电梯。阳台上能看到海。楼下有棵芒果树，夏天掉一地果子。那是秀枝的爸没住过的房子，也是秀枝的姐住了几十年的房子。

要拆了。

他吃完饭，洗了碗。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的巷子。面摊已经收了，巷子空荡荡的。远处的新光三越还亮着，像一根柱子。他掏出手机，翻到那张榕树的照片。树很大，树下的人很小。他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关掉手机，回了屋。秀枝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陈建国躺下来，听着她的呼吸声。窗外的台北，和厦门的夜，和北京的夜，和成都的夜，其实真的没什么不同。

都是普通人的日子。都是过日子。

他闭上眼睛。明天还要出车。

秀兰姐的信在茶几上搁了三天，秀枝每天拿起来看一遍，又放回去。陈建国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没问。有些事，问了反而添乱。第四天早上，秀枝一边煎蛋一边说：“票订了，下周三。”陈建国嗯了一声，把豆浆端上桌。陈明从房间里探出头，说他请好假了，下周三一起走。秀枝把煎蛋翻了个面，油花溅到手背上，她嘶了一声，陈建国赶紧递过抹布。

这次去厦门，三个人只带了一个箱子。陈明背了个包，装着他的电脑和相机。秀枝说就去几天，用不着大包小包。陈建国想起上次他们拎着两个大箱子出门，像搬家似的，觉得有些好笑。飞机上，秀枝靠着窗睡着了。陈明在旁边翻一本讲台湾历史的书，翻了几页就塞回包里，说看不进去。陈建国问他怎么了。陈明说，书上写的跟我去过的感觉不一样。陈建国说，那就别看了，自己去看。

秀兰姐在机场等着，比上次瘦了些。她看见陈明，摸了摸他的头，说长这么大了。陈明叫她大姨，声音有点生。秀兰姐笑了笑，说像你妈年轻时候。秀枝在旁边撇嘴，说哪里像。秀兰姐说，眼睛像。

回到那套老房子，秀兰姐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客厅里堆着几个纸箱，贴着标签。阳台上的花送人了，只剩下一盆光秃秃的茉莉。秀枝站在阳台上，看着对面新盖的楼盘。楼很高，遮住了原来的海景。

“什么时候拆？”秀枝问。

“说是年底。”秀兰姐端了茶出来，“补偿款已经谈好了。够我换个小房子，剩点养老。”

秀枝接过茶，没喝。她看着那盆茉莉。

“这个我带走。”

“你带得走吗？”

“带得走。放行李箱里。”

秀兰姐没再说什么。她坐下来，看着陈明在屋里转悠。陈明这儿看看那儿摸摸，像个来参观的游客。他走到一面墙前停住了。墙上贴着一张旧地图，是福建省的，已经发黄了。地图上有些地方用红笔画了圈，旁边写着字。字迹很淡，陈明凑近了看。

“大姨，这是什么？”

秀兰姐走过去看了一眼。

“你外公画的。他刚来的时候，凭着记忆画的。圈的是他记得的地方。”

陈明仔细看那些字。有的写着“老家”，有的写着“码头”，有的写着“学校”。他找到南安那个圈，旁边写着一行小字，被时间磨得几乎看不清。他辨认了半天，念出来：“榕树底下，弹弓。”

秀枝走过来，站在他旁边。她看着那行字，伸手摸了摸，手指上沾了一层灰。

“爸写的。”

陈建国站在客厅里，看着墙上那张地图。他想起在南安，秀枝把玻璃弹珠塞进树根底下的洞里。那个洞还在。弹珠应该也还在。

下午，秀兰姐带他们去菜市场。这是她最后一次来这个菜市场了，她跟每一个摊主都打招呼，说以后搬走了，不来了。卖鱼的老陈说，你搬哪儿去，我开三轮给你送。秀兰姐说不用，你忙你的。老陈说，几十年的老邻居了，送一趟应该的。秀兰姐眼眶红了，转过头去挑菜。

陈建国在旁边看着，心里有些堵。他想，秀兰姐在这住了几十年，这条街这些摊这些人，都是她的日子。搬走了，日子就断了一截。但日子还得过。新的地方，新的摊，新的人。慢慢就熟了。

晚上吃饭，秀兰姐做了满满一桌菜。都是福建菜，海蛎煎、沙茶面、五香卷、土笋冻。陈明吃得满嘴流油，说大姨你手艺比我妈好。秀枝拿筷子敲他，说那你别回去了，跟你大姨过。陈明嘿嘿笑。

吃完饭，秀兰姐从柜子里翻出一本相册。很旧了，封面的塑料膜已经裂开。她翻开第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四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个小女孩。男人很瘦，穿着中山装，女人扎着两条辫子，两个小女孩一高一矮，矮的那个大概三四岁，被女人抱在怀里。

“这是你外公外婆。”秀兰姐指着照片说，“你妈那时候还小。”

秀枝看着那张照片，手指在照片上轻轻碰了一下。

“我记不清妈的样子了。”

“你那时候才四岁。后来妈没了，爸就把你送到我这边。再后来，我也走了。”

秀兰姐翻到下一页。是秀兰姐年轻时候的照片，在工厂门口，穿着工装，扎着马尾。旁边站着一个男人，是姐夫。再往后，是陈明小时候的照片，胖乎乎的，坐在学步车里。

陈建国凑过去看，笑了。

“这张我记得。在台北拍的。”

“寄来的。”秀兰姐说，“那时候两岸通邮了，爸高兴得不得了。拿着照片到处给人看，说这是我外孙。”

秀枝翻到最后一页。照片很少，只有几张。最后一张是秀兰姐和姐夫在厦门海边拍的，背景是鼓浪屿。姐夫很瘦，脸色不太好，但笑着。

“什么时候拍的？”

“前年。他走之前三个月。”

秀枝合上相册，抱在怀里。

“这个给我。”

“本来就是给你的。”

那天晚上，陈明在阳台上站了很久。陈建国走过去，站在他旁边。厦门四月的晚上很舒服，风里带着海水的咸味和隔壁人家的饭菜香。远处有船在鸣笛，低沉沉的。

“爸。”

“嗯。”

“外公当年为什么去台湾？”

陈建国想了想。

“他说跟着部队走的。那时候他十七岁，什么都不懂。人家拉他，他就走了。”

“他后悔吗？”

“不知道。他没说过。”

陈明看着远处。楼下那棵芒果树开花了，一簇一簇的，在路灯下白蒙蒙的。有风吹过，花瓣落了几片，飘到阳台上。

“我今天看那本地图，觉得他挺想家的。”

“应该想。”

“但他回不来。”

“嗯。回不来。”

陈明沉默了一会儿。

“那我们现在能来，是不是应该多来？”

陈建国转头看着儿子。陈明的侧脸在夜色里很年轻，下巴上冒出了一点胡茬。他想起陈明小时候，也是这样站在阳台上，仰着头问他为什么月亮会跟着走。那时候他答不上来。现在他想，有些事，不需要答上来。去做就行了。

“明年还来。”他说。

“每年都来？”

“每年都来。”

陈明笑了。

“那我也每年都来。”

两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厦门的夜。远处的高楼亮着灯，近处的老街安静下来。楼下那棵芒果树，花瓣落了一地。陈建国想起台北巷口的面摊，想起南安那棵榕树，想起北京的长城，想起成都的茶馆。那些地方，那些树，那些花，那些人。都是日子。

他掏出手机，翻到那张榕树的照片。看了几秒，然后递给陈明。

“这是你妈塞弹珠的那棵树。”

陈明接过去看。

“下次去，我也塞一个。”

“塞什么？”

陈明想了想。

“塞颗石头。从花莲捡的。”

陈建国笑了。

“行。”

第二天，他们去南安。秀兰姐走不动了，留在厦门。陈建国开车，带着秀枝和陈明走高速。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南安还是那个样子，车站不大，街上人不多。陈建国凭着记忆找到那条街，那棵榕树还在。

树比上次来的时候更绿了，新叶子长满了枝头。树底下还是那几个老人在下棋，旁边围着看热闹的。秀枝站在树前，仰头看了很久。然后她蹲下来，摸到树根底下那个洞。洞口还是光滑的，里面黑黢黢的。她伸手进去摸了摸，摸到了那颗玻璃弹珠。她把它掏出来，弹珠上沾着土，但还完好。

陈明蹲在她旁边。

“妈，这个就是你上次塞的？”

“嗯。”

“还塞回去吗？”

秀枝把弹珠放在手心搓了搓。

“塞回去。”

她把弹珠放回洞里，拍了拍手上的土。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新的，是她在厦门买的，蓝色的，比原来那颗大一点。她把它放在洞口，推了进去。

“这颗给你。”她说，对着树，也对着树底下。

陈明从包里掏出一颗石头，白色的，圆圆的，是在花莲七星潭捡的。他也塞进洞里，跟那两颗弹珠挤在一起。

“我放这儿了，外公。”

陈建国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娘俩蹲在树底下。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的，落在他们身上。那几个下棋的老人往这边看了几眼，又转回去继续下。

陈建国掏出手机，拍了张照。树很大，树下的人很小。但树下有人，树就活着。

从南安回来，他们在厦门又住了两天。秀兰姐把房子里的东西分好了，该带的带走，该送的送人。最后只剩下一面墙上的地图。秀兰姐说这个带不走，拆了就没了。秀枝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把它拍了下来。

“回去打印出来。”她说。

秀兰姐点点头。

临走那天，秀兰姐把她们送到楼下。她站在芒果树底下，看着他们上车。陈明摇下车窗，朝她挥手。

“大姨，明年见。”

“明年见。”

车子开出去一段，陈建国从后视镜里看见秀兰姐还站在树下。芒果树的花期快过了，地上落了一层，白白的，像雪。秀兰姐站在那层白上面，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拐个弯，看不见了。

秀枝坐在副驾驶，怀里抱着那盆茉莉。她没回头，但陈建国看见她在擦眼睛。

“别哭了。”他说。

“没哭。风大。”

陈建国把车窗摇上来。风进不来了。秀枝还是擦了一下眼睛。

回到台北，日子又接上了原来的轨道。陈建国出车，秀枝买菜，陈明上班。但那盆茉莉放在阳台上，每天浇水。新的叶子长出来了，绿油油的。秀枝说，等开花了，摘几朵放在床头。

有一天晚上，陈建国收车回来，看见陈明在客厅里对着电脑。他凑过去看，是一张图。陈明把那张地图的照片导进电脑，正在一点一点描。描好的地方重新上了色，标上了现在的名字。南安那个圈旁边，他加了一行小字，是打印出来的，贴在旁边：榕树底下，弹珠。

“弄这个干嘛？”

“打印出来。挂墙上。”

“挂哪？”

“客厅。饭桌旁边。”

陈建国看了看那张图。图上那些被红笔圈过的地方，现在都有了新的标注。有的地方变了名字，有的地方还在。陈明描得很细，把每一条路都画了出来。

“你外公要是看到这个，肯定高兴。”

陈明抬起头。

“真的？”

“真的。他画那个地图，就是想让人知道。你标注了，他就知道了。”

陈明笑了。他转回去继续弄。陈建国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去洗澡。热水浇在背上，他想起在南安那棵榕树底下，秀枝蹲着塞弹珠的样子。也想起陈明塞石头的样子。两颗弹珠，一颗石头。树根底下的洞，大概满了。

满了就满了。以后还会有新的东西。

他洗完澡出来，秀枝已经在床上躺着了。她看见他进来，翻了个身。

“明天去买点橘子。陈明说想吃。”

“行。”

“再买点排骨。炖汤。”

“行。”

“你明天跑哪？”

“城里转转。有几个老客户约了。”

“别太晚。”

“知道。”

陈建国躺下来。秀枝把手搭在他胳膊上。外面的巷子已经安静了，只有远处偶尔有车经过。他听着秀枝的呼吸，慢慢变沉，变匀。

明天还要出车。还要买橘子。还要炖汤。日子就是这样，一件接一件，没完没了。但没完没了才好。没完没了，就还在过。

他闭上眼睛。阳台上的茉莉，安安静静的。那盆花，从厦门到台北，从旧房子到新房子，跟着他们。等它开了花，摘几朵放在床头。秀枝说的。

他记住了。

四月末的台北，雨下得没完没了。陈建国把车停在路边，等一个预约的客人。雨刷来回摆，挡风玻璃上水流成河。他熄了火，听着雨点砸在车顶，砰砰砰，像有人在天上往下倒豆子。手机响了，是秀枝。

“回来的时候买把葱。家里的用完了。”

“知道了。”

“还有酱油。快没了。”

“好。”

挂了电话，他翻了翻手机上的备忘录。这半年他养成个习惯，秀枝交代的事都记下来，不然转头就忘。备忘录里长长一串：葱、酱油、陈明的运动鞋、阳台的花肥、给秀兰姐寄的凤梨酥。都是些小事，但没有一件可以不做。

客人迟到了十分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上车就说去内湖。陈建国应了一声，打转向灯汇入车流。女人坐在后座打电话，说的是生意上的事，语气很急。陈建国听着，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也这样，急着挣钱，急着养家，急着把日子过好。后来发现急不来。日子不管你急不急，都是一天一天地过。

送完客人，他绕道去了一趟菜市场。雨小了些，摊贩们支着雨棚，地上湿漉漉的。陈建国买了葱和酱油，又看见有卖橘子的，想起陈明爱吃，就挑了几个。付钱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秀枝发来的照片，阳台上那盆茉莉开了，三朵，白色的，花瓣上沾着水珠。

他看着那张照片，嘴角弯了弯。回了一行字：“好看。”

秀枝秒回：“摘了放床头了。”

陈建国把手机揣进口袋，拎着东西往车边走。路过一个花摊，摊主正在收摊。他看见一束粉色的雏菊，用旧报纸裹着，花瓣被雨打得有些蔫。他停下来，问多少钱。摊主说五十。他掏了钱，把那束花买下来。摊主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先生送太太啊。陈建国嗯了一声。

回到家，秀枝正在厨房做饭。陈建国把菜放在台面上，把那束花递过去。秀枝愣了一下。

“买这个干嘛？”

“看见就买了。”

秀枝接过花，低头闻了闻。雏菊没什么香味，但她还是闻了一下。然后她找了个玻璃瓶，装上水，把花插进去，放在餐桌上。

“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我一直很大方。”

秀枝白了他一眼，转身继续炒菜。陈建国去洗手，换了家居服。陈明还没回来，说加班。两个人先吃，秀枝把菜拨出一份留着。吃饭的时候，秀枝说秀兰姐打电话来了。

“说什么了？”

“说新房子弄好了。小是小了点，但楼下有公园，早上可以去打太极。”

“那就好。”

“她还说，让我们夏天去住几天。她那有地方。”

陈建国夹了一筷子青菜。

“去吗？”

“去。陈明说他也去。”

“那就去。”

秀枝放下筷子，看着他。

“陈建国，你说我们这半年，去了多少趟了？”

陈建国想了想。

“两趟。三月一趟，这马上又要去。”

“你说我们是不是跑得太勤了？”

“勤不好吗？”

秀枝端起碗，扒了一口饭。

“好是好。就是费钱。”

陈建国笑了。

“钱挣来就是花的。”

秀枝瞪了他一眼。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陈建国愣了一下。他想起以前，那时候他开出租车，一个月挣五万多台币，扣掉车租油钱，剩三万多。秀枝在工厂做工，一个月两万八。两个人加起来六万，在台北过日子，紧巴巴的。那时候他总说钱不够用，秀枝买件衣服他都要念叨。后来秀枝不买了，把钱省下来给陈明交学费。他那时候觉得，日子就得省着过。省一分是一分。

现在他还是开出租车，一个月还是挣那么多。但心态不一样了。他想起在大陆那三个月，看见那些小摊贩、那些棒棒军、那些茶馆里打麻将的老人。那些人也没多少钱，但过得有滋有味。他那时候想，钱多钱少，都是过日子。但过法不一样。

“以前是以前。”他说。

秀枝没有再说什么。她吃完饭，去厨房洗碗。陈建国坐在客厅里，看着餐桌上的雏菊。粉色的花瓣在灯光下很柔和。阳台上的茉莉也开着，香味淡淡的，飘进来。两种味道混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香，但挺好闻。

陈明回来的时候快十点了。他进门先喊饿，秀枝从厨房端出留的饭菜。陈明一边吃一边说公司的事，说新来的主管不好伺候，天天加班。秀枝说那就换一个。陈明说哪有那么容易。陈建国坐在旁边听着，没插话。

陈明吃完，去阳台看了看茉莉。他回来说：“爸，那盆花长新芽了。”

“嗯。你妈天天伺候。”

“我大姨那边，新房子有阳台吗？”

“有。楼下还有公园。”

陈明点点头。

“那挺好。”

他回房间了。陈建国和秀枝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放的是老电影。秀枝看了一会儿，头一歪，靠在沙发上睡着了。陈建国把电视声音调小，拿了条毯子给她盖上。然后他坐在旁边，看着她睡觉。

秀枝的头发又白了几根，额头的皱纹也深了。但她睡着的样子很安稳，嘴唇微微抿着，像在做一个好梦。陈建国想起他们刚结婚的时候，秀枝睡觉不老实，总踢被子。他每天晚上要给她盖好几次。后来有了陈明，秀枝的睡相就变了，变得很轻，孩子一哭她就醒。再后来，孩子大了，她的睡相又变了，变得很沉，大概是因为太累了。

他伸手把她的头发拨到耳后。秀枝动了一下，没醒。

陈建国站起来，走到阳台上。雨停了，空气很干净。楼下的巷子里，面摊又支起来了，老板在擦桌子。几个客人坐在摊前，有说有笑的。他想起成都那个茶馆，想起南安那棵榕树底下的棋局，想起厦门菜市场里秀兰姐跟摊主道别的样子。那些画面在他脑子里存着，像一本相册。偶尔翻出来看看，心里就暖一下。

他掏出手机，翻到那张榕树的照片。看了几秒，然后翻到下一张。是秀兰姐家那面墙上的地图。再下一张，是陈明在花莲七星潭捡石头。再下一张，是秀枝在南安塞弹珠。他一张一张翻过去，翻到最后一张。是前天拍的，阳台上的茉莉，三朵花，白色的。

他关掉手机，回到客厅。秀枝还在睡。他把她抱起来，送到卧室。秀枝嘟囔了一句什么，翻了个身，继续睡。陈建国给她盖好被子，关灯，带上门。

他坐在客厅里，把那束雏菊换了个位置，放在电视柜上。电视柜上还摆着那张榕树的照片，是他打印出来的，装在相框里。旁边是陈明描的那张地图，也裱好了，挂在墙上。还有一张全家福，是在花莲拍的，三个人站在海边，笑得很傻。

他看着这些。照片、地图、花。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但把它们凑在一起，就是他的日子。

陈明从房间里探出头。

“爸，还不睡？”

“睡了。你早点睡。”

陈明哦了一声，缩回去。陈建国站起来，关了客厅的灯。他站在黑暗中，听着这个家的声音。冰箱在嗡嗡响，阳台上有风，把茉莉的香味送进来。远处有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缝里扫了一下，又暗了。

他走进卧室，躺在秀枝旁边。秀枝翻了个身，把手搭在他胳膊上。他没有动。窗外的月亮从云里露出来，照在地板上，白白的。他想起在大陆的那些夜晚，厦门的、北京的、成都的，月亮好像也是这样。不管在哪，月亮都是同一个月亮。日子也是同一个日子。只是过的人，慢慢不一样了。

他闭上眼睛。明天还要出车。还要买菜。还要给秀兰姐寄凤梨酥。日子排着队，一件接一件。他不着急了。一件一件来，总能做完。

六月，他们又去了厦门。这次坐的是船，从台北到厦门，走小三通。秀枝说想看看海上的日出。陈建国说那得起多早。秀枝说那就早起。陈明说你们去吧，我在家看狗。秀枝说家里没狗。陈明说那就看花。

结果三个人都去了。早上四点半起床，五点坐上车去基隆港。船六点半开，天刚蒙蒙亮。秀枝站在甲板上，扶着栏杆。陈建国站在她旁边，陈明在后面拍照。海风很大，把秀枝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不管，一直看着东边。

太阳出来的时候，海面上铺了一层金。秀枝说：“比阿里山的日出好看。”陈建国说：“你去过阿里山？”秀枝说：“年轻时候去过。跟你。”陈建国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时候他们刚结婚，穷得叮当响，但还是挤出了钱去了一趟阿里山。住最便宜的民宿，吃泡面，但很开心。后来就再也没去过。

“下次去阿里山。”他说。

“真的？”

“真的。”

秀枝笑了。风吹过来，她把头发拢到耳后。太阳越升越高，海面上的金色慢慢变成了白色。陈建国看着那片海，想起在大陆见过的那些水。长江、嘉陵江、西湖、太湖。每一条水都不一样。但都流着，都活着。

船到厦门的时候，秀兰姐在码头等着。她穿了件新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见他们下船，她迎上来。

“路上顺利吗？”

“顺利。”

“走，回家。我炖了汤。”

新房子在一个老小区里，三楼，有电梯。不大，一室一厅，但收拾得很干净。阳台上摆着几盆花，秀兰姐说是楼下花店买的。楼下确实有个公园，不大，但树多。早上有人在打太极，晚上有人跳广场舞。

陈明趴在阳台上往下看。

“大姨，这比原来那好。”

“好什么。小多了。”

“但方便。有电梯。”

秀兰姐笑了。

“这倒是。老了，爬不动楼了。”

在厦门的几天，日子很闲。早上秀兰姐去打太极，秀枝跟着去。陈建国在楼下吃面，然后去公园看人下棋。陈明拿着相机到处拍。中午回来吃饭，下午睡觉，晚上去海边散步。日子慢得像泡在温水里。

有一天下午，陈建国在公园里看人下棋。旁边坐着一个老头，也是来看棋的。两个人聊起来，老头说他儿子在深圳工作，一年回来两趟。陈建国说儿子在台北，也忙。老头说，孩子忙是好事。陈建国说，是。老头又说，但忙得见不着，也不好。陈建国没接话。他想起陈明最近确实瘦了，眼圈发黑。他打算回去跟陈明说说，别太拼。

晚上吃饭，陈建国提了一句。陈明说不拼不行，公司竞争大。秀枝说身体要紧。陈明说知道。秀兰姐说，你爸说得对。陈明不说话了，低头扒饭。

秀枝看了陈建国一眼。陈建国没再说什么。有些话，说一遍就够了。说多了，反而没用。

临走那天，秀兰姐把一包东西塞给秀枝。是干货，香菇、木耳、笋干。秀枝说太多了。秀兰姐说拿着，给陈明炖汤。秀枝接过来，眼眶红了。

“姐，你一个人，好好的。”

“我好好的。你们也是。”

陈建国站在旁边，看着姐妹俩道别。他想起上次在这送别，芒果树开满了花。现在芒果树结了果，青青的，挂在枝头。秀兰姐说，等熟了，给你们寄。陈建国说好。

回台北的船上，秀枝靠着窗睡着了。陈明在看相机里的照片，一张一张翻。陈建国坐在旁边，看着海。他想起这半年，去了三趟大陆。每次去，都觉得不一样。第一次是新鲜，第二次是熟悉，第三次，像是走亲戚。秀兰姐就是亲戚。那套老房子，那棵芒果树，那个菜市场，都是亲戚的一部分。现在老房子拆了，芒果树还在。秀兰姐搬了，菜市场还在。

他转头看了看秀枝。她睡得很沉，嘴巴微微张着。陈建国伸手把她的头扶正，让她靠得舒服些。秀枝动了一下，没醒。

船在海面上走，浪不大。陈建国看着远处的海平线，想起南安那棵榕树。树底下那个洞，里面有三样东西。两颗弹珠，一颗石头。那是他们一家三口放的。下次去，还得放点什么。

放什么呢？他还没想好。但总会有东西放的。

回到台北，七月了。天热起来，阳台上的茉莉开得更旺了。秀枝每天摘几朵，放在床头。整个卧室都是茉莉的香味。陈明换了工作，新公司不用天天加班。秀枝高兴，说这下好了，能按时吃饭了。陈明说，工资少了一点。秀枝说，少就少，人要紧。

陈建国还是开出租车。有一天载了一个客人，是从大陆来的。客人说他是福建人，来台北出差。陈建国问他福建哪的。客人说南安。陈建国愣了一下。

“南安？”

“是啊。你去过？”

“去过。那有棵大榕树。”

客人笑了。

“那树还在。我小时候在底下玩过。”

陈建国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我也在底下放过东西。”

“什么东西？”

“弹珠。”

客人哦了一声，没再问。陈建国也没有多说。有些事，说了别人也不一定懂。但他知道，在那棵榕树底下，有他的东西。两颗弹珠，一颗石头。是他儿子放的，他老婆放的。下次去，他也放一个。

放什么呢？他想了很久。最后他决定，放一颗台北的石头。在淡水海边捡的，白白的，圆圆的。跟陈明那颗有点像，但不一样。

他打定主意，心情好了起来。客人下车的时候，他说了声谢谢。客人说谢什么。他说，没什么。就是谢谢。

客人走了。陈建国坐在车里，看着台北的街。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的，都在赶路。他想起在大陆见过的那些人，也是匆匆忙忙的。大家都在赶路，赶着去过日子。

他发动车子，汇入车流。晚上回家，秀枝在做饭。陈明在阳台浇花。那盆茉莉开得满枝都是，白色的花一朵挨一朵，香味浓得化不开。

陈建国站在客厅里，看着他们娘俩。秀枝回头看了他一眼。

“回来了？”

“回来了。”

“洗手吃饭。”

“好。”

他去洗手。水哗哗地流。他搓着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黑了，瘦了，但精神还行。他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纠结要不要去大陆。现在不用纠结了。想去就去。日子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他关掉水龙头，擦了手，走到餐桌旁。秀枝端了菜上来，陈明从阳台进来。三个人坐下，开始吃饭。电视开着，放着新闻。陈建国夹了一筷子菜，嚼了两口。味道不错。

他端起碗，扒了一口饭。日子在碗里，在菜里，在对面两个人的脸上。他吃得很慢，很认真。

窗外，台北的夜来了。万家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跟厦门的，跟南安的，跟北京的，跟成都的，没什么不同。都是灯。都是日子。

他吃完饭，去阳台上站了一会儿。茉莉的香味一阵一阵的。楼下的巷子里，面摊又支起来了。老板在吆喝，客人在说笑。他听着那些声音，觉得踏实。

明天还要出车。还要买菜。还要给秀兰姐打电话。日子排着队，没完没了。他等着。

八月台风来的时候，陈建国正在路上跑车。雨刮器开到最快档也刮不干净，挡风玻璃上一片模糊。他把车停在路边，等雨小些再走。手机响了，是秀枝。

“你在哪？”

“路上。雨太大，停着。”

“快回来。阳台上的花盆倒了。”

“知道了。”

他调头往家开，雨刷拼命地摆。到家时秀枝正拿着拖把在客厅里拖水，阳台的推拉门开着，风把雨吹进来，地板上湿了一片。陈建国赶紧过去把门关上，两个人合力把倒下的花盆扶起来。那盆茉莉歪在角落里，枝叶断了些，但根还在。秀枝心疼地摸着断口。

“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大。”

“没事。根没断，还能活。”

两个人把阳台收拾干净。陈建国换了件干衣服，坐在沙发上喘气。秀枝去厨房煮姜汤。外面的风呼呼地叫，雨点砸在玻璃上啪啪响。陈明不在家，说台风天公司也不停工，要值班。

秀枝端了姜汤出来，递给他一碗。自己端着另一碗坐在旁边。两个人听着外面的风雨声，谁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秀枝说：“你说秀兰姐那边怎么样？”

“厦门比台北靠南，应该好点。”

“打个电话问问。”

陈建国拨了秀兰姐的号码。响了几声就接了，秀兰姐声音很正常，说雨不大，风也不大，不用担心。两个人聊了几句，挂了。秀枝松了口气。

台风过境后，台北的街道一片狼藉。树倒了，招牌掉了，路边堆着断枝落叶。陈建国出车的时候开得慢，到处都在清理。他经过大安森林公园，看见好几棵大树连根拔起，横在路上。工人正在用电锯切树干，木屑飞溅。他想起南安那棵榕树，不知道台风有没有影响到。应该没有，那树几百年了，什么没见过。

九月，陈明说想带他们去台东玩。秀枝说刚从厦门回来，又出去。陈明说这次是台湾岛内，花不了多少钱。秀枝看了陈建国一眼。陈建国说去呗。秀枝说那好吧。

他们坐火车去台东。南回线沿着海岸走，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秀枝靠着窗，看着海。陈建国坐在旁边，看着秀枝。陈明在前面几排，戴着耳机，不知道在听什么。

台东比台北安静得多。街道不宽，车不多，人也不多。他们住在一家民宿里，老板娘是原住民，很热情，每天早上做小米粥和飞鱼干。秀枝吃不惯飞鱼干，说太腥。陈建国觉得还行，就着粥吃了两碗。

白天他们去了三仙台、石梯坪、伯朗大道。伯朗大道很长，两边都是稻田，绿油油的。陈建国租了辆电动车，载着秀枝慢慢开。风吹过来，稻浪一层一层的。秀枝搂着他的腰，说这里比池上好。陈建国说你去过池上？秀枝说电视上看的。陈建国笑了。

晚上在民宿的院子里坐着，老板娘生了火，烤飞鱼。陈明拿着相机拍星空。秀枝靠在陈建国肩膀上，看着火苗一跳一跳的。

“建国。”

“嗯。”

“你说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最喜欢哪？”

陈建国想了想。去了大陆三趟，走了厦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南安。台湾岛内也去了花莲、台东。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北京的故宫很大，成都的茶馆很闲，重庆的路很陡，南京的台阶很长。但要说最喜欢哪，他说不上来。

“都挺好。”

秀枝没有追问。她看着火，过了一会儿说：“我最喜欢南安那棵榕树。”

陈建国转头看她。

“为什么？”

“因为爸在那里。”秀枝的声音很轻，“他去不了，我们替他去了。他在树底下玩过，后来我们也在树底下放过东西。那个地方，是他的，也是我们的。”

陈建国握着她的手。秀枝的手很暖，被火烤得热乎乎的。

从台东回来，已经是十月了。天气凉了些，阳台上那盆茉莉又开了几朵。秀枝把花摘下来，晒干了装在布袋里，放在衣柜里熏衣服。陈建国闻着衣服上淡淡的茉莉香，觉得日子有了味道。

有一天，他在车上接到一个电话。是秀兰姐打来的，声音有些急。

“国栋走了。”

陈建国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国栋是姐夫的名字。秀兰姐说的是姐夫的一个老兄弟，早年一起在厦门做生意的。秀兰姐说，走得突然，心梗，昨天的事。后事在厦门办，问他们要不要来。

陈建国说，我跟秀枝说一声。

挂了电话，他给秀枝打过去。秀枝沉默了一会儿，说：“去。秀兰姐一个人，得有人陪。”

第二天他们坐船去了厦门。秀兰姐在码头等着，眼睛红肿。看见秀枝，她抱住她哭了。秀枝拍着她的背，没说话。

后事办得很简单。姐夫那个老兄弟没有子女，老伴也走了。几个老朋友帮忙张罗，火化，下葬。秀兰姐一直跟着，忙前忙后。秀枝和陈建国在旁边打下手。陈明也来了，帮着搬东西、跑腿。

下葬那天，天气很好。墓地在一个小山坡上，能看见海。秀兰姐站在墓前，说了几句话。她说老兄弟一辈子不容易，年轻时吃苦，后来做生意赚了点钱，又都赔了。老了孤零零的，好在有朋友。她说，你走了也好，去找我老头了。你们在那边有个伴。

秀枝站在旁边，眼泪掉了下来。陈建国搂着她的肩膀。陈明站在后面，低着头。

从墓地下来，秀兰姐说想去看看老房子。那套房子已经拆了，原址上盖起了新楼。秀兰姐站在楼下看了一会儿。

“以前觉得这房子好。六楼没电梯，爬了十几年。现在拆了，又不舍得了。”

秀枝说：“人就是这样。在的时候嫌，没了又想。”

秀兰姐点点头。

晚上在秀兰姐新家吃饭，秀兰姐做了几个菜，开了瓶酒。三个人喝着，说着过去的事。说姐夫当年怎么追秀兰姐，说秀兰姐怎么从福建嫁过来，说她们的父亲怎么从南安去了台湾。那些事，秀枝听过很多遍，但每次听都不一样。

吃完饭，秀兰姐说：“我打算明年回南安住。”

秀枝愣了一下。

“回南安？”

“嗯。那边有老房子，我收拾收拾还能住。厦门这边太吵了，我想清净清净。”

秀枝想了想。

“也好。离那棵榕树近。”

秀兰姐笑了。

“对。离榕树近。”

从厦门回来，秀枝一路上没怎么说话。陈建国知道她在想什么。秀兰姐要回南安了。那个她们的父亲离开的地方，那个她们去过两次的地方。以后再去，就是去看秀兰姐了。

回到家，秀枝把那盆茉莉搬到客厅里。天凉了，阳台上风大。她每天还是浇水，松土，摘枯叶。陈建国说，这花跟着你，也是遭罪。秀枝说，花哪有遭罪的。有水有土有阳光，就是好日子。

陈建国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花是这样，人也是这样。有水有土有阳光，有家人，就是好日子。

十一月，陈明说公司要派他去上海出差。三个月。秀枝听了，半天没说话。陈明说，就去三个月，过年就回来。秀枝说，那你去吧。陈明说，妈，你不高兴？秀枝说，高兴。你去看看也好。

陈建国在旁边听着。他想起陈明说过想去上海。现在有机会了。

陈明走的那天，秀枝给他装了一箱子东西。衣服、鞋子、常用的药、几包凤梨酥。陈明说太多了，就拿了一个背包。秀枝硬塞给他一个保温杯，说上海冷，多喝热水。陈明接过来，抱了抱她。

“妈，我走了。”

“到了打电话。”

“知道了。”

陈建国送他去机场。路上陈明说，爸，你跟我妈要不要也来上海？陈建国说，等你安顿好了再说。陈明说好。到了机场，陈明背着包往里走，回头挥了挥手。陈建国站在外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回家的路上，陈建国开得很慢。车里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声音。他想起陈明小时候，他送他上学，也是这么看着他跑进校门。那时候陈明背着个大书包，跑起来歪歪扭扭的。现在他背着个背包，走得稳稳当当。

回到家，秀枝坐在客厅里。桌上放着两杯茶，一杯她的，一杯他的。陈建国坐下，端起茶喝了一口。

“走了？”

“走了。”

“哭了没？”

“没哭。大了，有什么好哭的。”

秀枝看着窗外。

“上海冷。”

“他带了厚衣服。”

“不知道他住哪。”

“他会说的。”

秀枝端起茶，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陈建国起身去厨房给她续上热的。回来时，秀枝正在看手机。是陈明发来的照片，候机室的落地窗，外面是飞机。

秀枝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条：“注意安全。”

陈建国坐在她旁边，也看着那张照片。飞机停在跑道上，机头朝着天。再过几个小时，陈明就在上海了。

晚上，陈建国收车回来，秀枝在阳台上浇花。那盆茉莉的叶子有些黄了，秀枝把黄叶摘掉，剩下的叶子绿着。陈建国走过去。

“这花挺过了台风，挺过了秋天。冬天也能挺过去。”

秀枝嗯了一声。

“明年还会开。”

“那就好。”

两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巷子。面摊收了，巷子空空的。远处的新光三越亮着，像一根柱子。风从北边吹来，凉飕飕的。秀枝把外套裹紧了。

“进去吧。”

“嗯。”

陈建国转身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那盆茉莉。叶子绿着，在路灯下泛着暗光。他想起去年在厦门，秀兰姐家那盆光秃秃的茉莉。秀枝带回来，养着养着就活了。现在它挺过了台风，挺过了秋天，还要挺过冬天。明年春天，又会开花。

他关上门。屋里暖和。秀枝在厨房热汤。电视开着，放着老电影。他坐在沙发上，听着厨房里的动静，闻着汤的香味。

明天还要出车。还要买菜。还要等陈明的电话。日子排着队，没完没了。但没完没了才好。

他闭上眼睛，嘴角弯了弯。